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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看到张颐武批评韩少功，毫不隐瞒地说，我是嫌恶的。这个张颐武，先不分析人家的小说写得好不好，却先判个模仿之作，哪有这么霸道的。后来看到拥韩的评论家说了那么多出格的话，也就知道张后主为何怒不可遏了。他还是有责任感的。再后来看到韩少功要打官司，实在说，我是不以为然的。这些年，凡涉及文学作品的官司，都是他人状告作家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独有这起是作家状告他人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作家手中有支笔，什么样的文章不能写，什么样的道理讲不清，怎么能靠司法机关来对付另一个写评论的作家？
元遗山诗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透过这场现代派的遭遇战，我们看到的不光是文学的真淳，还有人性的真淳，亦或卑劣？——这就不好说了。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空前”与“绝后”
眼下的“马桥之役”，即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其文学样式是创新还是模仿的争论，评论家发言的多，作家发言的少，推想其缘由，大概是评论家觉得自己有责任鉴定其真伪，作家觉得事情与自己无多大干系。我觉得不应当这么看。既是一场文坛争论，不妨都发表点看法。
争论的焦点，自然集中在真伪上，是不是还可以拓宽些，从不同的方面来看看，比如为什么一上手就这么激烈？
或许是当过多年语文教员，积习难改吧，无论看什么文章，我最看重的是用语的妥帖与否。若妥帖，就是好文章，若不妥帖，怕就难恭维了。马桥之役中，有学术的成分，也有意气的成分。学术之争本应心平气和，充分说理，只有夹杂着意气，才会这么刀光剑影，杀气腾腾。而文人的意气用事，除了往日的积怨外，多是用语不妥引起的。
两方的用语都有不尽妥帖处。绝非各打五十大板，得看谁是肇事者。以德报怨，以理服人，自然是美德，可你也不能说“以毒攻毒”就是堕落。评论家也是人，不是真的什么“衡文之器”，他要实在看不过眼，说起刻薄话来，一点也不比作家差。学问高，眼界宽，稍加罗织，不难顺理而成章。张颐武、王干素称现代派评论家，韩少功历来被视为现代派作家，主义同，步调齐，是什么让一家人大动干戈，祸起于萧墙之内呢？
在我看来，症结在于《马桥词典》出版之初，颂扬者的过分颂扬，让这两位自视甚高的评论家看不过眼了。他们先前的评论，也有让人看不过眼的时候，可没人说。这回他们看不过眼了，他们就要说，这，谁也没辙儿，只能说他们的批评意识甚强，反倒是值得嘉许的。
颂扬者说了哪些过头话呢？好些文章我都看过，不去翻找了，手边有新出的一期《文学自由谈》，上面有何满子先生一篇文章，加括号引用了一些话，想来都是老先生精心摘录的，转引如下：有人评为“当代最具先锋特色”，有人还以为“前无古人”，是“旷古未有的创新杰作”。等于说这部作品是“空前”的，这就不妥帖了。
即使我们不知道《哈扎尔词典》，这些话也难以接受。任谁都可以反问一声：你对古今中外的文学样式都知之甚详吗？你怎么敢肯定某一个没有被我们翻译过作品的国度，没有人写过词典形式的文学作品呢？除非你说，古今中外的典籍你都通览过一遍。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说世上没有空前的作品，那得在一段时日之后，各方面的信息都反馈回来，才能下这个断语。
有了《哈扎尔词典》，且在《马桥词典》出版以前，已在国内的刊物上选载过，也就难怪张、王二位振振有词了。
退一步，若《马桥词典》出版之初，颂扬者们不是那样专注于此书的形式，而评价其艺术特色，思想内涵，顶多说这样的形式让人觉得新奇，怕张、王二位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即便他们提出有《哈扎尔词典》这回事，只须轻轻地说声：“噢，原来外国也有这么新奇的小说形式，恕我见闻不广。”也就过去了。
于此可知，评论用语，还是不要过头。我们的评论界，多年来有种不好的风气，不把力气用在艺术评价上，而用在“定位”上：一部新作出来，若好，你说是“有创新”，他就敢说是“划时代”；你说是“超越前贤”，他就敢说是“亘古未有”。好像谁的评语越高，谁的水平就越高。终于，这次捅下了漏子，弄得作者和颂扬者都很难堪。
由此我这个老语文教员便想到，当初常教学生的一句话：“用词宜慎，别说过头话。”
具体点说，评论作品，有两个词是轻易不能用的。一是“空前”，一是“绝后”。前面举了空前的例子，再举个绝后的例子。去年的《中华读书报》上，报道过王干等人颂扬《长恨歌》的话，其中说：“王干说，描写三四十年代的生活，到《长恨歌》可以画个句号了。”画个句号，即是说“绝后”。
为什么这两个词要慎用呢？道理很明白：话不能说绝。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用，要用，最好加上些限制，放在特定的语境里。比如要用“空前”，你可以说“查过他家的家谱，在他家确是空前的”，或是“查过他那儿的县志，在他县里确是空前的”。要用“绝后”，你可以说“他没有孩子，在他家必将是绝后的”，或是“他那个村的人全移了民，在他那个村里是绝后的”。有了这样的限制词，任张颐武、王干二位再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怕张先生只能偃武修文了，王先生只能干瞪双眼了。
在这场争论中，受害最深的是《马桥词典》的作者。他写了这么一部小说，好也罢，赖也罢，就作品说作品，怎么都成，如今却先得判定是不是模仿。须知，没见过《哈扎尔词典》，并不妨碍他写出这么一部形式新颖的书。全怪颂扬者们帮了倒忙，说了绝话。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一文千字天下底定（1）
法律最为公正。真理越辩越明。这两句话放在任何一篇文章中，都是平和的措词。然而，在马桥事件中，却如同两条平躺着的蛇，陡地立了起来扭缠在一起，谁也无法把它们分开。海口法院敢接手这样的案子，我们除了佩服他们的胆量之外，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为一部小说的评价，沸沸扬扬闹了三个年头还不能平息，可说是当今中国文坛上的奇观了。
事情的起因，谁都知道，是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好评如潮之际，张颐武忽地站出来说，且慢，韩著从形式到内容都照搬了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形式是指词典，内容是指一个民族或部落的衰亡。说白了，就是模仿。引申为抄袭，是他人的附会，与张颐武无涉。
韩少功如果聪明点，应当赶紧说，词典这个形式，一旦被发明，便成了天下之公器，人人都可以这么写。事实上，许多为韩少功辩护的人，也正是这么说的。接下来的事，该是就作品谈作品，看这部小说究竟写得如何。以韩少功在这部书上用力之勤，立意之高，扣除模仿的成分，仍不难得到肯定的评价。否定不了作品，即是张颐武事实上的败北。谁知韩少功智不及此，蠢更甚之，一纸诉状，将张颐武等人送上了法庭。这一招太绝也太损，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
然而，也正是这一招，给一件原本平常的文学事件，增添了历史学上的意义，袒露了新时期作家的素质，并最终结束了这个文学时期。
新时期文学，不管怎样热闹，都抽不去模仿的功底。灵巧者窃意，笨拙者窃句，蛮横者意句并窃还洋洋自得。仅《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不知被多少自视甚高的作家，攫为直入现代派的利刃，便是谁也无法销毁的证据。
词典这一形式太特殊了，当《马桥词典》初出，韩少功及其吹捧者，宣称此为韩氏独创时，早就伏下了他日受窘的祸根。因此而将张颐武送上法庭且判为有罪，等于是绝了中国作家日后模仿他人的后路。韩少功撇了一时的清白，却警醒了中国的文坛。往后谁也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模仿了。人总要走路，水总要流溢，绝了模仿的后路，等于是开启了创新的闸门。这是多大的功德。
探本溯源，不能不感念张颐武那篇千把字的短文。壁立的狂澜，这么轻轻的一拨，便挽之于既倒。
一文千字，天下底定。张颐武纵然受点处罚，也是值得的。天下没有那么完满的好事。
马桥事件：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
一
中国的文学从来就离不开中国的政治。想逃走吗？一把就捉了回来；嘴上说不亲吗？一头又扎进怀里。
最能说明这种亲密关系的，该是现当代文学史与政治史的同步同调，比如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马上就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开始。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天安门周围早就埋伏下几百个作家，只等广场上的红旗升起，马上就端着各自的作品冲了出来。文学属于文化的范畴，政权的更迭可以一夜完成，文化的演变也能一夜奏效吗？
因此之故，对那些把文学时代与政治时代紧紧捆在一起的做法，我是不以为然的。一个政治时代必须产生了它那个时代的文学，才是它那个时代的文学的开始。倒过来，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也不必就是一个政治时代的终结。它们之间若有联系，也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表象的。
文学有它独自的特质，文学时代也就有它独自的起迄。
新时期文学的起始，要比粉碎“四人帮”晚两三年。有人说起自刘心武的《班主任》，不无道理，总不太准确。若压制人性，扼杀人性是“文化大革命”的精髓，而复苏人性，光大人性是新时期文学的使命，还是《爱，是不能忘记的》，稍后一点发表的张洁的这篇小说，堪称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据此不妨说，新时期文学就是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北京文学》刊出这篇小说开始的。
新时期的那个新字，当初是为了区别与十年“文革”，也是为了否定十年“文革”，几乎是不假思索，众口一词就喊了出来。用的时间长了，人们才发现，这个“新”不光是对旧的否定，同时也是对常态的期盼，向常态的过渡。就好像老房子拆了，重盖起的房子叫新房子，但你不能老叫它新房子，总有一天得叫它房子，两年三年不行，十年八年总可以了吧。
是基于这种心理，或许还得加上中国人对“十”这个数字的敏感，当新时期文学行进到十年这个坎上，许多优秀的或自认为优秀的评论家，都在思谋着该给这十年一个怎样的勘定，最好是一个庄重的名词加上一个响亮的形容词，组成一个庄重而响亮的词组。让历史在记住这个庄重而响亮的词组的同时，也顺便记住他们那未必庄重而响亮的名字。别笑，不是挖苦谁，我当年都动过这个鬼心眼。这是一种史家意识，原本也就没错。
错在计算的不精确，把新时期文学与政治上的新时期同步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