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天搅得心烦意乱，便机械地舀了一勺我已经泡上了一块小玛德莱娜的茶，送到嘴里。但是，就在带着蛋糕屑的茶碰到我上腭的那一瞬间，我不禁浑身一激灵，注意到我身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经过。一种奇妙的快感侵入到我的心中，使我超然升华，但又不知道其中的缘由。它立即给我带回了生活沧桑的冷漠，生活灾祸的无害，生活幻景的短暂，就如爱情所起的作用一样，以一种珍贵的本质充实了我：或者确切地说，这一本质并不寓于我的内心中，它就是我自己。我不再感到自己是那么的碌碌无为、卑贱渺小、平凡庸俗。这种强有力的快感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感觉它是跟茶水和甜点的味道密切相连的……
“小玛德莱娜”点心用它的气味和滋味给我们升腾起了一个隐秘的世界，那是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有的经验，它是怎么来的，在什么地方也曾这样把我们带入到一种对抗遗忘的方式？我们不知道，那些试图说回忆是为我们建构了一个隐秘的世界的人一定别让昆德拉撞见了，昆德拉用《笑忘录》直接说：回忆不是对遗忘的否定，回忆只是遗忘的一种形式。
我们的记忆和梦一样，都是无意的，这里边没有任何的理性可言。它拒绝分析，《寒冬夜行人》那不着边际的爱情故事，那十个没有关联的爱情故事开头，你以为能找到整体吗？找到了就想从里边去进行一番理性分析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人类在理性问题上从来都是不确定的，比如我们刚说到的这些小说都是跟爱情有关的，我们自己也许能发现这一点，说恋爱中的人是失去理智的，是没有头脑的，但我们说的太不专业了，弗洛伊德也发现了这一点，他以席勒为例，说明了仅仅具有分析性的理性的危险。他甚至断言，整个欧洲受过教育和感觉敏锐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了理性可能对情感生活造成的危害。弗洛伊德启发了意识流，汉弗莱认为意识流小说的侧重在“探索意识的未形成语言层次”的存在，也就是说，它更多涉及的是那些朦胧的、不能用理性的语言表述的意识层次。
人是失落的、孤独的，因为上帝死了，上帝从前掩盖了人类的某些生活本质，他死也许是件好事，他一死，信仰也被剥夺，人一下就看清了理性不过是人们为了欺骗自己而编造的童稚的幻想，它可以带我们出童年，但一当我们学会失眠或是有了爱情，我们的漫长的非理性的人间道路就开始了。
理性与非理性就像音乐中乐音与噪音的关系，从前的音乐都是协和的，是为上帝献祭的，但现代音乐中则有了很多噪音，非常规的乐器，不谐和的音节，与现代音乐的定义是吻合的。我常认为现代音乐中的脸盆、子弹壳、演唱台上放屁，给观众眼里撒胡椒面，把一张票卖给两个人等等的做法完全可以在现代小说中找到对应，什么卡片式小说，取消故事的小说，没有结束的小说，没有标点的小说，都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阅读审美，这些新的开掘也并没有遭到真正的抛弃，说明读者是能接受的，是能暗暗感到能跟其中的现代性相通的。
人是理性动物，这话都不知是从哪里说起的，这句废话的害处在于，人还有动物性，即使有理性也总是不完善的，所以人一定会具有偏见和感情。再加上人所使用的语言总是不完善的媒介，分歧一直就会存在的。
非理性在欧洲的发展有一个很清晰的脉络，卢梭用《忏悔录》证明了理智主义病了。
英国的经验主义者洛克、休谟则看出了信仰根本不能正确解释现象，因此他们不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正确解释任何东西。在这种怀疑面前，为拯救形而上学的康德写出了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简单地说，在康德那里，世界不过就是表象或现象的世界。我们的理性具有接受、整理、总结、塑造现象世界的能力，但它对事物本身却是无能为力的。
福柯从监狱、疯人院、精神病院出来后提交给了我们一份详尽的调查与分析报告，他证明了人已失却了单一的原始意义，人已分裂为语言、经济、物等等的存在，他是科学知识的对象而不再是他自己，他是理性的奴隶而不再是他自己，他已没法避免地走向了一条物化或异化的不归路。
六、小说的本质反理性（2）
到叔本华理性就彻底死了，尼采还在这个死尸上狠狠地剁了一刀。不过尼采虽然宣布上帝死了，但他又给我们留了一条活路，那就是艺术通过直觉活动的重要性，“它是直到今天为止一切已发现的智力活动中的佼佼者”。
中国当代的反理性汇为一种声音大概是与朦胧诗出现同步的，记录一下当年两个流派的宣言或许还有些价值：
你说，诗要美，我们说，诗要丑。你说，诗要抒情，我们说无情可抒，你们说诗要丰满，我们说诗要干瘪，你们说诗要写星星和花朵，我们说可以写撒尿和臭水沟。你们说诗要真实，我们说世界全都在撒谎。（《大学生诗派宣言》）
我们有三个逃避，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我们还有三个超越，超越逻辑，超越理性，超越语法。（《非非主义》）
六、小说的本质悬置的道德
如果一位记者开着车去采访了一位只需要拾元钱就可以多活几天的人，然后开车走了，然后在报纸上为这位垂死的人呼吁，你能说这个记者是道德的吗？如果他真的扔下了拾元钱他就是道德的吗？如果他扔下钱的时候心里有不愿意的想法他是道德的吗？如果他是在等着这位老人快死去时去采访他他还是道德的吗？如果这位老人本来还会多活几天，但跟他一席话之后不久就死了，那这个记者是道德的吗？如果……
算啦，这不是一般的作家能考虑的问题，这可能是学者也难回答清楚的问题。因为，我完全可以不断地追问下去，问上一千个问题。
不断地问问题，这就是小说要干的事情，虽然我说的很可能是一件真事，而且很容易为报纸上的一个谴责或几声呼吁给掩盖了，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很多小说都源于一个新闻事件，新闻只管一天，它没有时间去多思考，它把事情记录在那里，只有有心的小说家从里边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素材。
一步步深入道德的讨论吧，当年的纳粹宣传部共开出一百余名作家一万二千多种书，“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或者攻击了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德国公民动力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为了日尔曼民族的纯洁和世界地位，很多人都自动地加入到纵火队伍，领头的人则是柏林大学的著名教授，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这个一直把党费交到柏林被攻陷那一天的忠实党员，他难道没有考虑过道德问题吗？你能简单地说他是被纳粹的宣传机构蒙蔽的吗？显然都不是。这个“诗意地栖居着”的大知识分子一生致力于说出存在的意义，幻想着使存在达到敞开、澄明、透亮的至境，并闪耀出诗性的光芒！
这是存在的难题，这是道德的困境，甚至还可以扩大到是战争的困境，是自由的困境，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困境，是人类追求统一的困境。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困境，“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是阿多诺的一句被反复引用的名句，它说明什么呢？奥斯维辛的主犯、纳粹军官艾希曼在接受审判时辩解说，他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因此他个人是无罪的。他说的没有道理吗？绝大多数的纳粹不都是普通的“正常人”吗？如果道德不能对他们个人发问，那么道德只是一个集群的约束摆设吗？
多看几个人的分析吧？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以“行为没有了内在的道德价值”，“道德评价完全外在于行动本身”来解释了纳粹从个体到集群的行为动机，并把它称之为现代性“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或者是该死的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技术手段和官僚机器下的产物；阿伦特则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说艾希曼所犯下的是“平庸之罪”，他的平庸在于没有自己的思考、也没有外在的声音能唤醒他的良心，但由“这种平庸所造成的浩劫要比所有邪恶本能汇聚起来所产生的灾难还要可怕”，因为它很平均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有当无数麻木的普通人参与，才可能“通向奥斯维辛之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明的难以想象的“残暴与邪恶”——它不过是以现代文明的“冷漠与平庸”表现出来的。
还有一位犹太女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把她的经历写成了《法兰西组曲》，她一方面深信唯有深固的道德拥有可以唤醒历史的积极力量，一方面却又创造了一个“爱上敌人”的露西尔，她一点一点地陷入了道德的深潭，还不止是她，她爱上的德国军官也以友好的姿态走进法国人的家庭，道德状况更加复杂难辨……
中国人也在不断反思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因为我们经历了跟犹太人近似的命运。广东学者单世联在《奥斯纳粹之后的写作》是这样分析的：如果我们说辛德勒感天地动的义举是基于一个邪念的背景，这绝不是对辛德勒的不公，……辛德勒的恶的一方面也与善俱生，尽管这不是不可原谅的，却绝不是善所能涵盖的，《辛德勒的名单》卓越地表现了当代道德的含混性与困境。
科技越发达，我们面临的困境就越多，比如今天的克隆，它一定会在方方面面改变人类的深层文化机制，传统的伦理道德更是很不够用了。昆德拉的感慨说：“如果我们想在走出这个世纪的时刻不像进入它时那么傻，那就应当放弃方便的道德主义审判，并思索这些丑闻，一直思考到底，那怕它会使我们对于什么是人的全部肯定受到质疑。”同为小说大家的卡尔维诺却没有选择抨击传统伦理道德。刘小枫对此的解释是：“这倒不是因为传统伦理无需抨击，而是因为，他觉得昆德拉在这个世纪末的特别时刻已经审判了传统的‘道德主义审判’，传统道德被视为‘丑闻’，对此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所以，他的‘备忘录’干脆从昆德拉推荐的‘轻逸’德性开始讲起。”
对现代叙事纬语考虑精深的刘小枫通过昆德拉把道德问题和小说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善恶分明的道德法则消逝了，善恶相对、模糊的道德还是有的。只要人在这世界中扎堆，就不免磨擦出善恶、不免有道德的事要发生。昆德拉希望‘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要达到这种‘最高综合’，首先得克服传统的宗法式道德信念。在《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讲了许多小说家讲的故事，编织了复叙事的纬语，还大讲小说家前辈们的私事，无非想说明，小说家绝不仅仅讲故事，也身体力行一种自由的信念伦理。昆德拉回顾克服传统的宗法式道德信念的历史过程，同时就在描述自由主义小说伦理的形成过程：在中古时代最后的四百年，宗法式的价值观坠落了，小说从这一过程中诞生，开始探察个人面对道德相对和模糊处境的可能性”。
在刘小枫看来，昆德拉是认识到了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