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旧梦在心头；
亲情友谊萦怀久，
吴郎八十负杭州。
1997年12月16日北京
往事忆旧录“永远抹不去的青春岁月”（1）
收到“五四”和“北京大学一百周年纪念”征文的信件，我的感受十分复杂，有一些意外，又有一些亲切却一言难尽，不知从何说起。 首先，我不是北大的学生，但是和北大却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从六岁起被送进“幼稚园”，然后进小学到高中一年级是在一所从幼稚园、小学一年至高中一年共为十年级的“孔德学校”完成的。这个初小三年、高小三年，加上初中三年、高中一年的学校名叫孔德，并非孔子之德，而是用的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的名字，而名为孔德，却从未学习过一丝一毫孔德的哲学，所以我至今也不理解为什么学校用这个名字。孔德学校念完十年之后，高中后两年的学业是在中法大学附属高中完成的。读罢中法高中，升入的应是中法大学的孔德学院，但孔德学院是一个理科学院，而我升入的是文科的服尔德学院；却由于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举家南迁，从此中断了学业，那时我年纪十九岁。 孔德学校不是北京大学系统，但是在中国教育界最受尊敬的大师、校长蔡元培却也是孔德的校长。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时的中学都是男女分校，而惟独孔德学校是男女同校，就我国学校来说，应该是开风气之先了。 孔德学校的校址据我现在的记忆，最早是 吴祖光小时候与姐姐吴珊（右） 在北京东城的方巾巷。曾有几次搬迁：承候大院、北河沿、 东华门大街宗人府。记得北河沿校舍和当时的北京大学三院只有一墙之隔，印象最深的是大约在我念初中约十五岁左右的时候，一次下课之后到操场打球，为了抄几步近路，放着操场大门不走，我偏偏从一棵树爬上操场墙头，墙那边就是北大三院。我在墙头上行走，正好一个同学在地上和我说话，我只顾和他说话，一脚踩空，从墙头摔了下来，当时便晕死过去。同学们把我抬到教务处，教务长名叫李召贻，待我清醒过来，看见我的一个手指摔破在流血，手指上一块皮裂开，李先生开抽屉，拿了一把剪刀，要把破皮剪掉，我和身旁的一个同学都大叫起来，他才住手不剪，然后把我的伤口包扎好。我回了家，脸上全部红肿起来，从眼到嘴全肿平了，全家震动，把母亲和祖母吓坏了。到晚上父亲回家，见我摔成这样，倒是没有责骂，但给了我一个任务，叫我就这事写一篇作文。至今我居然还记得我的作文当中一句是： “只觉得耳边呼呼风响，然后便人事不知了……”其实我耳边什么也没听见，那个“呼呼风响”，是看小说瞎编的，而且后面还写了：“我死了之后，装在一个小棺材里抬出去埋了……” 父亲不等看完就哈哈大笑起来，母亲说：“儿子摔成这样，你还笑！”可是我却躲过了一次严厉的惩罚，脸上的青肿，差不多近半月才好，多次由母亲送我到医院治疗，每次治疗回家，母亲都要带我到馆子吃一顿好吃的，我倒情愿这样受伤了。 然而待到脸上的青肿好了之后，又生了一场大病，全身逐渐变黄。医生查出，是黄疸病，还是那墙上一跤引起的。给我看病的是一位私人开业的名医周环西先生，是父亲的朋友。记得诊所是绒线胡同，墙上一丈见方的大字，是周医生的大名。待到这一身的黄色退去，差不多用了半年的时间，应当说，这是一次死里逃生了。 半个多世纪的孔德学校至今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学者、教授的子弟，很多都进这个学校。据我现在回忆，如李大钊、胡NCACA、钱稻孙，周树人（鲁迅）、作人、建人三兄弟，沈士远、尹默、兼士三兄弟，马裕葆、幼渔、马衡三兄弟，刘如山、刘竺山、齐寿山三兄弟，刘半农、钱玄同、李书华、陈独秀等等，在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方针之下，孔德学校是他的一个试验场。我的父亲吴景洲把他的子女都送进了孔德学校。如果不是当时发生了对日本的战争，我们全家十一个兄弟姐妹都会是孔德的学生。而最后三个祖昌、吴要、吴楚便被拒于孔德之外了。 李大钊先生的女儿李星华和我的大姐吴珊是从孔德学校升入孔德学院（中法大学理科）的同班同学。由于大钊先生曾多次被北洋政府迫害出走，星华大姐曾长期住在我家，我们兄弟姐妹都把她看做亲大姐一样。胡NCACA的儿子名胡祖望和我是小学同班，没有多久离校，不知何往，我曾随大人去过他家，但也没有见到他，从此便中断联系。刘如山一家的子女和我及三妹吴皋都是最亲密的。齐琴是三妹同班和最好的朋友，齐瑛虽长我一班，却和我非常亲密。梅兰芳大师得以成大名，得大成就，与齐如山的交往有绝大的关系；以此进入文化界的高层，并打入国际，去美国就是与齐如山同行的。我自小进入京剧爱好者的行列，与齐瑛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和梅兰芳先生的最初相识就在齐家，那时我只是一个玩童。意料不到的是，过了约半个世纪，我成了为梅兰芳纪录大半生及五个代表剧作的导演。齐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父亲去了台湾。1980年初我收到齐琴送给我台湾出版的十大本约八千万言的《齐如山全集》，其中对中国戏剧作了全面的论述，最终的一章是“北平专章”，充满了一片相思及绵绵乡情。此书编辑和出版之前，如山先生和齐瑛父子相继逝世，可以想象二人对“故都北京”的依恋和对他名京剧为“国剧”的无限相思。 沈尹默先生至今被人们公认为当代最权威的书法家，是我最敬爱亲密的老师，每一次我去看望他，他都在伏案临池，而且必然给我写字。因此多年以来他留给我不少精彩绝伦的亲笔墨宝；但在“文革”之中损失很多，至今想起就无比愤怒。后来我知道在这场恶作剧时期，沈师住在上海难逃厄运，受尽欺凌；那些恶棍流氓的造反派们成天叫他写检查，但一经张贴便被人揭去收藏起来，可以想见老人临终之时受尽多少打击、多少污辱。沈公三兄弟都是饱学之士，他们的子女、侄辈都是我的同学好友，如沈令扬、令年、令昕、令昭、令融……几十年来都已失去联系了。 钱玄同先生的子女钱端信、端智、端礼，其中也有我的同班同学；还有陈大齐先生的孩子是我的同班，现在竟连名字也不记得了。 周家（鲁迅先生兄弟）三兄弟的公子周丰一、丰二、丰三，丰一以打乒乓球著名，以此成为校中的知名人物。 还有马家三兄弟，马叙伦、马裕葆、马衡家的子女，其中的大姐马珏最为出色。在孔德学校时一次有一批日本客人参观学校，看见一个少年男子从女厕所走出来，大为吃惊！查问之下，才知是一个女生。马珏一向男子装束，引起哄动。孔德毕业之后，她进入北京大学，由于天生丽质，被全校尊为“花王”，就是后来所谓“校花”，我至今记得京中报纸、画报经常登载她的照片和动态。约十年前我曾见到她，已经是龙钟的老妇，不堪回首了。马家子弟我的同班同学马谦至今同在北京，他曾毕业于黄埔军校，因此成为新中国的对立面，坐过九年监牢。他的父亲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亦是我父之老友。马谦的堂兄弟马节、哥哥马太龙是金石家，现同在北京。他的堂兄弟，北大教授马幼渔先生之子马节和我妹妹吴皋是同班同学，现在德国。 不久以前，我居然收到小时音乐女老师陶虞孙先生的信，她年纪约近百岁了，依然健在，居然还打听到我的通讯处，令我十分感动。这使我回想起当年上音乐课时，有一次陶先生叫学生都站起来唱一首歌，唱到一半，她大声叫：“吴祖光。”我答应了。她问：“你为什么站到最后边？”我一时答不上来，其实我只是因为生来个子小，又是年纪最小的，所以一向都在最后。她叫我走到最前边，弹起钢琴，叫我独唱。她后来说我嗓子好，所以叫我独唱。而且以后凡是独唱、领唱都是我了。如今已过半个多世纪，老师还记得，千方百计打听到我的地址，给我写信，实在使我出乎意料。的确我后来也唱过电影插曲，也曾上台歌唱，但都是玩票，没有认真……辜负了老师期望。
往事忆旧录“永远抹不去的青春岁月”（2）
我在孔德的最后两年，印象最深的是先后两位国文老师杨慧修和诗人冯至。大概因为我的这门功课在班里是比较好的，所以老师对我也特别喜欢。那时学校出版一本《孔德校刊》，我的作文就常常在校刊上发表。但是杨老师感情丰富，和我低一班的女同学文树新搞了一场师生恋爱，而且双双私奔日本，成为轰动北京的大事。《世界日报》及《画报》出了专版，并且登了许多照片。一年以后传来消息，文树新以难产逝世，令人惋惜。树新颇富文才，现在萧乾先生夫人文洁若是树新的小妹。树新当年不过十四五岁，谈恋爱也太早了点，这就该怪老师了。杨在几十年以后任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更名杨晦，我和他感情依旧。
冯至先生在校时和我关系也是非常好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当然不是小学生了。但是意外发生了“反右”冤案。冯老师大约是因为“同行”的诗人关系，太过于表现进步了，写了几篇“批判”诗人艾青的文章；而且批艾青必连带批吴祖光，这真使我愤怒，从此中断了师生之情。但是现在想想，是那些“运动”才使人变成鬼，使诗人变成小人。现在两位老师，包括艾青都成古人了。
现在把又想到的一件事说一下。在孔德学校的末后几年，学校搬到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校址，即是东华门大街的清代宗人府，是一个大寺院。学校刚刚接管的时候，我们几个“高班学生”看见有一个相当大的城隍庙，便把金刚、鬼判的棍、棒、枪、刀都拔下来，把很大的泥塑鬼怪都扒倒，搞了一次大破坏。现在回想竟有点“文化大革命”打、砸、抢的味道。可以说是曾开“文革”风气之先河，至今回想，如在目前。这么打砸破坏，竟未受到任何劝阻和责难。
学校搬进新址之后，西边一个大四合院是我们中学高班的教室，东边一个院子是小学教室。当时接近高中升学时候了，有些课是可以不上或是休息的，我们三几个同学就常常到东院小学部去找小同学玩。那时发现在三四年级有两位小女同学很好玩，一个叫陈香梅，一个叫陈寄玉，她们两个也很喜欢这几个大哥哥，见到我们就非常高兴。这样有一段时间，那时我已经在读十年级了，过了不久就升学入中法高中了。宗人府的孔德学校，到新中国后成为北京27中学，可能至今还是这个名字，但两边的两条胡同一边叫孔德东巷，一边叫孔德西巷。
约在1947年我从重庆到上海就任《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主编。有一次在舞会上遇见陈香梅女士，她已是上海的知名人物了。我和她跳了一次舞，说起当年在孔德的经历，她还记得。如今陈香梅女士名满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