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我甚至惧怕自己所画的它们，不能自己打开那速写本。
我的兴趣现在转向铁路博物馆。外公和我每周两次去参观那博物馆。外公准是自己被火车模型迷住了，否则他怎么能受得了。我们会以斯德哥尔摩中央火车站结束我们的一天，它就在附近，看着火车冒着蒸汽开进来，真正的。
博物馆职员注意到一个小孩子的热情，有一次我被带到博物馆办公室，在来访者签名簿上写下我的名字。我想做个铁路工程师。然而与电气机车相比，我对蒸汽机车更感兴趣。换句话来说，与其说我热衷技术，不如说是浪漫。
此后，我作为学生重返自然历史博物馆。我现在是动物学的业余爱好者，严肃认真，像个小学究。我埋头于关于昆虫和鱼的书本中。
我开始了自己的收藏。它们存放在家中的食品柜里。而在我的脑袋中，那儿生成巨大的博物馆，在想象与真实之间交错展开。
我差不多每隔一周的星期日去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乘电车到若斯雷哥斯图尔（Roslagstull），然后步行。那段路总是比我想象的要长。我清楚记得那徒步行军：总是刮风，我又是鼻涕又是眼泪的。我不记得相反方向的旅程。好像我从未回家，只是去博物馆，鼻涕眼泪而满怀希望地前往巴比伦建筑的远征。
我会在博物馆把活儿干完。在鲸鱼和古生物学房间驻步，然后是最让我流连忘返的部分：无脊椎动物。
我从没有和其他参观者有任何接触。事实上，我根本不记得那儿有其他参观者。我偶尔去过的其他博物馆——国家海洋博物馆，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科技博物馆——总是挤满了人。而自然历史博物馆似乎只为我开放。
有一天我和某人遭遇——不，不是参观者，他是个教授什么的——在博物馆工作。我们在无脊椎动物中碰见。他突然在陈列橱窗之间显形，几乎跟我的身材一样小。他半自言自语。我们立刻卷入关于软体动物的讨论中。他如此心不在焉毫无成见，像大人那样待我。那些守护天使中的一个偶尔出现在我的童年，用翅膀触到我。
我们谈话的结果是，我获准进入博物馆不对外开放的部分。我得到做小动物标本的忠告，并配备玻璃试管，对我似乎意味着真的专业化。
我收集昆虫，几乎所有甲虫，从十一岁直到我满十五岁。然后是别的东西，那些有竞争力的有趣的最具艺术性的，迫使我注意它们。多让人忧伤，必须放弃昆虫学！我试着说服自己那不过是临时调整。五十年后我会重新开始我的收藏。
我外出无边地漫游。一种与思想无关的露天生活改善我的健康。我对战利品没有审美观，当然——这毕竟是科学——而我无意识吸收了许多自然美的经验。我进入巨大的神秘中。我知道大地活着，那有一个对我们毫不介意的爬行与飞翔的自足的无穷世界。
我抓住那世界一个个片断，钉在我至今仍拥有的盒子里。一个我很少意识到的隐密的微型博物馆。然而它们在那儿，那些昆虫。好像它们在等待时机。
——摘自《记忆看见我》
八
致防线后面的朋友
1
我写给你的如此贫乏。而我不能写的
像老式飞艇不断膨胀
最终穿过夜空消失。
2
这信此刻在检查员那儿。他开灯。
强光下，我的词像猴子蹿向栅栏，
哐啷摇晃，停住，露出牙齿。
3
请读这字行之间。我们将二百年后相会
当旅馆墙壁中的扩音器被遗忘
终于可以睡去，变成三叶虫。
（北岛译）
我决定放弃合作社，在托马斯的诗歌翻译上搞单干。这虽说多少有些寂寞，但省心。
从题目上看，托马斯又涉及到他最常见的主题——边界。这回是语言的边界，是可表达与不可表达的边界。第一节点出表达的困境：我写给你的如此贫乏。而我不能写的／像老式飞艇不断膨胀／最终穿过夜空消失。老式飞艇这个意象很妙，夜空指的是人的潜意识或无意识的不明区域。第二节始于检查员所代表的防线（即语言边界）。我的词像猴子蹿向栅栏／哐啷摇晃，停住，露出牙齿，则意味着语言所具有的行为能力，是对检查员所代表的防线的挑战。第三节第一行请读这字行之间。我们将二百年后相会，我们指的我和防线后面的朋友。当旅馆墙壁中的扩音器被遗忘／终于可以睡去，变成三叶虫。由于死亡和遗忘，请读这字行之间所代表的语言的虚无终于显现出来。三叶虫显然来自托马斯关于博物馆的童年记忆，那化石是虚无的外化。
这首诗妙在结构上的切断与勾连。用数字代表的三段似乎互不相关，但又同时指涉同一主题——语言的边界。从第一节老式飞艇的消失，到第二节在检查员那儿的显现；从哐啷摇晃，停住，露出牙齿的暴力倾向，到最后一节请读这字行之间的克制与平静。起承转合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大度，整首诗显得匀称、自然而突兀。在某种意义上，读者必须采取开放的阅读方式，才可能破译并进入这首诗。
蓝房子里挂着一幅多桅帆船的油画，是托马斯的祖父画的。这房子至少有一百五十年历史了。由于保暖需要，天花板很低，窗户小小的。沿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楼，一间是卧室，一间是托马斯的小书房，窗外就是树林。托马斯的很多意象与蓝房子有关。
我头一回见到蓝房子是1985年夏天，即我陪托马斯游长城的半年以后。那时我像只没头苍蝇，在官僚的玻璃上撞了好几个月，终于有只手挥了挥，把我放了出去。
托马斯笑呵呵地在蓝房子外迎接我。在场的除了马悦然和夫人宁祖（她去年因癌症过世），还有他们的学生碧达（Britta）和安妮卡。安妮卡来晚了，她刚从北京调回瑞典外交部。如果时光是部影片的话，我非把它倒回去，让那个时刻放得慢一点儿，或索性定格。那时托马斯爱开玩笑，壮得像牛；宁祖活得好好的，大笑个没完；安妮卡年轻得像个大学生，精力过人，好像直接从北京游过来似的。
瑞典的夏天好像钟停摆——阳光无限。坐在蓝房子外面，我们一边喝啤酒，一边尝莫妮卡做的小菜，话题散漫。瑞典文和中文近似，有两个声调。两种语言起伏应和，好像二重唱。那年蚊子特别多，逆光下呈雾状，挥之不去，让人心烦意乱。而托马斯坐在蚊子中间若无其事。蚊子不咬他，他也不驱赶，似乎达成了一个秘密的和平协议。
托马斯给我看了他刚刚完成的诗作《上海》（题目后来改成《上海的街》）。开头两句是：“公园的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我爱这菜白色，像是真理扑动的一角。”这意象来自他上海的经历。从北京到上海，没人陪同，使馆要他把所有发票都保存好。发票多半是中文的，他正着看倒着看都没用。那上海闲人多，估摸这奇怪的动作招来看热闹的，于是发票变成了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
托马斯是心理学家，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依我看，这职业和诗歌的关系最近，诗歌难道不像个少年犯吗？在二十三岁那年，托马斯
靠他的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把瑞典文坛给镇了。即使现在看，那些涛也近于完美。他写得很慢，一辈子只有一百多首诗，结成了全集也不过一本小书而已，但几乎首首都好。那是奇迹。
我们又回到1998年，在晚饭前喝着西班牙开胃酒。我问起托马斯的写作。他从抽屉里找出两个八开的横格本。1990年12月是个分水岭，以前的字迹清晰工整，中风后改左手写字，像是地震后的结果，凌乱不堪。一个美国诗人告诉我，当年托马斯来美国访问，人一走，有人把摹仿他诗句的纸条塞进他住过的房间，再找出来，宣称是伟大的发现。他们要能看到这原稿，还了得？
六七十年代，不合时代潮流的托马斯受到同行们恶狠狠的攻击，骂他是“出口诗人”、“保守派”、“资产阶级”。记得有一次我问他生不生气。“我倒想说不，可我能不生气吗？”如今时代转过身来，向托马斯致敬。他接连得到许多重要的文学奖。莫妮卡告诉我，前不久，他俩去斯德哥尔摩美术馆，被一个导游认了出来，他大声向观众们说：“这是我们的托马斯！”全体向他们鼓掌。
十
蓝房子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夜。我站在密林中，转向我那雾蓝色墙壁的房子。好像我刚死去，从新的角度看它。
它已度过八十多个夏天。其木头饱含四倍的欢乐三倍的痛苦。当住这儿的人死了，房子就被重漆一次。死者自己漆，不用刷子，从里边。
房子后面，开阔地。曾是花园，如今已荒芜。静止的荒草的波浪，荒草的塔林，涌动的文本，荒草的奥义书，荒草的海盗船队，龙头，长矛，一个荒草帝国。
一个不断抛出的飞去来器的阴影穿过荒芜的花园。这一定和很久前住这儿的人有关。差不多还是个孩子。他的一种冲动，一种思想，一种行动意志般的思想：画……画……逃脱他的命运。
那房子像一张儿童画。它所代表的稚气长大，因为某人——过早地——放弃了做孩子的使命。开门，进来！天花板不安，墙内平静。床上挂着有十七张帆的舰船的画，镀金框子容不下嘶嘶作响的浪头和风。
这里总是很早，在歧途以前，在不可更改的选择以前。感谢今生！我依然怀念别的选择。所有那些速写，都想变成现实。
一艘汽艇很远，在伸向夏夜地平线的水面。苦与乐在露水放大镜中膨胀。无从真的知道，我们是神圣的；我们的生活有条姐妹船，完全沿着另一条航线。当太阳在群岛后面闪耀。
（北岛译）
十一
驱 魔
十五岁那年冬天，我被一种严重的焦虑折磨。我被关在一个不发光的黑探照灯里。我从黄昏降临直到第二天黎明陷入那可怕的控制中。我睡得很少，坐在床上，通常抱着本厚书。那个时期我读了好几本厚书，但我不敢肯定真的读过，因为连一点印象都没留下。书是让灯开着的借口。
那是从深秋开始的。一天晚上我去看电影《虚度光阴》，一部关于酒鬼的影片。他以精神疯癫的状态告终——这悲惨结局今天看来或许有些幼稚。但不是当时。
我躺在床上，电影在我脑海又过了一遍，像在电影院放的那样。
屋里的气氛骤然变得恐怖紧张。什么东西完全占据了我。我身体突然开始发抖，特别是双腿。我是个上发条的玩具，无助地乱蹦乱跳。我抑制不住地抽搐起来，这我从未经历过。我尖叫救命，妈妈赶来。抽搐渐渐消退了。没再回来。可恐惧加重了，从黄昏到清晨一直缠着我。
我存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病。世界变成个大医院。我眼前人类从灵魂到肉体都变了形。光线燃烧，试图拒斥那些可怕的脸，但有时会打瞌睡，眼帘闭上，可怕的脸会突然包围我。
这一切都无声地进行，而声音在寂静内部穷忙。墙纸的图案变成脸。偶尔墙内嘀哒声会打破寂静。是什么声音？是谁？是我吗？墙的响动是我的病态意愿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