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这个人以为我在开玩笑。后来他看到我是当真的，不由得发起火来。他骂我是蠢货。最后，我们打了起来。我真幸运，在混战中我把斗篷从他手里夺了回来。我正想溜走，这个年轻人急忙喊来了警察，把我拖到了法院。法官听了控告，非常惊讶，于是把斗篷判给了对方。我只好跟年轻人商量，如果他把斗篷让给我，我除了退还二百金币外，再加二十枚、五十枚、八十枚，甚至一百枚金币。我靠请求办不到的事，靠金钱就办成了。他收下我的金币，我带着斗篷得意地走了。在佛罗伦萨，全城的人都把我当做一个白痴。可是，我对别人的议论是无所谓的，因为我比他们更清楚，在这笔买卖上我还能赚钱。
我焦急地等待着夜晚来临。大约和上一晚同一时刻，我把斗篷夹在腋下，朝古桥走去。随着最后一声钟响，一个黑影从夜幕里走出来。一点也不错，他正是昨夜的那个人。
“你把斗篷带来了吗？”他问我。
“先生，带来了，”我回答，“不过，它花掉我整整一百枚金币。”
“我知道，”那个人回答说，“看吧，这里是四百。”
他和我一起来到宽阔的桥栏旁，数起了金币。正是四百。它们在月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看到钱币的光辉我心花怒放。唉！没有料到它竟成了我心中最后的一次欢乐。我把金币藏在口袋里，想看看这位好心的陌生人。陌生人脸上戴着面具，只露出一双乌黑的眼睛，可怕地盯着我。
“谢谢你，先生，谢谢你的好意！”我对他说，“你对我还有什么要求吗？不过，我得预先说明，违法的事我不干。”
“不必担忧，”他一面回答，一面把斗篷披在肩上，“你是医生，我需要你的帮助，但不是治疗一个活人，而是处理一个死人。”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惊奇地叫起来。
“我和我的妹妹来自遥远的国度。”他说，同时示意我跟他一起走，“我和她住在我的一位朋友那里。昨天，我的妹妹得急病死了，亲戚们准备明天把她安葬。按照我们家族的旧风俗，每个人死后都必须安葬在祖先的墓地里。很多死在异国他乡的人，也要经过防腐处理以后运到那里安葬。现在我把妹妹的尸体交给亲戚去处理，不过我至少要把她的头颅带给我的父亲，让他能看她一眼。”
这种把亲人的头割下来的风俗真让我毛骨悚然，可是我也不敢表示反对，生怕冒犯了这位陌生人。于是，我对他说，我可以给死者进行防腐处理。说完，我请他带着去看死者的遗体。但我还是忍不住地问他，为什么要把事情做得如此神秘，而且安排在夜里处理。他回答说，他的亲戚认为他的想法太残酷，如果放在白天做，他们会阻止他这样做的。不过，一旦把头颅取了下来，他们也就不会再说什么了。本来，他可以把脑袋带来，交给我做防腐处理的，只是一种天然的感情阻止着他，使他难以下手亲自取下妹妹的头颅。
我们边说边走，来到一幢宽敞而又华丽的房子前。那个人指了指房子对我说，我们已经到了目的地。我们从房子的大门走进去，又进了一扇门，陌生人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在黑暗中，我们顺着狭窄的螺旋形楼梯走上去，来到一条灯光暗淡的走廊上，穿过走廊进入一个房间，房间的天花板上亮着一盏灯。
房间里有一张床，床上躺着那具尸体。陌生人转过脸去，似乎不想让我看到他眼里的泪水。他指指床，吩咐我妥善、利索地把事情办好，说完就走到门外去了。
作为医生我总是带着手术刀。我把刀取了出来，走到床边。尸体只露出个头，它是那么漂亮，我心里不由得感到怜悯。死者乌黑的头发编成长长的发辫，垂了下来，脸色苍白，眼睛紧闭着。我按照医生截肢的惯例，先用刀在皮肤上划了一下。然后，拿出最锋利的手术刀，一下子割断了喉管，啊呀，多可怕呀！死者忽然张开了眼睛，很快又闭上了，她发出了深深的叹息，似乎这时候才断气。我正看着，一股热血从伤口里冲着我喷出来。我深信，是我杀死了这个可怜的女人。现在她必死无疑了，因为这样的伤势是谁也救不了的。我面对这一切惊恐极了，呆呆地站了几分钟。难道是穿红斗篷的人欺骗了我？难道他的妹妹仅仅是假死？我觉得有可能是假死。可是我不能告诉死者的哥哥，要是慢一点动刀，也许她会醒来。现在只好把她的脑袋全割下来。忽然死者又呻吟一声，痛苦地挣扎了一阵，才真正死去。我害怕极了，惊恐地冲出了房间。
外面走廊里一片漆黑，原来灯火已经熄灭，陪我来的那个人也不见了。我只得沿着走廊的墙壁，摸索着向楼梯口移动。终于我找到了楼梯，跌跌撞撞下了楼。下面也没有人，门虚掩着。我走到街上，这才放心地吸了一口气，因为在那幢房子里我实在吓坏了。我一溜烟地奔回我的住所，把自己埋在床上的被褥里，想把我干过的可怕的事忘掉。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天亮时，我只得告诫自己，千万要镇定。我模模糊糊地认识到这是一种卑鄙的勾当，诱骗我干这件事的人也许不会告发我。我决定马上到我的店里做生意，而且要尽可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可是天哪！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新的情况，这使我增加了苦恼。我的便帽、我的腰带和我的佩刀都不见了，我不知道是把它们忘在死人的屋里了，还是在匆忙逃跑时丢失了。我感到多半是第一种情况，如果是这样，人们会发现我就是凶手。
我按平常的时间开了店门。我的邻居又像每天早晨那样向我走来，他是一个喜欢谈天的人。
“喂，你对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有什么看法？”他问。
我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什么？全城都在议论纷纷，你竟然不知道？你不知道佛罗伦萨最美丽的市花，总督的女儿比安卡姑娘，昨天夜里被人杀掉了？啊！我昨天还看到她兴高采烈地跟未婚夫乘车在大街上驶过，今天他们本来要举行婚礼了。”
邻居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针似的刺在我的心上。今天，这样的痛苦反复地折磨着我，因为我的每一个顾客都要讲述一遍，而且越讲越可怕。当然，谁也描述不了我亲眼见到的恐怖景象。快到中午时，法院的一名官员走进我的店铺，叫我把周围的人支开。
“察莱科斯先生，”他取出我丢失的全部东西，“这些是你的吗？”
我思考着是否应该彻底否认。可是，当我透过半掩的门看到房东和几个熟人时，我想他们一定会出来反驳我。因此，为了不至于把事情弄得更糟，我决定不说谎，承认东西是我的。法院的人要我跟他走一趟，他把我带进一幢大楼，我马上认出这是监狱。他把我关在一间牢房里。
我孤零零地关在里面。想起往事，我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可怕。我不断地想着我已经杀了人，虽然我不是故意的。当然，我也不能隐瞒，是金钱的光泽耀花了我的眼睛，否则，我也不会如此盲目地落入圈套。我被关押两小时后，又被带出了牢房，走下几级楼梯，来到一间大厅里。厅里有一张长方形桌子，桌上铺着黑布，周围坐着十二个人，大多是老人。大厅的两旁摆着几排长凳，坐满了佛罗伦萨的显赫人物。高处的楼厢里，拥挤地站满了观众。当我走到铺着黑布的桌子前面时，一个脸色阴沉忧伤的人站了起来，他就是总督。他对周围的人说，作为父亲，他不能亲自审理这件案子，这次他让年纪最大的议员审理。这位年纪最大的议员是一个老人，至少也有九十岁。他弯腰曲背地站着，两鬓斑白，但眼睛里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他声音洪亮、清晰。他问我是否承认杀了人。我请求他听我的申辩，然后无所顾忌地大声谈起我所做的事和我所知道的一切。我看到，总督在听我说话时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我刚说完，他马上站了起来，愤怒地咆哮着。
“怎么？讨厌的家伙！”他对我大喊大叫，“你谋财害命，犯下了弥天大罪，现在又想嫁祸于人？”
议员叫他停止讲话，因为他已经主动把权力让给了他，而且，也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我是谋财害命，因为正如总督自己所说，死者什么东西也没有被偷掉。是的，他还有话要说，他要求总督必须说明他女儿以前的生活情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判断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接着，他宣布休庭，等总督交出死者的书信后再做出判决。
我又被送回监狱，在这里度过了悲惨的一天。我怀着热切的希望，但愿死者和披红斗篷的人之间的关系能显露出来。第二天，我满怀希望地走进法庭大厅。桌上摆着好几封信。老议员问，这些是不是我的笔迹。我仔细地看了一下信，发现信上的笔迹和我收到的两张纸条上的笔迹一样。我向议员们说明了这个情况，可是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议员们说，这两样东西都是我写的，因为信上的签名是一个让人难以辨认的Z字，这恰恰是我名字的起首字母。这些信里充满着对死者的威胁，对她即将举行的婚礼提出了警告。
总督关于我的人品的陈述似乎特别离奇，这一天，他们对我更加不信任，更加严厉了。我认为他们一定可以在我的房间里找到那些纸条，并要求他们拿出来，以便为自己辩护。可是他们说已经搜查过了，什么也没有找到。审讯结束时，我的希望完全落空了。第三天，我又被带进大厅，他们向我宣判，说我犯了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我的一切完了。我抛弃了人间那么珍贵的一切，远离家乡，然而在我风华正茂时却要无辜地死在刀斧之下！
这是个决定我命运的可怕的日子，晚上，我孤孤单单地坐在牢房里。我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我只想到死。忽然，我的牢门打开了，一个人走进来，他不声不响地打量我很久。
“察菜科斯，我又把你找到了，是吗？”他开口说。
牢房里灯光暗淡，我没有认出他来，可是，他的声音唤起了我对往日的记忆，他是瓦勒狄，是我在巴黎求学时认识的少数几个朋友中的一个。他告诉我，他是偶然来到佛罗伦萨的，他的父亲是这里的头面人物。他听说了我的事情，因此过来看看我，另外也想听我说说怎么会犯下这么严重的罪行的。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他听了十分吃惊，于是要求我把一切都讲给他听，他对我说，他是我唯一的朋友，别让他从这里离开时带走一句谎话。我对他发了一个重誓，保证说的全是真话。我说，我只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被金钱的光泽迷住了眼睛，没有能够识破陌生人的花言巧语。
“那么你根本就不认识比安卡？”那人问。
我向他保证，从来没有见过她。瓦勒狄告诉我，总督急于要法庭对我做出判决，这就意味着这件事里深藏着一个秘密。现在，城里谣传，我和比安卡早就认识，因为她要和另一个人结婚，我为了报复，就把她杀了。我说，这个罪名加在披红斗篷的人身上倒完全合适，可是我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参与了这桩杀人案。
瓦勒狄流着眼泪拥抱我，答应尽力为我奔波，至少也要设法救我的命，我已经不抱多大的希望，可是我知道，瓦勒狄是个聪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