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得到了全面的昭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耿直伟大的人，更看到了一个不屈的民族。
司马迁忍辱负重写史记，显示出他的学术抱负。
千百年来，耿直性格的代表人物应首推汉朝的司马迁。李陵投降匈奴，武帝大怒，满朝文武诬辞如倾盆大雨铺天盖地而来，而司马迁则挺身而出。司马迁当然知道为李陵辩护的危险，但司马迁就是司马迁，他有着耿直的性格，他不会违心的去说话，他不怕“以卵击石”的后果，一些见风使舵的大臣趁机对李陵大肆进攻，司马迁抱着就事论事的态度，对汉武帝直言不讳，认真地评定了李陵的功过，他想把“李陵事件”放在道德与人格的高度去认识，同时也揭露了形形色色的丑恶嘴脸。这使他激怒了汉武帝，更激怒了那些“全躯保佑妻子之臣”，司马迁由“李陵事件”走向了“李陵之祸”被判处了死刑。虽然这是由汉武帝一手操纵和导演的历史话剧，但直接导致他个人悲剧的原因，在于他的个性——不受他人影响，不畏权势，敢讲真话，耿直无私。
或许是他对生命的热爱，或许是他还有未完成的事业（他正在写《史记》），他没有选择死，如果是以钱赎罪，对清贫的他来说是不现实的，如果他想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接受宫刑的处罚，在生与死的选择中，他经受着难以名状的痛苦，昂首挺胸地奔赴刑场，刀起头落，只需一时的勇气。然而走进“蚕室”接受宫刑，却是莫大耻辱，需要的是一生的勇气，但是他觉得如果“伏法受死”，不过是举手投足间的事情，还会被认为是罪有应得，死得其所！耿直的性格告诉他，他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死！读到此处，不知后人都是怎么看待司马迁的，或许没有多少历史知识的人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许封建卫道士认为：不知羞耻，死了算了；或许迂腐的文人认为：呜呼，痛哉！不管他们怎么看，在今天看来司马迁算得上一个伟丈夫，何也？顶天立地，面对汉武帝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要知道这是冒杀头危险的；能屈能伸，受官刑忍了。让人对他的性格及人格无话可说。司马迁的耿直为我们的伟大民族宣告了一个精神誓言——“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是的，人总免不了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如此人生的价值在比较中表现出来。鸿毛与泰山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是人生价值的比较。在比较中让人选择，在比较中使人思考。不朽的精神有着坚韧的传播力。
司马迁通过《史记》表达了自己对以汉武帝为首的封建专制不屈的信念，这其中也饱含了自己的爱憎。司马迁是一个思想者，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一个永恒的思想者。他把人生旅程中的风风雨雨，熔铸在自己的思想里，他思索社会，直书历史，透视统治阶级的本质，悲壮的命运使他的思想越来越深邃，观念越来越清晰，认识越来越独到，因而，他具备了更深刻的生命力度。
行为说明才智——品谋贵人：从行到智运筹时间，运筹智力
善于运筹时间，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人的共同特点。为了提高时效，把时间流逝的“不知不觉”变为“有知有觉”，诊断时间的实际利用率，从而建立更为有益的作息规律和生活节律，许多人都做了积极的探索。
康德（ImmanueKant，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祖籍苏格兰，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1740年入哥尼斯堡大学，5年后毕业，任家庭教师9年。1755年开始在母校任教，1770年升为教授。1755年发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提出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被恩格斯认为“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并且在哲学史上起了革命性的作用。1770年以后，致力于哲学和社会理论问题研究。发表了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依次阐述他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等观点。由于他在哲学上的卓著成就，被后人称为“西方哲学泰斗”。1797年退休。
康德的生活习惯比太阳的升沉还要有规律。他每天起床、穿衣、喝咖啡、写稿、讲演、吃饭、散步都有定时。替他写传记的人说：“康德的生活是最规矩不过的规则动词。”德国的哥尼斯堡的居民都有一个毫无差错的时钟，帮助他们校对时间，因为住在这个地方的大思想家康德每天恰好在下午3点30分出门散步，分秒不差，连续30年准确无误，恒定不变。康德迈着匀称的步伐走向菩堤街的时候，他的灰色手杖也轻轻地敲打着地面，合拍应节丝毫不爽。“你看，哲学家出巡了？”哥尼斯堡的人都用惊异的眼光看他旁若无人地穿街过巷，感叹他几十年能够守志笃一，宁静致远，竟有这样严格的作息制度。康德靠着自己的毅力，养成规律用时的良好习惯，终生受益无穷。这使他在深入了形而上学的堂奥，并且进军科学如物理学、几何学、代数学、心理学、天文学和逻辑学的领域时，能够集中起全部的体力和精力，充分挖掘时间的最大能源，达到了“物我两忘，浑然一体”的境界，执着探索。他的学术思想可谓会通百家，在西方哲学中是继希腊的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第一个集大成的人物。
居里夫妇被人们誉为“镭的父母”。由于这一杰出成就，居里夫妇和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首先发现放射性现象者）共同获得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1906年，居里逝世后，居里夫人继续研究物质放射性，取得重大成就，并著有《放射性通论》、《放射性物质的研究》等著作，对原子核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此，1911年，居里夫人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成为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女科学家。
玛丽·居里的成就，是与她一生爱惜时间，艰苦奋斗分不开的。1891年，玛丽来到巴黎上大学，一开始住在做医生的二姐家里，但因为这里人来人往，应酬不断，再加上离学校远，每天要乘公共马车上学，太耽误时间，于是，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阁楼，单身独居。在居里看来，时间就是知识。巴黎的冬天是寒冷的，阁楼像个冰窖。但是，为了省钱，更为了节省生炉子的时间，她很少买煤取暖。晚上实在太冷，冻得睡不着，她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身上，有时还把屋里的一把椅子也压在被子上，借以“取暖”。平时居里总是买一些现成的食品充饥，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只吃面包，而不肯用半小时去做饭，这种习惯一直伴随她一生。在她成为名人之后，她依然很少做饭和上饭馆，每天只在实验室里吃几片面包和牛油。
为了从事科学研究，居里夫人不肯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平时，居里夫妇闭门谢客，甚至为了不让客人占用宝贵的时间，竟不愿在家中添第三把椅子。做了母亲的居里夫人，有时连孩子吃饭的时间过长都焦急得流泪。在穿着上，她更是从不花费时间打扮自己，在她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后，竟还穿着那件初出茅庐时的“黑色薄纱面子”的长裙。
这种看似不尽人情，几乎是苛刻地珍惜分分秒秒的做法，恰恰是献身于任何一种事业都不能缺少的。法国作家莫泊桑说得好：“世上真不知道有多少能成就功业的人，都因为把难得的时间轻轻放过以致默默无闻了。”由此可见，爱惜时间，对于成才是何等重要啊。
前苏联著名昆虫学家柳比歇夫（1890～1972），以惊人的毅力，56年如一日，总结出来的“时间统计法”，为后人用时间巧运筹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好办法。他从1916年1月1日26岁时起，每天对自身的工作、生活、学习、休息、浪费的时间加以记录，加以核算，并且一天一小结，每月一大结，年终一总结，直到1972年去世的那一天，从未间断。每天的各项活动所支出的时间全都历历在案，而且各种事情耗时的起讫时间，相当准确，误差不超过5分钟。1964年4月8日这一天，他这样记录道：
“乌里扬诺夫斯克。1964年4月8日。分类昆虫学：鉴定袋蛾，结束——2小时20分。开始写关于袋蛾的报告——1小时5分（10）。
“附加工作：给达维陀娃和布里亚赫尔写信，6页——3小时20分（05）。
“路途往返——（05）。
“休息——剃胡子。《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15分；《消息报》——10分；《文学报》——20分；托尔斯泰的《吸血鬼》66页——1小时30分。听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沙皇的未婚妻》。
“基本工作合计——6小时。”
柳比歇夫在统计中，把所有的毛时间都扣除，只注重每天纯时间（花在专一工作上的时间）的数量。柳比歇夫纯时间的最高记录是1937年7月，一个月工作316小时，每天平均纯工作时间是7小时。他还把一昼夜中有效时间即纯时间算成10个小时，分成3个单位，分别从事两类工作。第一类是创造性的科研工作，如写书、研究等。第二类是不属于直接科研工作的其他活动，如学术报告、讲课、开学术讨论会等等，所有计算过的工作量都竭力按时完成。
有了精确的时间统计，柳比歇夫还能作出各种单项统计。比如一年中看书、作文、听报告、会友等的次数和时间。譬如，他撰写《论生物学中运用数学的前景》这一学术论文，共用去了“43小时45分钟”，文末还列有论文的写作历程。他像成本会计，每做一项工作，都要计算时间的“投资”。他的统计精确到“分”。正因为他计时到“分”，惜时也到“分”，使他牢牢抓住了时间的效率，一生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众多成就：发表学术著作70余部；撰写了125万张打字稿的论文和专著，内容从昆虫学到科学史，从遗传学到进化论，其数量和质量之高均令人叹为观止！
“时间统计法”，像一面镜子，随时照出了时间的无形流逝，照出了难以预料的浪费和某种自难察觉的懒惰。柳比歇夫借助于此法，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消除无效时耗，集中使用精力，捕捉最佳情绪，赢得最佳时间，争取最佳效果，获得了巨大的人生效益。
行为说明才智——品谋贵人：从行到智修齐治平足下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仁孝思想的核心。家国一体，移孝为忠是仁孝思想的集中表现。中华民族的发展，正是这些能舍弃“小家”而为“大家”的志士仁人们自强不息地进取与追求的结果。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将永远是我们民族腾飞的源泉。
孔子处于春秋末年，正是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逐步产生的大变革时代。当时社会政治动荡，臣弑君、下侵上等事件不断出现，各诸侯国几乎找不到像样的典章制度，只有鲁国还保留许多文献，这为孔子提供了良好的旧文化基础。孔子提出最高的道德概念“仁”，他的道德思想体系大体是以“孝梯”为本，以“礼”作为规范，以“忠恕”为一贯，以“中庸”为准绳。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他自称“述而不作，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