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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凭着这点儿玩闹的经历，我就在江安剧校的舞台上和杨福安打了几下。当然开打只不过一会儿工夫，我扮演的武松使一把单刀，杨福安扮演的角色使的是一杆枪，最后他一枪扎过来，我摔一个抢背，下场，还落了一个满堂彩。
然而这一个“抢背”摔砸了。观众没看出来，而我由于过分卖力，摔过了头，落地时不是“抢背”而是“抢肩膀”，把脖子窝了一下，从肩膀到脖梗一直疼了三天。
第三次演出似乎是为了庆祝一个什么节日。江安城里一位最年轻的“绅粮”高先生是一个京剧票友，戏瘾极大，常常在自己家里约集城里——包括剧校喜爱京剧的同学一起清唱，还能凑起一个小小的乐队，在星期六或星期天一唱就是半天。这一次的演出决定大轴戏是《空城计》，高先生扮演诸葛亮，派给我的角色是司马懿。
派给我的这个角色使我不能推卸，亦无从选择。但我平时即使偶尔上上弦吊吊嗓子，也从来没有唱过花脸，而这一回却是除了我再也找不出别的人来了。一般名角唱《空城计》大都是前场《失街亭》，后场《斩马谡》。我们则限于人力，一出《空城计》就够张罗的了。江安小城在剧校未迁来之前从未见过京戏，所以服装也是七拼八凑借来的，我扮演的司马懿是由学生中比较熟悉京戏的张正安找了些大白和黑墨画的脸谱，不知从哪儿借来的一双高底靴子破破烂烂还硌得脚疼。大袍穿在外面的更不像话，只有身为大地主绅士的高先生扮演的诸葛亮可能有私房行头，比较起来像个样子。
全场瞩目的《空城计》上场了，诸葛亮开场和老军对话，加唱的八句摇板十分平稳。接下来就是我扮演的司马懿在幕后的一句倒板：“大队人马往西城。”不知是不是由于涂了满脸的大白粉，已经不复保留我的原来面貌，
所以也就完全失去了前两次出场的那种信心不足的尴尬神情，还没上场就憋足了劲，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怎么那么大的嗓门儿？连对京剧纯属外行的江安小城的观众都情不自禁地来了个满堂彩。这无疑是给我最大的鼓励，接下来的戏我真是越唱越来劲，后面的两段快板就更不在话下，观众是用鼓掌喝彩声送我下场的。
整个戏散之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围着夸奖我，谁也想不到我表演得这样出色。教务主任曹禺一把抱住我，说：“真棒！”事隔半个多世纪了，我至今记得清楚。尤其是曹禺先生历来在看过任何演出之后，一般都只说“真不易”，教人捉摸不透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而这会儿他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地说：“真棒！”这才是真不易。
大约是在1942年，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在校学生的思想管制，派了一个貌似良善其实阴险的训导主任，对学生们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监督，接连发生了几起逮捕学生和逼走学生的事件。我就在这年暑假去了重庆，参加了当时以张骏祥为社长的中国青年剧社任专职编导，离开了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现在我记不清楚是否就在这一年或是第二年的10月10日“双十节”，在重庆举办了中国第一届戏剧节，在重庆最大的剧场国泰大戏院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我竟被邀去参加了大会最后一个节目京剧《法门寺》，而且被指定担任NCD37邬县令赵廉这个主要角色。配演的角色尽是一时之选，计为：王家齐演刘瑾，谢添演贾桂，马彦祥演宋国士，吴茵演宋巧姣，其他角色亦都是当时的著名演员，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使我留下最大遗憾的是，这出《法门寺》给我极少的京剧表演中留下最失败的纪录，这里面虽然也有一点客观的原因。
《法门寺》是我看得烂熟了的戏，其中每一个角色我差不多都能说能唱，所以担任主角NCD37邬县令并不感觉什么压力。但是在晚上演出之前却承担了另一个任务，即是当时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约我去讲十分钟的话，就全国第一届戏剧节发表感想和祝颂。我没有把这当做什么大事放在心上，十分轻松地去了电台。主持这项节目的是至今还在北京广播界担任指导职务的前辈蔡骧同志，而他却是当年国立剧专毕业的我的学生。大约在三四点钟的时候，他把我迎进了广播室，向听众说明节目的内容并对我作了介绍，然后就由我开始讲话。现在我已完全忘记我那次讲了什么，然而最可怕的是我事先大致想过的讲话内容，原来打算讲十分钟的话，没到五分钟便讲完了，再也讲不下去了。我原来只是想着：十分钟算个什么，可真想不到，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真空，什么也没有了，这下子把我急坏了，只得做手势，拼命示意叫蔡骧赶快帮我下台。蔡在学校时是一班里年纪最小的，我还记得他初上剧校时，有一次上课时找不见他，不知去了什么地方，让班上同学去找他，才发现他在花园里捉蝴蝶。然而到底是他毕业后已干了一两年广播员，发现了我的窘态，接过来几句话就给我解了围。而我呢，狼狈地走出播音室。幸好那时只有广播尚无电视，假如像今天一样在电视屏幕前当众出丑，那真是不堪设想。
由于轻敌，招来如此一场大败，我真是羞愧难当。时间已是不早，我匆匆吃过晚饭，赶到国泰去化装上台，始终处于惊魂未定状态，因此招致了一场失败。至今还能依稀记得，那一大段“西皮原板”转“二六”，嗓音喑哑，而且还有些发抖，真成了终生耻辱。
我是个不知吸取教训的人，后半生这一类的错失却依然屡犯不已。
1945年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我于1946年元旦由于重庆《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先生的邀请乘飞机到上海主编新创刊的上海《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在上海不足两年当中，我写了两部话剧《捉鬼传》与《嫦娥奔月》，并于这两年先后在上海兰心戏院上演，前者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讽刺，后者则是露骨地刺痛了丧权误国而依旧统治大半个中国的蒋介石，因此触怒了上海的统治当局，我得到了好心人的暗示和警告，接受了香港一家电影公司的邀请去了香港。
在香港的大中华影片公司担任编导期间，在由上海到香港的航程中发生过一起空难事件，著名的上海电影导演方沛霖先生不幸亡故。当时的香港电影分为国语片和粤语片两个品种，而国语片是高档次的影片，从事国语片的摄制人员大部分来自上海，而由于国共的战端已启，上海的电影事业陷于停滞，国语片的制作者包括大量的演员亦纷纷拥入香港。因此这些方沛霖的老伙伴、朋友们倡议举行了一次京剧义演，为方的家属筹募款项。在这场演出中我亦被拉去参加了一个节目。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的京剧演出，剧目是《樊江关》，又名《姑嫂英雄》，由当时的走红影星李丽华和王熙春分饰樊梨花和薛金莲两姑嫂，我扮演的是樊薛二人各有一名随从之一，是一名丑角。这出戏本身就是个玩笑戏，丑角无非是插科打诨，在台上任意发挥而已。值得一提的是我居然至今留有一张不知是谁给我拍的剧照。照片不太清楚，质量不高，然而有纪念意义。可惜的是没有照到两只脚，为什么我要提到脚呢？因为只看头上戴的和身上穿的，倒是合乎规矩的丑角打扮，但那天我是临时被李、王两位女明星抓上台的，穿的是一条灰呢西装裤，脚上是一双黑皮鞋。
写到这张剧照，不禁联想到我还有另一张难忘的剧照：大约是在1933年我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约了在富连成科班尚未出科，但已崭露头角的架子花脸袁世海一起到前门外大栅栏的容丰照相馆去拍一张戏照。我俩拍的是《两将军——夜战马超》，世海扮张飞，我扮马超。世海自己对着镜子勾脸，他带来的一位师傅给我化装。两人都穿短打衣裤，我戴甩发，薄底靴。世海把合适的靴子让给我穿，他穿的靴子嫌小，只是勉强凑合穿上的。我的姿势、架子也都是他教的，亮相功架很好看，照出来也透着精神，人人看了夸奖。这张照片跟我去南京、上海、武汉、重庆……我一直留着。但又是那一场遗臭万年的该死“文革”把这张照片毁掉了。半世纪后再见世海，他连穿的那双小鞋也还记得……
这是我外行票戏的全部经历，历演小生、武生、花脸、老生、小丑五个行当；惟一正经学习过的《坐宫》却反而没有得到机会登台一露。匆匆五十年过去了，来到当年旧游之地京剧王国的北京，深感我这样的半吊子，自学而不成材的戏迷不能在这块圣地上班门弄斧，为了维护京剧的荣誉和尊严，更不能以伪劣品自欺欺人，因此就连上胡琴吊嗓子也久久不来了。这一回应《中国京剧》主编先生的多次索稿，因简记这一段经历如上。
1993年3月3日北京
往事忆旧录除夕思亲
住在没有冬天的香港，常常在心理上漠视了时序的更替。在北方早已冰天雪地的今天，这里依旧是温暖如春；想到血肉横飞旦夕生死的战地情景，真是说不出的又是兴奋又是惭愧的滋味。正因为这一年乃是不平常的一年。中国人民将在这一年里挣脱几千年来封建暴虐的枷锁，获得自精神至身体的自由解放。这将是自苏联大革命以来全世界空前未有的大事件。编者先生的征文信上指明这是“历史转折时代”；一点也不容置疑，这是历史转折的时代，我们却有幸生在这一个时代。
我来到香港一年多了，也就是离开家，离开父亲母亲一年多了。年终岁尾，思绪纷驰，特别使我思念父亲和母亲。虽然我知道他们住在上海都很平安，但今晚我要和他们谈话；特别是父亲，因为父亲从来就是一家生活上思想上精神上的领导与支持者。自然这里面更有我无尽的感谢，父亲的忠厚与正义感永远是我为人处世的楷模。
我要说的是今天真是历史转折的时代了！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假。这里所谓“转捩”就是今天与昨天是截然的不同：昨天的残杀换来了今后的和平；昨天的黑暗换来今后的光明；昨天的哭泣悲愤换来今后的欢欣讴唱；昨天的惶恐戒惧换来了今后的自由解放！是这样的历史的“转捩”，铁的事实为我们作了证明。像古时候的“改朝换代”那是“以暴易暴”，不是“转捩”。
时代随时都在进步，有多少令人敬佩的“先知”的长者投身在争取自由的队伍里去了。更多的是比我更年轻的青年人已经使大半个中国赢得了新的生命，正再接再厉博取更大的战果，并且决心在未来的一年竟其全功了。但是我也晓得，也有更多像父亲年纪一样的人还在怀疑目前的事实，从心里就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会说：“我下台，你上台，还不是一样！”会说：“好话谁都会讲，到头来谁不是争权夺利！”会说：“没有希望！中国人根本就没希望！”会说：“三十年前我们不也是闹革命？可是如今……”更会笑那些年轻人是感情冲动，浅薄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