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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顶的留言簿上，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欲为银幕留奇景，
千山万水上峨眉；
四日不晴三日雨，
趁兴而来败兴归。
说“败兴”是指的我们的影片没有拍成，这主要要怪我们自己不了解情况，事前没有做必要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一回我们明白了峨眉山的规律，写下来告诉要去峨眉而还没有去的人：
春天四月，满山百花齐放，山顶的云海最好看。
五、六月山下晴朗，山顶多雨；满山游客，农民最多。
六月到八月是知识分子学生游山的季节。
冬天十一月到一、二月，山顶经常晴朗。云海，日出，日落，佛光，雪景都是最好的时候。雪景的最大特点是白雪压在绿树上。在别的地方的冬天，雪下只有枯萎了的枝条。
多巧！正确地说，应该是：多不巧！我们来的时候，正是什么也不是的时候。
更不幸的是我在金顶上碰见了我平生最怕的东西：跳蚤。而且不止一个，把我咬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捉也没法捉，因为我知道，捉了一个又会来一个；而且天气太冷，穿了不少衣服，捉起来很不方便。我问金顶的和尚，为什么有跳蚤？他说：“是你从山下带上来的。”
我说：“不是。山下没有跳蚤咬我。”
他说：“这里从来就没有跳蚤。你看我。”
他做了一个很舒服的表情。这个辩论很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我只好认输，不谈了，决心喂跳蚤。
我们在一路斜风细雨中下山，跳蚤跟我下山才罢手。雨把我全身浇得透湿。
可是在路上我们还遇见不少上山的游客。最使人感动的是有两位老太太，一步一步挨上山去，她们是去拜佛的。
一共八天，我们上了山，又下了山。尽管我们来得不是时候，可是峨眉山的秀丽终是不可及的。峨眉山的和尚，和我们相处多日的普超、演观和我们没有见面的遇仙寺的留下告示的和尚，他们都是那么有修养；待人亲热，对祖国和我们的社会那样热爱和充满信心；为新生的峨眉抹上无限光彩。
我怀着希望下峨眉。希望成都到昆明的铁路快修好，那时火车就会在峨眉山下经过，就会有更多的人上山来。希望峨眉山在不久之后会装上电灯，那时殿上的大佛就不会吓人了。希望开一条上山的公路，让年老的人（像我们遇见的老太太）可以少爬点坡，可以坐着汽车上山。还有重要的一条：不要有跳蚤！实践证明，跳蚤绝对不是我从山下带上去的。
这样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1956年7月
往事忆旧录春来
近半个月来，北京风日晴和。本来新年过后、春节未来最是严寒的时节；可是每天除了一早一晚，走在街上时间长了觉得有点冻耳朵之外，白天在阳光之下，竟有春天感觉。日历上已经写着“初五日立春”，没有几天就要过春节了。的确是残冬将过，春天就要来了。宋人黄庶有一首《探春》诗说得好：
雪里犹能醉落梅，
好营杯具待春来。
东风便试新刀尺，
万叶千花一手裁。
东南风吹面不寒，不久以前刚下过的一场大雪没有几天已经了无痕迹；看来“万叶千花”是可以计日而待了。春天就是幸福，就是希望；每一个严寒的冬天过去的时候，春天就给人们带来了欢乐。草就要绿了；花就要开了；冰就要化了，大雁就要从南方飞回来了。
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当他回忆起儿时，那最快乐的记忆总是属于过旧历年——春节的。尽管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大，各地方的风俗不尽相同，但是没有一个孩子在过春节时不是欢天喜地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色彩浓烈的国家，人们印象中的春节就是一片鲜红的颜色；它是那样的温暖，那样的充满喜气：春联是红色的，灯笼是红色的，蜡烛是红色的，桌围和地毯是红色的，女人的裙子和戴着的头花是红色的，男人的瓜皮帽的结子是红色的，孩子们穿的衣服是红色的，鞭炮是红色的，压岁钱的纸包也是红色的……
从腊月初八那晚上吃腊八粥起，过年的气氛就一天一天浓起来了。到二十四送灶王上天，三十晚上接灶王下界，守岁，辞岁；过年，拜年；一直到十五过元宵节，孩子们有多么长的一段时间都沉浸在幸福和欢笑之中啊！
在过去悠长的年代里，谁都知道，快乐和苦难是紧紧相连的，往往在快乐的底面就是苦难，大红大绿的喜气的后面就是漆黑一团的愁苦。在我们走过来不久的这一段年月里，那悲哀多于喜庆的社会是不会教人容易忘记的。不论是城市也罢，农村也罢，有几家人家不是忍着泪、咬着牙度过这样艰苦的日子的？新年来了，当然要含笑去迎接它，然而：
爆竹千声岁又终，
持灯讨账各西东……
除夕晚上，讨账的人到处找人要账，欠账的人到处设法还账或是藏到澡塘子等等地方去躲账；而讨账的人大都又是欠了别人的账去讨了账去还账的，这样紧张的欠债还债真是一场恶战；因为一过午夜，就不许再讨债了。这不是法律，但却是大家都要遵行的生活习惯；任凭亏欠再多，只要你逃过了除夕夜，就是明年再说了。这叫：
夜深不管浑闲事，
检点衣裳且过年。
光绪三年（1877年）出版的《都门杂咏》中的这两首“竹枝词”，内容是“讨账”和“搪账”，说明了那时的社会现象。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又延长了很多的年头，我至今还记得过去三十晚上债主盈门，家里大人应付为难的光景；等到我也长大了之后，社会上的人情就变得更加浇薄，“午夜以后不许讨债”的人情习惯没有了。春节过后的报纸上经常登得有“年关难过，逼债致死”的新闻，在旧时严冬的新年新岁里，“恭喜”的声音是掩不住哭声的。
孩子们之所以幸福，就在于他们不必负起生活的担子；他们自己就是担子，只有被人挑而没有挑人的义务。我们在许多古旧的年画里，在街头巷尾都看见那样愉快、那样兴奋，可又是那样战战兢兢、掩着耳朵去点燃爆竹的孩子们。我们小时候也大都有这样地去放爆竹的经验，可是谁知道大人们是用什么心情来听爆竹的响声的。贫穷人家，在过年时候也许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但是即使去要饭，也要凑钱去买一串或者哪怕是一个单头的爆竹；全家老老小小围在一起，像进行一个什么典礼一般地隆重地把爆竹放掉；崩一下，崩掉穷气；把穷神崩走，把财神接进来；今年过了，明年发财。
自然，明年还是不会发财的，但是明年还有明年啊。我们的旧社会里是有那么多的人只凭着这不可希冀的幻想讨生活的。他们说：“过年比过关还难！”那时候的春节的另一个名字是“年关”。
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为的是告诉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人知道，在过去的社会里春节对于人们的意义。那堆积在你们的爸爸、妈妈，以及祖父、祖母身上的生活的重债，曾经是世世代代也还不清，而是到了解放以后才真正地还清了的。
我们的国家过去一直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春节是农历上最大的节气。春耕、夏锄、秋收、冬藏，四季的辛苦换来年终岁首的休息。这个充满着劳动的气息的原始的古老的又是普遍为人喜爱的节日具有着丰富的生活魅力。那灯笼、红烛的光芒，那爆竹的声响和划过黑夜天空的流星焰火，将在这春节的夜晚里，把我们这样美丽的祖国织染成彩色斑斓的神仙世界。
北京的春节自然有北京的颜色。譬如厂甸吧，这个最能代表北京春节特色的地方。我刚刚看到琉璃厂的二希堂书店的掌柜，他对我说：“今年的厂甸可不比往年，去年厂甸摆了五百个摊子，今年增加到八百个了。我过去没在厂甸摆过书摊，今年公私合营了，我得把最好的书都摆出来。您可千万去逛逛。初一到十五，吃的、玩的，什么都有，甭提有多热闹！”
假如说：旧日的春节，欢笑之中夹着眼泪，那么今天的春节就只有欢笑了。也只有今天的春节，才会给中国人民真正的幸福。这才应了那句老话：普天同庆。让大人也和小孩子一块儿尽情欢乐！
1957年2月28日
往事忆旧录“二流堂”真相（1）
杂志约我写一篇关于“二流堂”的文章。令我感慨万千。原来不过是朋友们之间日常生活里互相交往的一些细事小事，但是居然被那些别有用心、惯于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的政治运动家们把它渲染、夸大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什么“反革命政治集团”。从昏天黑地的1957年“反右”开始，到那个贻笑万邦的十年“文革”中闹得鸡飞狗跳尽人皆知，都等着要爆出个什么特大新闻来，而最后浪费了不知多少时间，多少人力财力，到处内查外调的结果却是一场瞎胡闹，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更无论其为什么“政治问题”了。想想真教人又可恨、
又可气、又可笑、又可悲。
中年烦恼少年狂，
南北东西当故乡；
血雨腥风浑细事，
荆天棘地也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
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
一生误我二流堂。
上面这首七言律诗做于1972年夏天的河北省静海县独流河畔地名团泊洼的一处犯罪人的劳改农场，当时这片宝地乃是所谓中央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在那几年当中，这个干校不知表演了多少悲剧、惨剧，更多的是闹剧和滑稽剧。
“二流堂”群落之一：丁聪
1942年末，我在两年前完稿的第二个大型历史剧、以南宋宰相文天祥抗元殉国为题材的《正气歌》，将由抗日战争大后方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剧团在成都和重庆两地上演。导演由陈鲤庭先生担任，这部戏的主要演员有魏鹤龄扮演文天祥，顾而已扮演贾似道，谢添扮演翁应龙，阵容十分强大。而剧中的服装设计者画家丁聪成为我一生中最亲密的好朋友中的一个。
1988年9月吴祖光（右一）、黄苗子（左一）、丁聪（左二）
丁聪比我大半岁，今年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了，他的作品至今署名小丁，七十五岁的小丁无论就其外形和性格而言都依旧符合“小丁”这一称号；永远坦诚快乐，永远笑容满面，一片天真。小丁是漫画名家，从30年代起以锋利的笔触勇敢地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