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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病还须心药医。王元化的话是对的，既然传统文化抑制感情的奔放和宣泄，使我们的文学只善于出产那种精巧的小玩艺儿，要出产长篇小说这种大玩艺儿，其解救之道，只能是破除传统文化的阻障，实现感情的酣畅淋漓的宣泄。
还得说到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纵然有那么多的缺憾，平心而论，它还要算作当代颇有现代意识的长篇制作，至少他以他的巨大的才华，在作品的主要部分，达到了酣畅淋漓的境界。这对当代的作家，不能说不是有益的示范和启发。
中西文化的不同，使彼此在文学艺术上各有优长和短缺。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文学，创作有现代意义的长篇小说，应当继承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如意境，如纯情，而摒弃它的消极的一面，如人物和事件的繁复，如“从盘古以来说到而今的倾向”。还应当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的优长，如感情的宣泄，如个性的强烈，如结构的宏大，作为改造和发展我们文学的利器。不必忸怩，人家比我们强，至少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
不克服文化观念上的阻隔，我们的长篇小说只能在低层次上徘徊不前。
只有克服了这种阻隔，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才能有长足的发展，产生惊世或传世之作。
这两句怎么不对味儿，像是什么大报告的小尾巴。看我都说了些什么！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韩石山酷评——刘心武
这里本来该放两篇文章的，一篇是此文，一篇是此文中提到的《文学自由谈》上的那篇文章，名叫《何日看遍长安花》，收入我的随笔集《黑沉中的亮丽》，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一是那篇文章较长，谈到的不止刘心武一人，再是谈刘心武的部分此文中大略说到了，就不收了。
刘心武无疑是新时期作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当年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还当过《人民文学》的主编，那可是个重要的“文学的位置”。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大人物，经常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或许是当过多年的中学教员吧，他似乎有种“教师情结”，总想教导别人点什么，而所教导的，又每每出乎常识之外，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之外。不知他真的就这么蠢，还是要装得这么蠢，一时真还弄不清楚。像《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这样的文章，只要稍微想一下就知道是怎样的荒唐，怎样的下流，也就不会写了。可他偏要写，还写得那么有滋有味，理直气壮，直让人疑心那一忽儿脑子是不是灌了水。就这样低级错误的文章提出批评，我也疑心自己的脑子是不是也灌了水。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刘心武的心态
以在文坛的资历说，我只是个老兵，刘心武先生算得上将帅一流的人物。学识上就更不能比了，我只是个村学究，刘心武先生则称得上学贯中西，博大精深。不是挖苦，看他这几年的随笔，没有他不知道的，没有他不敢谈论的。然而，若把韩愈那句“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颠倒过来用——其意就成了“我教学生是不管他比我大还是比我小”——我说我可以当刘先生的老师，也是说得过去的。
前些年我就教过刘先生一次，可惜他悟性太差，不会举一反三，于是又有了这次更低级的错误。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的《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上，登了刘的一篇文章叫《他们都哪里去了？》，后来我在《文学自由谈》某期上撰文说，此文乍看是悼念亡友，实则不然，乃是一篇极为阴暗的泄私愤之作。
文中写了几个刚刚去世的人，有的曾是他的朋友（张暖昕），有的是他的同事（王朝垠），有的是他的司机（杨师傅），生前都和他有些过节。比如写到杨师傅，说他初来《人民文学》上班，杨给他开车，“那时不论坐车的我，还是开车的他，心理上都有障碍”，有回到了下班时间，有人冲着杨说：“得，你该送他回府啦！”老杨面子上下不来，便说：“他呀，叫他‘咏叹调’去吧！”每写完一个人的死事，都要惋惜地反问上一句：某某到哪里去了呢？
看完全文，给人的印象是，凡是和刘心武闹过别扭的人，都不得好死。
在《文学自由谈》上的文章里我说，这是新时期以来，最下作的一篇文章。
这样下作的文章，写上一篇都是了不起的贡献，没想到刘先生又来了一篇。
这便是登在二○○○年第二期《文学自由谈》上的《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其中第一条是：
要十分珍惜你的童贞。千万不要因为读了某些文字，便以为自己尚未解除童贞是落伍、保守、不懂得享受生活或丧失了个人自由。要把童贞献给真正的爱情与健康的欲望。我特别不希望你为“开放”而“开放”，糊里糊涂地在某一刻丧失了你的童贞。须知你的生命只有一次，你的童贞一旦丧失便不可能有第二个“初夜”。
第二条和第一条的意思差不多，不过又往前推了一步，劝他的侄孙女不要“乱伦”，不要多人“乱交”。因为“乱伦的性行为至少是不正当的、病态的。多人乱交的性行为至少是丑恶的、变态的”。总之一句话：不要随便和人上床。
我不知道刘先生的这位侄孙女有没有父母，若有，她的父母看了这位堂祖父对自己的女儿的这些忠告，会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处置。最低限度他们该想到，你刘心武把我们的女儿看成什么人了，把我们这个家庭看成什么家庭了。你有这样的责任心，该去管教你自己的女儿，别在我们的女儿身上发泄这样丑恶的、毒汁四溅的性欲。如果这个女孩子没有父母，归刘先生教养，那么这事儿就更蹊跷了。
别的不说，就说乱伦吧，普通词典上的解释，指在法律或风俗习惯不允许的情况下近亲属之间发生的性行为。若这女孩子有父亲，那么这个最易发生乱伦的人便是她的父亲，若这女孩子没了父亲，归刘心武教养，那么最易发生乱伦的人便只有刘心武这个堂祖父了。这样一来，教导这女孩子别乱伦，岂不等于是劝告她的父亲别奸污自己的女儿，告诫自己别打侄孙女的主意吗？
有些愚腐的人或许会说，纵然用词不妥，刘先生总是好意呀。
我不这样看。有些话是长辈该说的，有些话是长辈不该说的，有些话是该女性长辈说的，男性长辈说了总让人觉得别扭。这是一回事。只是个妥当不妥当的问题。比如女孩子应当讲究经期卫生，若母亲在，自然由母亲指导为宜，若没了母亲，跟前又没有合适的人可以借重，当父亲的指导一下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然而，刘先生给侄孙女的忠告，绝不能作如是观。
从《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里，可以看出，时序虽然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而我们的思想文化界在对女性的认识上，仍停留在上个世纪初的水准上。几乎可以说，一百年来没有什么长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除了对科学的提倡之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女性的发现。在这方面，倡导最为有力，论述最为翔实的是周作人。他的那些论述就不必细说了，且看这样几句话：
我固然不喜欢像古代教徒之说女人是恶魔，但尤不喜欢有些女性崇拜家，硬颂扬女性是圣母，这实在与老流氓之要求贞女有同样的可恶……我们要知道，人生有一点恶魔性，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正如有一点神性之同样地重要，对于妇女的狂荡之攻击与圣洁之要求，结果都是老流氓（Roue）的变态心理的表现，实在是很要不得的……从前的人硬把女子看作两面，或是礼拜，或是诅咒，现在才知道原只是一个，而且是好的，现代与从前的知识道德之不同就只是这一点，而这一点却是极大的……（《北沟沿通讯》）
对刘心武这样的读书人，周作人早就看了个透辟。在《“半春”》一文中说：“中国多数读书人几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见女字便会眼角挂落，现出兽相，这正是讲道学的自然的结果，没有什么奇怪。”
这样的读书人，也就是道学家。在《爱的创作》一文，周作人有过毫不留情的剖析：道学家本来多是“神经变质的”（Neurotic）；他的特征是自己觉得下劣脆弱；他们反对两性的解放，便因为自己如没有传统的迫压他必要放纵不能自制，如恋爱上有了自由竞争他必没有侥幸的希望。
在这上头，鲁迅、胡适、陈独秀，都有过近似的论述。
说到这里，我怀疑刘心武有没有这样一个侄孙女，极有可能的是，刘先生不过是虚拟了这么个侄孙女，借以教诲（实则是污辱）中国所有正在长大成人的女孩子。
如果说那篇《他们都哪里去了？》是新时期以来最下作的一篇文章，这篇《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则可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下流的文章了。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韩石山酷评——任芙康
这两篇文章，本来不该收在这本书里的，想想，还是收进了。在我的批评文章中，这是一个异数。它们不是我主动要写的，是应被批评者之命写的。我和任芙康是好朋友，一九九五年结识，十年来一直来往着。那年不知怎样说起来，应当为他的《文学自由谈》作些宣传，说，老韩，你就写一篇吧，不管说什么都行。于是便写了第一篇《和任芙康算账》。过了几年，快到征订期了，芙康又说，再来一篇怎么样？于是便写了第二篇。目的只有一个，让人知道有这么个刊物，是个叫任芙康的家伙在办着，很有想法，很是卖力。
虽是应命文字，却不能说全是虚语。第一篇写了芙康是怎样绞尽脑汁办他的这份刊物的，其时他还是副主编，主编是一位大名人挂着。写第二篇的时候，他已是主编了。第二篇实则是宣扬他的办刊宗旨的，就是印在刊物封二上的什么“六不思路”。这两篇文章的重点，都在最后一段，第一篇是“在任芙康心里，只有他的刊物，只有他热衷的文学批评事业，就是把一个作家毁了也不会眨一下眼的”。第二篇是“这本刊物，是个异类，偌大的中国，只有它一家且别无分店。你要想换个角度看文坛，只能看它”。
最有意思的是，这两篇文章发表后，都有芙康的朋友打电话给他，说，你对韩某人不错呀，常发他的文章，他怎么在背后给你捅刀子呀。每有这样的消息，芙康总不忘及时告诉我。我俩都觉得挺好玩的。
应命文章写到这个份上，也算个本事吧。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和任芙康算账
一个女人若是遇人不淑，很可能悒郁半生，甚至沦落风尘玉殒香消。我是个男人，没这个危险，然而，近来却起了遇人不淑之叹。
前些年，写小说写散文平平安安的，没什么好名声，也没什么坏名声。这两年可不一样了，好名声无缘，坏名声却像恶疾似的缠上身摆脱不开。先是有人说打横炮，似乎坏了谁家的好事，后来又说我跟个疯狗似的，谁红跟谁急。这些都还在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