到当时政府的腐败，绝不可能保护这些经卷，也绝不可能开展敦煌学的研究，几乎是呼天抢地地说——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这义愤是很有感染力的。但和《内蒙访古》相比，我们就会发现，后辈人更会写文章了。比如对王道士用白灰涂佛像一事，作者是这样写的——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来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究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证，断然不敢这样下笔。因为那些洞窟里的雕像，固然有被涂了石灰水的，可你凭什么说就是王道士做的？为什么不会是多年后一个李道士，或者说是当时政府为了保护雕像不被风蚀而特意涂上去的。——是想象，是推测，也得说在明处，别把什么都说成是真的，就像亲眼见过似的。
这篇文章布局很精巧，共四段，每段都不太长，行文也自然有致，该描述的地方描述，该议论的地方议论，没有化不开的痞块，也没有过多地游离于主题之外的笔墨。然而，读过之后，我的感觉是，作者写这样的文章肯定不轻松。这一点，从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也不难看出。他说，好些年以前他写过一些史论专著，曾有记者撰文说他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自己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到岁月陡增。而他的这些散文，就是当作史论写的，比写史论更难的是，他还得编造莫须有的情节，还得使整个文章像艺术的创造。这该有多难，怎么能轻松得了。记得不久前看一则报道，说是余秋雨对人说，他今后不再写这类文化散文了。往后再也看不到这么有文化的散文了，这该多么让人伤心，看来那句“圣人不出，其如苍生何？”应当改为“圣人隐去，其如苍生何！”
我却只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为我们的文坛悲哀，为我们的年轻读者悲哀。哪有作家风头正健时，突然宣布搁笔的道理？急流勇退，是有这种说法，可那说的多是官场，文坛又不是官场，怎么将官场的运作方式搬到文坛上来了？——莫非真的意识到，再写下去会有什么凶险？笑话，这样的盛世文章，谁敢说有什么违碍的地方？
说白了，是余秋雨的散文原本就不是什么创造，不过是一个也还有些才气的读书人的精心编撰。时间一长，就陷人自己制造的模式之中，难以摆脱，也就难以为继。宜布搁笔，算是一种最体面的逃遁。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余光中是杆秤吗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华读书报》的《家园》版上，有篇李秀生先生的文章，对我谈及余秋雨散文的一篇文章提出批评。其中说，“不管论者是何等的狂妄乃至不可一世……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值一驳，因为其中牵涉到的许多方面都是常识性的东西”，在列举了几个人对余氏散文的评价后，又反问道：“韩先生真的懂了吗？”
我只能说，你还是驳了，我还是不懂。
对余秋雨的散文，我已对某人说过，再不作评价，虽说没多少道理，既已说过，总得恪守不渝。
令我不敢苟同的是，李先生的论证方法。为此要进一句忠言。
在拙文《散文的冷与热》中，我以《道士塔》为例，说，若无确凿的资料，作者不该将王道士给壁画上刷白灰这件事，写得那么详细，“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否则，断然不敢这样信口雌黄”。
李先生不同意，尽可以批驳。可他是怎样批驳的呢？
先是引用了《文化苦旅》出版说明中一句话，肯定余文的特征，接下来说，余文“不是泥古不化，泥泽不通，而是含英咀华、厚积薄发，充满理性与激情的思考……坦对大千、纵横捭阖，以万象为宾客，富于内而溢于外，行文中常有一些生动活泼的形象化语言”。说到这里，就该举个切实的例子，让这些大话都落到实处，这才是写这类文章的常识。李先生偏不这样，而用下面一句话就轻轻地作了结——
如台湾学者余光中所说：“把知识性融入感情，举重若轻。”怎么就成了“信口雌黄”呢？
在这里，作者显然是把余光中作为一杆秤了，这个秤称出来的东西，自然足斤足两，童叟无欺。
余光中的散文，我是看过的。评余秋雨的这段话，出于何处，我不知道，既然李先生引用了，我相信不会有假。这里的关节是，余光中这杆秤准不准。
港台地区，有些人对余光中的散文评价甚高。前些年，花城出版社印行过余氏的散文集《鬼雨》，何龙在代序中说，香港一位学者称余为“文字的魔术师”。余氏在他的散文集《逍遥集》后记里，也说“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金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是够自负的了，但要看做得怎样。
《鬼雨》是余氏散文的名篇，共四节，第一节写自己的孩子不幸夭折，第二节是给一位叫江玲的朋友的信的片段，第三节写埋葬孩子的情景，第四节又是给一位叫文兴的，远在异国的朋友的信，你“握着小情人的手，踏过白晶晶的雪地，踏碎满地的黄橡叶子”。第四节，是全文的主体，也是“鬼雨”的主旨。“今夜的雨充满了鬼魂。湿漓漓，阴沉沉，黑森森，冷冷清清，惨惨凄凄切切。今夜的雨里充满了寻寻觅觅，今夜这鬼雨。”后来又联想到，这雨会落到什么地方，“也落在湘水。也落在潇水。也落在苏小小的西湖。黑风黑雨打熄了冷翠烛，在苏小小的石墓。”能由自己亲生孩子的死，写到一代名妓苏小小，真可说是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里，炼出一颗金丹来了——多么到家的功夫。
《听听那冷雨》，是余氏散文的又一名篇，我曾在一本为中学生写的小册子（《得心应手》）里，引用过一段，作为“炼字”的典范。说白了，也不过“湿漓漓，阴沉沉，黑森森，冷冷清清，惨惨凄凄切切”那一套。容我说句刻薄话，这不过是港台三流歌星的句法，在内地，任何一个稍稍有点才气的中文系二年级女学生都会这一手。未必有他那么丰富的联想，至少不会像他那么矫情，那么别扭。
李先生不是最信服港台学者的话么，请听听另一位同样有名的港台学者董桥是怎么说余光中的。台湾巨人出版社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是余光中、洛夫、聂华苓等九人编选的，书前有余光中的总序。董桥看了，在评论文章中说——
文字蛮顺的，说理叙事也清楚，一点没有他过去散文那种妞妮的“骚”味。这是余光中的进步。（《董桥文录》第86页）
绝无贬低余光中的意思。各人的才分有差别，学养有深浅，对余氏来说，能把汉字用到这个样子，也不易了。我要说的是，余秋雨的缺憾自是他的缺憾，他的优点，虽不必用李先生那样的词句去形容，也自是他的优点。作品在那儿摆着，谁也能看得明白。犯不着惊动余光中这样水准的作家，仅仅因为他是位台湾学者，就请来鉴定余秋雨。两人的散文虽不无某些相似之处，但从大的方面说，比如感情的酣畅，此余（秋雨）胜了彼余（光中）不止一筹。拿彼余来鉴定此余，别人感觉如何我不敢说，至于我的感觉，不客气地说，只有四个字：不着边际。
若说余光中是杆秤，这杆秤的定盘星先就钉得不是地方。
有道理说自己的道理，好赖总能说个清爽，别动不动就搬上个海外学者唬人，不说对他人怎样了，先就是对自己不相信，不尊重。这就是我要对李秀生先生进的一句忠言。至于对余秋雨散文的评价，我一点也不反感你说的那些话。无论什么评价，只要是你的就行。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为余秋雨说句公道话
前些日子，我去济南参加中国小说学会二？誘？誘三年小说排行榜的评定会，山东大学文学院趁便要我去讲演，我的讲题是《文学批评的学识与勇气》，讲完之后，学生们提问我答。有个同学提出一个问题，要我说说“二余之争”，就是余秋雨和余杰两个人之间的纠纷。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和余秋雨是同龄人，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自认为对余秋雨的经历，心态，还是了解的。
我个人是同情余秋雨的。一个人写了那么好的文章，获得那么大的声誉，却在一件小事上受到这么多的非议，太不值得了。不能怪别人，是他太不聪明了，稍微聪明一点，是不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只能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以他的智商，应当做得更好一些。
国内我不是最早批评余秋雨的，也是较早的一个。我只批评他一点。《道士塔》是余氏散文中很著名的一篇。他的《文化苦旅》出版不久，正热闹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余秋雨散文的缺憾》，对他这篇散文作了批评。《道士塔》里说，王道士从集上买回一担石灰，和成石灰水刷佛像，刷了一半没石灰了，打算第二天再去集上买石灰，有事忘了，于是到现在佛像窟里一半的佛像是刷了白灰的，一半没刷。我说，一个有严谨的学者，写到这里都要出注的，比如说翦伯赞写的《内蒙访古》，凡是写到重要史实的地方，都在后边有一个括号，注明引自《明史》还是《元史》。余秋雨这样写，和说故事一样，谁敢信？这哪里是在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吗。你写的是文化散文，是向年轻人传播文化的，怎么能这样信口开河？这就是我不佩服余秋雨的地方，我觉得我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到了哪儿都敢说。
余秋雨和余杰的争论，要叫我说，如果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问题上豁达一些，是不会引起争论的。我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人，我知道那种大批判组或者说写作组是怎么一回事。那里面有干部，有工人，还有老知识子，比如冯友兰、周一良这些人都被北京的“梁效”写作组聘为顾问。光有这些人还不行，还得有几个真正的笔杆子，才能写好文章。余秋雨肯定是当作笔杆子吸收进去的。他肯定不是出思想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