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七八月间，那场发端于“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的“媒体风波”，直接把托普推向了风口浪尖。8月下旬，上海文广集团下属的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在其主打的三个证券财经类节目——“老左信箱”、“公司报道”、“谈股论金”里连续两天滚动播出了该台记者远赴成都拍摄的关于托普的报道。
墙倒众人推，本是正常之事。但像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以一套组合重拳痛打“落水狗”的，还是非常少见。电视画面上，观众们看到的尽是空荡荡的软件园区、毫无人影的办公楼群以及托普员工上班打游戏、浏览黄色网页的“刺激”镜头，主持人倾向性十分明显的解说把矛头直指托普软件和炎黄在线，那两天，这两家上市公司的市值飞流直下。
打落的牙齿也要往肚子里吞，宋如华再清楚不过了。据说后来还是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出面干涉下，才阻止了该类报道在申城的继续“上演”。
《托普检讨》 上市前夜的一份传真件《托普检讨》 四川伤透了心
●兔子与窝边草：四川伤透了心
宋如华在上海经受“轮回”的同时，1年不到的时间，他也让四川那个他曾经发誓永不忘根的地方同样“享受”了一番“轮回”——从尴尬到期待最后到失望甚至绝望。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就像一个硬币有两面。
2001年3月，宋如华为上海慷慨解囊让四川方面再次感到不舒服——前几年，中国的足球玩得很“政治”，很多地方政府把足球市场当做“形象工程”来抓，很多地方要员甚至直接被称为“足球市长”，而且与上海一样，四川也有支甲A球队，叫全兴，其时正为找不到满意的赞助商冠名而无助着。据说，四川一位副省长曾在北京约见过宋如华，劝说“老宋”回川并承诺“只要回去，什么都好说”。四川当地媒体在惊诧托普申花这笔国内足坛最大的买卖时也纷纷揣测作为川中企业的托普缘何舍近求远。
一位名叫“谷正中”的作者在《天府早报》上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全兴与申花在今年的球队夺冠的人气指数上，前者远远高于后者。全兴请来的主帅的名气与上海申花的佩特旗鼓相当。但是在队伍的投入方面，申花不可与全兴相抗。全兴留住了在中国甲级联赛中最优秀的后卫鲁纳，而目前联赛中场最佳比坎尼奇也效力帐中。听说乌克亚也实力不菲。而申花在外援中留下了那位进球无功假摔有方的兰科维奇和旧将拉萨，事实证明他们都不是国内一流的外援。
另外全兴已经明确提出冲击冠军，而申花并没有像全兴那样有一种强烈的夺冠欲望。如果托普在新赛季注资全兴，其市场效果并不亚于申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从全兴和申花冠名的方式上而言，全兴的“优惠条件”也是申花不能相比的。“全兴”愿意在球队的队名中全身退出。而托普入主申花后，球队的名字保留了“申花”二字。
然而即便如此，最终托普还是远嫁他乡。可以想见四川人是何等的失落。当时流行的一个普遍说法是，托普本有意接受四川全兴足球队的冠名转让，可是被“商务通”捷足先登，才不得已转而投向申花，弄了个天价合同，这是事实的真相吗？根据前文所述，宋如华出川入沪蓄谋已久，这个传言显得托普很无奈，主要是起了放烟幕弹之效。
于是，2001年甲A联赛开赛时，我们看到了喜剧性的一幕：与申花队合作的托普是四川企业，与全兴俱乐部联姻的“商务通”是北京企业。一个东进上海滩，一个挺进大西南。据了解，商务通是以1600万元买下了全兴俱乐部队一年冠名和胸前背后广告。
一转眼，2001年的隆冬就来临了。从10月下旬开始，四川就有板有眼地传出了托普即将2000万收购全兴足球俱乐部的消息，消息说双方已经起草好了转让的相关文件，一旦时机成熟，双方即刻完成签约手续。此时，申花还未与托普正式“分手”。
托普可能收购全兴吗？让我们来看看宋如华后来在内部的解释，“托普有必要冠名四川的足球队吗？在四川几乎人人都知道托普，我冠个名图啥，还有什么意思。而上海就不一样了，以前别人都不知道托普，现在怎么样？一说起托普，谁不知道呢？”
宋如华深谙炒作之道。他知道在联赛结束哨声吹响前后，“冠名”某支球队的新闻是最能吸引人眼球的，之所以选择拿全兴开刀，是因为它最具有被人炒作的“要素”。时间证明了一切，宋如华不但炒作了全兴，还炒作了浙江绿城、河南建业以及辽宁金德等足球队。
就在申花球队改名的前一天，全兴集团正式宣布将退出中国足坛，但接下去的100多天—— “只见雷声不见雨点”的托普始终没有一位核心决策层人士出面商谈冠名事宜，双方唯一的联系就是四川福特宝公司一负责人，价格一压再压，据说后来连2000万的心理底线也击穿了——全兴球员终于忍不住提出罢赛罢踢，联名上书，要求俱乐部给一个说法。
托普的用心和诚意让球员怀疑，也让四川媒体“难以容忍”。
2001年12月24日，《华西都市报》以“历史机遇在眼前 四川足球向何处去？”为题写到：
尽管从目前了解的信息看，跃跃欲试的“下家”众多，但真正下决心接棒者至今仍未确定。因此，除相关职能部门要为全兴足球的平稳交接出谋划策外，我们更要吁请省上领导旗帜鲜明地为交接棒牵线搭桥，同时发挥政府的协调职能，因为全兴足球的退出和交接绝非仅仅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它是社会影响面很大的一件事。省上领导曾公开表示“群众关心的事就是大事。足球就是群众关心的大事，政府不能不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期盼着有魄力、有实力，负责任、有远见的接力者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重振四川职业足球雄风。作为传媒，我们更愿意为此再次大声疾呼：川足兴亡，匹夫有责。
在掌声与唾沫之间，托普痛并坚持着。虽然历史永远只能给人看得见的一面，但闹翻上海、戏弄四川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下去的第一张，足以证明宋如华正一步步走下神坛……
《托普检讨》 上市前夜的一份传真件《托普检讨》 “帝国”生死棋局
●27个软件园：“帝国”生死棋局
如果1997年宋如华没能拿下西部软件园的国字号牌子，以后的托普又会是怎样的呢？有人说，托普可能早就玩完了，“死于内讧，或者死于多元化”。即使活着，也不会那么潇洒，有人下判断，宋如华更不可能成为福布斯中国内地前50名的富豪。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当宋如华拿下“西部软件园”，他的“机会”来了。
当时就有一家广西的上市公司愿意出资5000万收购西部软件园的牌子，要知道，1995年底，托普的销售收入也不过4000多万，而仅仅一个牌子就价值5000万——这让精明的宋如华闻到了资本的诱人气息——借此“东风”，1998年托普重组川长征，“川长征”更名为“托普软件”，宋如华在资本市场上一鸣惊人，被人称为“资本运作高手”。
西部软件园带给宋如华的“机会”还远不止于此。学界出身、商界生存的背景，使宋如华充满了接触政界的渴望，而西部软件园不仅拉近了托普与政府的距离，更关键的是润滑了双方的关系，搭建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公共关系平台——托普从政府手中获得廉价甚至免费的土地资源，政府则可以利用托普的软件园寻找打造高科技产业的政绩。
在这场皆大欢喜的合作中，宋如华更重要的收获——是他还发现了一个来钱更快更容易的门道——以“建设软件园、投资换市场”的名义圈地，使土地资源转换为土地资本，然后再把这个土地资本重新评估后拿到银行“套现”，如此鸡生蛋、蛋生鸡，只要托普能源源不断地从政府手中拿到廉价的“高科技”用地，银行就好比是宋手中的一个钱袋。
创业5年来，托普虽然也经历了诸多风雨，但总的来说，运气一直比较好，“一个事业，有心这样做，却无意中走上了另一条路”，1995年12月，托普第一届技术代表大会开幕式，宋如华说，“托普人总能够把一件事推向一个事业”。在宋看来，所有的好运都是上天注定要给托普的。“就像西部软件园封顶那次”，宋如华总爱津津乐道地向别人说起这件事情，“8月的成都雨老是下个没完，软件园里积水不断，根本无法施工，更不要说封顶了，眼看9月的开园要泡汤了，大家都很着急。怎么办呢？我们的开园日程已经安排好了的呀。我就带着大家跑到楼顶，拼命地喊‘不要下了’！结果怎么样？嘿嘿，雨还真停了！”
以后的更多经历，似乎更“证明”了宋这种“吉人自有天相”的逻辑。
在“把一件事推向一个事业”确立为托普战略的背后，宋如华便“一发不可收拾”，弃软件研发于不顾而择圈地为主业。毕竟，这比辛辛苦苦卖PC、显示屏、税务软件轻松多了。对“宋老师”而言，显然，这个生意让他的面子也比过去光彩多了，因为赚钱的含金量似乎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他开始彻底玩资本、开始大搞“复制”。
跑马圈地后，宋如华先投资几百万元搞基建和绿化，高额评估后，以抵押贷款方式从银行圈钱，或者加价转让给上市公司等子公司。如法炮制的过程中，宋如华也一直在寻找资本运作的机会。截至其2004年消失在公众视线内时，托普在全国数十个省市开发区建了27个软件园，占用土地超过12万亩，而且每个园区的投资据称都在1个亿上下。
这27个软件园就像27枚棋子，谁能想到，在托普的这盘生死大棋局上，宋如华最后是自己把自己给下“死”了。不“死”也不容易，因为这27个软件园组成的资金链，就像一个连环的定时炸弹，一环扣一环，只要有一环出了问题，就有全盘崩溃的风险。
●从“东大软件园”看出新门道
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借助托普北京工作部打通的关系渠道，宋如华积极主动地建立起了自己在软件行业尤其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一些人脉资源，此“关系渠道”为托普快速跻身全国软件产业的“前列队伍”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了明确中国发展民族软件产业的思路，1996年，国家科委（现科技部）软课题《发展我国软件产业的战略与对策研究》的总体组织及研究工作全面展开，作为软件企业代表，宋如华、李智参与了该课题的部分内容的起草工作。
1996年9月，带着尚未解脱的“叛乱”阴影和对托普未来发展的困惑，宋如华参加了在沈阳召开的“全国软件产业发展研讨会”，并参观了东大软件园。东大软件园聚集人、物、财的神奇力量让宋如华兴奋不已，此前他坦承并不知道软件园是什么。
1995年是东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年”。当时的背景是，沈阳浑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一块闲置的征用地，一直都没有企业进驻，开发区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