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注意到我在观察他，扭头冲我微微一笑。我有些慌张，很不自然地回了他一笑，赶紧又扭过头去。但是直觉告诉我，他并未转过头去，好像一直在望着我。我的心不禁噗噗跳了起来，这时他似乎在我身边跟我说话，我只好再次扭过头去应答他的话，就这样我们一问一答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他叫阿勇，在“美里美”美容厅做美发师。可是车开到位于市中心商业区的“美里美”美容厅时，他却一点起身的意思也没有。我提醒他该下车了，他笑着说，今天没多少事，他想陪我再坐几站地。
他的话让我感动，看来他是喜欢和我聊天的，而我也想多和他聊一会儿。车开到郊区时，他突然对我说，他就住在这儿，让我到他那儿坐坐。我几乎没有犹豫，就跟着他下了车。
我随他穿过一条小巷，来到了一片民房。这里原是郊区农村，随着城市的发展，当地村民转了户口，成了城市居民，却都没有工作，大多做些小生意，另外靠租房给外地人赚些钱。
阿勇的房子也是租来的，他告诉我，他不愿住在家里。家里的房子虽然宽敞，但和父母住在一起不自由；租来的房子虽然条件不好，但人活得自由自在，这点对他来说已足够了。
进了阿勇租的房子，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单人床，上面乱七八糟地扔着些时尚杂志和衣服，床头一个小柜子上，摆着一台旧彩电，对面立着一个简易的塑料衣橱。
我和阿勇坐在床上聊天，他离我很近，我闻到了他身上一股成熟男子的气息。被这气息诱惑着，我忍不住扭头望了他一眼，刚好触到了他充满柔情的眼神。我们互相凝视着，忽然阿勇将我拥抱，继而拼命地亲我。我满脸通红，心跳加速，好像有一股电流直蹿头顶。
从阿勇那儿，我知道了我们这种人，原来就是同志，由此我解开了这个困扰自己多年的谜。不过那次以后，我就与阿勇失去了联系。我曾经去美容院找过他，可他的同事说，他到南方去了，具体到了南方哪座城市，他们也不知道。至此，阿勇就像从来不曾存在似的，从我的生活中彻底地消失了。
考上大学后，我有机会读到了许多外国名人同志的著作及故事，如英国作家福斯特。阶级平等的思想贯穿了福斯特的所有长篇小说，在其半自传体小说《莫利斯》中，福斯特讲述了两位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青年男子冲破樊篱，同奔绿林，终于找到了爱情归宿的故事。
还有英国现代派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为同性情人写下了幻想体小说《奥兰多》，成为“文学史上最长最迷人的情书”。
我还读过卡宾特写给著名诗人惠特曼的一封信：“昨天，一名年轻工匠来给我修门，他的眼中透出一股神圣的光彩……女人确实美丽非凡，但确实有某些男人对女性之美无动于衷。”
我就是读着这些同志故事，走完我的大学生活的。每每读到他们，我就会平添一股力量。他们就像一股清泉，滋润着我那颗因世俗重压而日渐枯萎的心。我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段时期。
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叫阿伟。
在一个炎热的午后，我正躺在床上读书，无意中回头看了看窗外，当时我就怔住了。一个男生穿了件白色的大T恤，因为天热，下身只穿了件内裤。T恤很长，将他的内裤罩住，只露出两条赤裸的腿，很白，也很结实。我觉得，他的腿很性感。
这个男生让我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心动，我深深地沉迷于他的眼神里。他没有注意到我在看他，所以我有了一个很充分、很难得的机会来欣赏他。他笔直挺拔的鼻梁，秀丽的眼睛，宽肩厚胸和大手，无不是按黄金分割比例配置的一个充满魅力的热血男儿。
我忽然有一种渴望爱与被爱的冲动。但是我没有走近他，因为我们并不熟识，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在我不动声色的侦察中，终于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了他的名字——阿伟。其实，在我注意他时，他也早就注意到了我，所以我们很快就认识了。
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当着别人的面，他会偶尔搂搂我的肩，或者将手伸进我的被窝里与我开玩笑。可我一直都在刻意伪装，尽管我心里有一种欲望在燃烧。不久，宿舍里有了一些关于我们之间的传闻，他似乎并不在意，还公开戏称我是他的最爱。
每次他来我们宿舍，别人就会开我们的玩笑，而他也会很温柔地从后面搂着我在宿舍里招摇。我到现在仍不清楚，他当时究竟仅仅是开玩笑还是真的有点儿喜欢我。不过，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我是爱上他了，无可救药地爱上了。
有一次，他约我到学校后面的树林中聊天。我们坐在石头上，挨得很近，谈话中我的手无意中碰到了他的手，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似乎也听到了他的心跳声。
正在我搜索枯肠，想找一个合适的话题打破这难挨的寂静时，突然听到他附在我的耳边说了一声“我好喜欢你”。
听了他的话，我的呼吸都停止了。我偷偷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脸上漫过一抹潮红。我当时激动得几乎快流下泪来。
我们终于抑制不住地相拥在一起，我嗅到了他身上的一股清香，这是他身上独有的气息，这种气息几欲将我迷醉，这一刻，世界仿佛停止了运转……
他躺进我的怀里，紧紧攥住我的手沉默良久。突然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莎士比亚、弗洛伊德、苏格拉底、亚历山大、达·芬奇等等这些名人都是同志吗？
我知道，他其实并不需要我的回答，所以没有说话，而是温情地看着他。
他让我看得有些不好意思，避开我的目光，继续说，因为他们每个人都驮着一座精神上的空中楼阁，他们渴望哪怕一个小小的支点，一个不大的港湾，一个可以靠一靠的肩膀。他们和愚昧的世俗、传统的惰力、张扬的自我斗得太厉害了，他们都活得很累。
他的话，也道出了我这段时间的一些思考。是啊，他们、我们，普天下所有的同志，不论他是大名鼎鼎的名人，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我们都活得很累，我们都渴望一个小小的支点、一个不大的港湾、一个可以靠一靠的肩膀。
他就是我的支点、我的港湾、我的肩膀，同样，我也是他的支点、港湾、肩膀。我们互相倚靠在一起，唇齿相依。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很朦胧、很暧昧地继续着，一直到大学毕业后他到美国留学，而我继续留在学校读研，后来又回到老家在一所不太著名的大学做讲师，我们还时不时地通着信。
娶妻生子（1）
随着岁月的无情流逝，我发现世界突然间变成了灰色。同学和朋友们都纷纷地结婚的结婚，出嫁的出嫁，而我却在无尽的孤单与寂寞中苦苦煎熬。其实，作为男人，我长得挺帅的，这么年轻就做上了讲师，的确让人羡慕。不断有女孩给我写信，甚至在我的追求者中，还有我的学生。但让她们失望的是，我不喜欢她们，所以也就无法答应她们所要求的那份爱。
很快就过了30岁，我的婚恋开始成了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好像我再不结婚，地球就要停止转动一样。在中国，一个人如果到了结婚的年龄还不结婚，简直就是一种罪过。所有已婚的人、做长辈的人，甚至上级领导，觉得自己都有资格来“关心”你。
就连一向“开明”的妈妈，这回也急了，她老人家充分发挥自己做居委会主任的能量，三个月之内帮我物色了不下20位女孩。最后，我不得不选择了其中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女孩，才算过了我妈这道关。
我和这个叫做王娟的女孩，一共看了三场电影，进了两次麦当劳，就匆匆地订下了婚期。
王娟是我妈小学同学的女儿，今年27岁，算是个老姑娘了，她长相不错，文文静静的，一看就是个有教养的女孩。她和我一样，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在一所高中当外语老师。
她和我结婚后的第二年，就给我生下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在外人看来，无疑是相当幸福的。
但有谁知道，其实我并不幸福。
我感到不幸福并非由于王娟对我不好，相反，她是一位贤惠、温柔、善良的女性，对我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但她越是对我好，我就越感到对不起她，感到内疚。
我无法给予她真正的爱，我所能给予的，最多是把她看做我的姐妹，而不是她所渴望的丈夫角色。特别在夫妻间的床笫之欢上，我会因无法满足她而满怀愧疚，也为自己心灵上的背叛而感到罪恶。
她是一个健康的女性，对夫妻间正常性爱的渴望，无可厚非，可我却不能让她拥有她本应得到的一切。为此，她很困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她甚至开始自责，她的自责，让我感到的是痛苦。而我还要把这痛苦深深地埋藏起来，不让她发现，因为我不能再把自己的痛苦传染给她。我只能尽力去安慰她，让她明白，错都在我，与她无关。
但她不明白，不明白自己没有错，她总是用满怀期望的眼神望着我，略显羞涩地对我说：“我是不是不够温柔，没有魅力，根本就不配得到你的爱？”
我赶紧打消她的疑惑，真诚地表示，她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她是一个合格的妻子，而我却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她稍稍放心了，不过另一个疑惑又困扰了她。
她又问，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至爱，在你的心目中，我至今无法替代她的位置？从恋爱至今，我都没听你说过一句“我爱你”。你是不是无法忘掉她，无法对我说这三个字？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自己好悲哀！
她总是胡思乱想，试图用自己的努力弥补我们之间那道看不见的鸿沟。可我知道，她无论如何努力，都是徒劳的，都无法减轻我的心理压力，起到的往往是相反的作用。那就是让我愈加痛苦，愈加自责。
好在她有自己的事业，如今孩子的降生又占去了她的大部分精力，她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来关注我们之间的事。她似乎心安理得于当前的状况，表面上也似乎对现在的生活心满意足了。
慢慢的，她开始对我不再有什么要求，也不再在我面前表露她内心的不安。和她的沟通方式，无非是围绕着实实在在的家庭生活，围绕着琐碎的家庭事务。
我们就像一对亲人，确切地说，像一对兄妹，靠着亲情的维系，相濡以沫地过着没有爱情，更没有激情，只有亲情的平淡生活。慢慢的，我的内心也平静下来，觉得这种平静的生活，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与此同时，我与阿伟的联系愈加密切，阿伟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他在美国的生活很好，与一个叫做杰克的美国小伙子同居了。他们在美国的同居生活几乎是公开的，认识他们的人中没有人觉得他们的这种关系不正常。但美国的法律也是不允许这种婚姻的，所以他们现在苦恼的是不能像异性夫妻那样，取得合法的婚姻地位。
阿伟还告诉我，在美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人们对同志的态度比较宽容，但如果在公众场所，有哪个人敢牵着同性的手走路，就一定会被视作同志而遭到人们的白眼。所以，在美国你几乎看不到同性之间在公众场所的亲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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