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也在三十岁以上了——说到这里就显得情绪低沉，关于他当时如何逃亡，如何越境都没有说下去，也许他本来是想对我说说的。
往事忆旧录欧陆风情（2）
他说：“日子不好过，但是都过来了；到处都是困难，但是到处也都有好心人。我的老师就对我很好，他愿意教我，帮助我。我已经多次开过画展，我的画已经进入巴黎的博物馆，像我这样年纪和类似经历的中国画家还不止我一个。
“我展览给法国人看的第一张画是：秋天里的一棵大树，树叶在秋风里飘落，落在地上。我的意思你理解，但是法国人不理解……”
我说：“是叶落归根。”
他说：“就是叶落归根。我不能永远在异乡漂泊。但是我能回去吗？我能被允许回去吗？人们不会说我是个叛逃者吗？”
我说：“当然能够回来，也应当回来。为什么不被允许呢？”
我这样回答未经思索。但是我马上想到：我不懂政策、我不知道我们的官方怎样看待这种现实，我马上联想到著名的音乐家傅聪，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吓坏了，离开了他的祖国。但是他热爱自己的国家，连父亲在十年浩劫中被残酷迫害致死，在外国记者访问时也没有发过一句怨言，而是千方百计想回到他的祖国。但在终于这样回到祖国时，不是还有人攻击接待他的人说是：“居然接待一个叛徒回来吗？”
把自家的亲人、好人、有用的人赶尽杀绝，发展到十年浩劫的时代可谓登峰造极之至了。查遍古往今来人类的历史也没有一个敢于这么干的！如今海外飘零的游子想要回到他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的生身故国，正说明这个祖国又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声容，恢复了吸引孤雁归来的魅力。这是何等令人可喜、使人振奋的景象。但是偏偏还有这样刻薄寡恩、皂白不分的铁石心肠……因此，我该怎样回答司徒提出的问题呢？我该如何正视司徒、这个流亡国外的青年画家殷殷期待的目光呢？
吃过晚饭，当我掏出衣袋里的手帕擦手的时候，司徒忽然看见了什么，眼睛闪出异样的光彩，一下扑下身去，从我的坐椅下拾起一样东西，紧紧捏在手里。他拾起了什么呢？原来是从我衣袋里落在地上的一枚中国辅币。司徒激动地盯住看，口里说：“中国的！十多年没有看到了！可以给我吗？”我说：“当然可以。”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漾出了泪花。
司徒告诉我，他生活得很好。这我能理解，从他的美丽温柔的夫人的幸福快乐的神色中就感受到了。他告诉我，他的工作就是画画，每天一早走出家门去画街头、大自然的形形色色，在外面吃简单的午饭……工作是很辛勤的，题材尽有，画它不完；但是由于身在异国，总觉得有劲使不上，无能为力。
宴会结束时，是司徒送我回到住处的；由他的夫人开车，夫人总是甜甜地笑，没有多话，这种性格倒像我们中国人家的媳妇。司徒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对我说：“我们的车可以为你服务，需要的话打个电话给我，我们就来接你。”
我向年轻的夫妇告别，祝他俩幸福。我希望司徒能偕同他的法国妻子一起回来。
四、汉？学？家
女儿双双问我：“你们到法国去干什么？”
我回答说：“巴黎举行了一个会议，讨论的题目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
女儿说：“真逗。”
想一想之后，我也觉得“真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也从来没有开过一次哪怕是很小的会来讨论过吗？在出国之前，由于需要写一篇关于抗战戏剧的论文并作一次发言，我曾找过一位戏剧艺术研究机构的负责同志，希望从这里得到一些有关的资料，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没有。”
咱们中国人连自己的事都不管，相形之下，法国人多会没事找事干！
但是，显然我太孤陋。热心于中国学问的人远远不止是法国人；参加这个讨论会的人遍及世界上的各个角落，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德国人、荷兰人、巴西人……当然也有些外籍华人，以及香港同胞，这些人都是“汉学家”。
主持这次会议的巴黎第三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于儒伯教授曾在中国读过北京大学，他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喜爱达到了着迷的程度。他的中国话说得不流畅，但遣词用字十分准确，说话之前常要停顿一阵，像是在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语句，因此话说得比较慢；可是后来我发现，在他说自己本国的法语时也有同样的习惯，那就不是中文程度的问题了。
他的名字按照法语拼音应当是儒尔曼，于儒伯是他取的中国名字，还有一个别号叫如柏，则完全是中国化了。在开会前，为了更多地了解我们参加会议的几位中国作家的情况，他争分夺秒地随时搜集材料。我坐在他的汽车里，他开车，在巴黎街上的汽车长阵里疾驶；在方向盘前面的小横格子上放着一叠纸和笔，在遇见十字路口的红灯，需要停下来的短暂时刻，他抢着把刚才问过的话记录下来。他的心看来完全放在询问和了解上了，同时还大开快车，坐在他的车上教人提心吊胆，觉得随时有撞车闯祸的可能。
完全秃了顶的于教授还会唱两段京剧，一段是《捉放曹》，另一段是《四郎探母》。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为了抢时间，在大街的人行道上赶路时，他抬腿做了一个京剧武生的身段，喊道：“巴图鲁！追！”
最近我才听说，儒尔曼之所以最终成为一名中国文学专家，起因于在40年代听了留法的中国歌唱家周小燕女士唱的几首中国民歌，他完全被美丽的中国音乐迷住了，于是开始专攻中文。
在巴黎见到的法国汉学家所从事的专题研究都是些什么呢？看看下面的题目是很有意思的：
戴丽芬·波德立夫人在翻译柳宗元的诗，她和我商量“NC45A乃一声山水绿”怎样翻译更能传神，她不久前翻译出书的是《西游记》第一部。
巴黎第七大学吴德明教授研究的是汉朝的司马相如赋。
年轻的来仙客先生熟悉中国的曲艺和相声。他对中国的了解到了这样的程度：当听到诗人艾青说：“我离巴黎已经五十年……”时，他立即纠正说：“应当是四十八年，你是1932年离开巴黎的。”
最近法国翻译出版了中国的两本古书《盐铁论》和《商君书》。
巴蒂先生是研究老舍的专家。
而于儒伯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对中国历史知识的丰富了解以及对中国民间俚语的熟悉和运用，都是使人为之动容的。
各国汉学家在这次讨论会上的讲题涉及到的中国当代作家有：老舍、郁达夫、茅盾、萧军、丁玲、赵树理、巴金、张天翼、艾芜、沙汀、端木蕻良、胡风、路翎、戴望舒、卞之琳、梁实秋、马烽等，谈得最多的是艾青。
再说一位意大利的女汉学家安娜吧。由于她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评论和翻译鲁迅的文章，所以被意大利作家协会邀请来接待这一批中国客人。她把我们从罗马飞机场接往旅馆的途中和我同车，她讲着不纯熟的中国话，随时还在翻查一本中文字典，抱歉地说她只能看中国书而不善于说中国话。她忽然说道：“……梁启超写过一个关于意大利的剧本……”
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我这个专业的“中国剧作家”，怎么从来也不知道梁启超写过剧本？啊？还是个关于意大利的剧本！我只记得，小时候读过梁启超的翻译小说《佳人奇遇》和《十五小豪杰》，除此之外便不清楚梁还写过什么文学作品了。这真丢人，亏你还是个代表中国的什么剧作家呢！
留在意大利期间，我一直为此耿耿于怀，七月份回到北京，第一件事便是打电话给我们的近代史专家黎澍同志，请他代我查一下梁启超有没有写过一个关于罗马的剧本。果然是位名不虚传的专家，黎澍不假思索，对答如流，说：“有的，书名《新罗马传奇》，是一本没有完成的戏曲剧作。”第二天就派了黎家女公子，一位娇小美丽的姑娘给我送来了两本梁任公先生的《饮冰室文集》。
作为一个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可爱的朋友热爱着我们伟大的中国。他们爱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悠久的、丰富的、美丽的、具有无穷魅力的、在人类历史上永远焕发奇光异彩、具有高度文明的从古迄今的文学艺术的珍宝吧？他们对我们过去不久一段长时期的胡作非为、肆意的破坏和毁灭自家的文化财富，谈起来甚至比我们自己还要伤心和气愤！而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应当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医治创伤，光复故物，创建新猷，才能无愧于我们多才多艺的前辈古人呢？！
往事忆旧录欧陆风情（3）
五、从“喇叭裤”说起
依我看，人免不了有偏见，我也有偏见。
譬如说，近年来从香港以至国外传来、流行一时的肥腿喇叭裤，我横看竖看都看不惯。和儿子、女儿争辩过不止一次，他们说好看，我就是觉得不好看。虽然不是我穿的，我管不着，但是我能看见呀！看见就难受，所以没法不说说这个喇叭裤。
其实喇叭裤腿并不新鲜。我记得在30年代初期，时髦的年轻人很兴过一阵；那时候只限于男人，因为女人不穿长裤子，主要是穿旗袍或裙子。男人的西装裤腿也很肥，但不若今日之甚。再如皮鞋，也时兴过方头的，还有尖头的、圆头的；和裤腿一样，反正是不肥即瘦，十年河东转河西，然后再转河东……最后总是不太肥也不太瘦的中庸之道能比较维持长久。
和我争得比较厉害的是女儿，但她始终没有说服我。六月份我去巴黎，到了这个世界花都、时髦的服装总汇；我十分高兴地发现，穿肥腿喇叭裤的人虽然还有，但却不多了。男男女女，大多数又恢复了瘦裤腿。在路上看见的一个穿着最肥大的喇叭裤的男人是飞机中途停靠在伊朗德黑兰机场的时候，显然这是一个伊朗人。
看来这个喇叭裤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这么迅速地过去我不清楚，但是我想，除去不好看之外，恐怕也不方便，踢里吐噜的。譬如，我听到一个法国朋友说，有一位年轻女士上电梯的时候，肥大的裤脚挂在活动电梯的台阶上了，结果是人上去了，裤子却被电梯拉了下来，从而引起一场轰动。当然，喇叭裤在法国决不会是因此而减少的，但是至少这种裤子有其不方便的碍事之处。所以，我很高兴地在巴黎写信告诉女儿：喇叭裤在法国不时兴了。
因此，我也想谈谈关于出国的服装问题，我比较熟悉的40年代欧洲人的规矩，有些场合对服装的规定是十分严格的；有些大饭店，不打领带就不能进去；有些晚会或宴会还非穿礼服不可。但是今天的巴黎，以及罗马等地，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