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也不会有它应有的地位。从1922年10月起，墨索里尼就已经成功地成为了法西斯的领袖和武装部队的总指挥，是一个正在成长发展的政治家。他位居罗马，处理的已经不再是地方上的各种琐事，而是意大利的军国大事了。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让他的政治力量大为增强，这也大大超出了焦利蒂、克里斯皮、德普雷蒂斯和卡武尔的预想。事实上，只要他愿意，墨索里尼现在就可以成为一个“议会独裁者”，并且不会遇到太多的危险和威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贝尼托·墨索里尼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在意大利国内和国外都尽人皆知的政治家。
那么，他知道自己是在朝哪个方向走吗？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法西斯独裁者吗？有些分析家是这么认为的。当然，他的个性特点还是倾向于极权，但他与自己的法西斯党的关系还不很确定：要么是他被接受为法西斯无人匹敌的领导人，要么是他把法西斯运动移交给各省的领导人。所以，他必须找到另外一条获取权力的途径。此外，尽管他在控制大选中表现出的热情说明他还把议会当作是一种权威，但他从来都没有掩饰过自己对大多数议会活动的轻视。最为重要的是，墨索里尼与他的自由党前任们在认识上的一个明显区别是，他认为即使是在相对落后的意大利，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现在也需要有一种方法或者理论把相当大比例的人口聚集到他的事业上来。沮丧的民主党人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悲伤地宣布，只有大约10万意大利人真正在意他们的国家，而大多数农民和妇女在政治意识上都处于边缘地带，他们很容易被再次拉回到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前的状态。情况的确是这样。但是墨索里尼已经认识到，经过一战时的动员，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必须在政治上表明立场。他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他们必须认为自己属于意大利这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无论以何种方式，作为总理或者独裁者的墨索里尼都希望能够继续推进“民众的国民化”。
历史学家们又需要小心了。事后聪明往往会忽视现实生活中的混乱和妥协，并且容易从其实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中得出结论说某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墨索里尼是否已经意识到他正在走向“极权主义”（很快人们就开始这么说了），他是否已经决定推行一种以自我神化为最明显特点的非宗教的信仰，都还值得怀疑。虽然墨索里尼是一个喜欢打破一切旧事物的人，但他看起来还是受到了那些更具权谋的传统政治家们的牵制。有谣传说，墨索里尼在选举胜利后又萌发了3年以前就有过的也是他从未放弃过的想法，即让一些社会党人发生“转化”并把他们拉进自己的政府。1924年6月，墨索里尼仍然在努力把联合政府的总理和法西斯领袖这两个角色更好地结合起来。
马泰奥蒂被绑架和谋杀是墨索里尼一生中遇到的一个大危机。他是否应当为此事负责？为他写传记的意大利作家德费利切认为他不应当对此事负责，最起码不应当负直接的责任。最新研究这一事件的历史学家毛罗·卡纳利的意见则不同，他把此事直接归咎于墨索里尼。他认为，1923年7月的时候，一个名为“切卡”的“秘密的犯罪组织”已经成立，并且受墨索里尼的指挥。虽然加害马泰奥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他在石油丑闻等现实问题上闭嘴，其次才是攻击那些“反对法西斯”的人，但这一组织的创立的确标志着“极权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开始。
卡纳利的观点是非同寻常的，但套用一句法律术语来说，也许对墨索里尼的这些指控还“未经证实”。但是，有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那就是墨索里尼在很多时候确实对暴力和谋杀活动采取了纵容和鼓励的态度，并且他确实恨马泰奥蒂。另外一点也很清楚，即对于由杜米尼领导的法西斯小分队进行的攻击活动，法西斯党的最高层事先是知道的，并且这些活动得到了马里内利、芬齐、切萨雷·罗西和菲利波·菲利佩利的协助。菲利波·菲利佩利是《意大利邮报》的编辑，也是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与金融界之间的主要联系人。1924年6月9日或10日的晚上，杜米尼以及他的党羽把菲利佩利给他们弄来的汽车在基吉广场边的一个院子里停好，然后谎称杜米尼是罗西的助手，就开始在罗马干了一件大事。同时，这些事件之后的法律程序也已经被设计好了，可以让他们避免遭受彻底的调查。虽然杜米尼和他的小分队中的其他成员后来确实因为这件事进了监狱，但他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是，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杜米尼和为他具体干事的人——刽子手阿尔比诺·沃尔皮，在墨索里尼的私人秘书处那里都有备案，其内容确实让人感兴趣。他们两人都直接或者通过家人或朋友给墨索里尼写过信，除了对他表达虔诚的尊重之外，也有坦率的勒索。例如，1929年5月，阿尔比诺·沃尔皮的妻子阿斯马拉·诺尔基·沃尔皮就敦促墨索里尼帮忙给她丈夫在米兰的一个新市场里弄一份营业执照，理由是沃尔皮家族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并且阿尔比诺·沃尔皮在“阁下及法西斯的事业中”取得了不小的“功绩”（并且仍然时刻准备着取得更多的功绩）。5年之后，沃尔皮家的经济情况仍然很糟糕，一个朋友又向墨索里尼提起了沃尔皮“对领袖的忠诚、勇气和贡献”，而沃尔皮自己则向墨索里尼保证说，除了为领袖、他所爱的人和家人祈求神灵保佑之外，他并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杜米尼与墨索里尼的通信内容更是让人吃惊。到1939年的时候，他已经从法西斯政权的各种津贴中侵吞了大量的数额，官方的统计超过了237万里拉。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他很喜欢问这样的问题：“阁下是否忘记了在那危险的几年里，阿梅里戈·杜米尼为法西斯事业所做的事情？”当他向墨索里尼勒索钱财的时候，杜米尼经常把达尔文的理论哲学化，称命运可能很高兴让他“看到我们自己的苦难的终止，同时也会看到所有那些徒劳地想消灭我和我的整个家族的人的消亡”，而与其他地方一样，在法西斯党的高层也同样隐藏着许多恶毒的人。换句话说，杜米尼更多地是把自己看成了法西斯信仰的一个客户或者被委托人，而不是一个无私的士兵。他的母亲写给墨索里尼的一封信能够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在这封信中，她向墨索里尼抱怨说把他儿子关在卡拉布里亚的隆戈布科是无法容忍的，因为那地方（位于意大利南部）“就气候、孤独、食物和住房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给野兽住的地方。”杜米尼一家不会相信这种说法，即南部的每一个小村庄都是法西斯国家内平等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知道，作为一个雇主，墨索里尼应当对他的被委托人担负起一定的责任。
墨索里尼与杀害马泰奥蒂的杀手之间的信件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雇主－代理人的关系。但是，墨索里尼对于这些谋杀显示出的负罪感说明了什么？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在其他政权里，类似杜米尼和沃尔皮等人的勒索是难以得逞的，很少有人会认为敲诈希特勒等人会取得什么成果。还不用和佛朗哥在西班牙对共和党人进行的残酷追剿相比，单单是与纳粹德国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进行的大屠杀相比，不管是从暗杀行动本身还是从事后的处理上来讲，杀害马泰奥蒂的行动都显得很业余和很不成熟。当马泰奥蒂被塞进汽车的时候，附近的一个看门人就看到了他们的汽车车牌号，并且随即对他们进行了跟踪。这些法西斯小分队是真的想杀害这位社会主义者，还是只想把他痛打一顿呢？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杀害他，那么杀手们在处理他的尸体的时候就显得太笨了，他们沿着离开罗马的路开到了萨宾山里。据说，他们开着他们的汽车四处兜圈子，一直到汽油快耗光了才停下来在路边挖了一个很浅的坑，把马泰奥蒂的尸体埋了。对于暗杀之后必然引起的谴责和质疑（一直持续到1924年8月16日尸体被发现），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准备。1924年6月12日，因为担心事情会进一步牵扯到墨索里尼自己，法西斯政府仓促之中决定逮捕杜米尼，这也是一个冒险之举，显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行动。最后，墨索里尼不辞辛苦地亲自给马泰奥蒂的遗孀及子女送去了一些经济补偿，这说明他可能觉得心中有愧，也说明他并不像其他独裁者那样残酷无情。如果这是真实的墨索里尼的话，那么说明这位独裁者心目还存有一丝懊悔，不管是对他的追随者还是对他的牺牲品，这在20世纪历史上那段残忍的时期中的确是与众不同的。
无论如何，暗杀马泰奥蒂这件事在短期内对于墨索里尼对政局的把握都产生了最为重大的影响。在经过最初的犹豫之后（他的妻子拉凯莱、情人玛格丽塔·萨尔法蒂都竭尽全力帮他重新振作起来），他下决心要采取行动来巩固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的面前有三股势力，每一股势力都有巨大的潜在的危险。那些信奉自由价值观和法律的旧社会精英们会与他这个涉嫌参与谋杀的总理再进行合作吗？那些声称反对法西斯的更为极端的反对派们会怎么样应对这件事呢？最后，各省的法西斯分子对此事又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会不会借此机会把革命进行得更深入、更迅速以清算他们所有的敌人，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抛弃墨索里尼并拥立更为激进和极端的法西斯领袖呢？
但是，无论是国王、教皇、军队、商界、意大利的政界和民间的精英们，还是众多著名的外国媒体，都没有给墨索里尼找太多的麻烦。《伦敦时报》的一篇社论可以充分代表和总结他们在这件事上所持的态度。这篇社论称，“与其他大多数文明国家相比，在意大利的政治圈里，杀人是更为常见的事……”但是，《伦敦时报》在形式上并没有宽恕这次谋杀，并谴责这些人是打着为法西斯事业服务的幌子搞犯罪活动的一群“乡村恶棍”和“城市小流氓”。这篇社论甚至还宣称墨索里尼可能会“得到他应得的报应”。无论怎样，《伦敦时报》的编辑还是相信这位总理所持的信仰的，并且支持他去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也认为他的衰落是“可怕而令人难以想像的”。
第二部 夺取政权强行独裁统治（2）
梵蒂冈的《罗马教廷观察》则更愿意原谅这件事或者干脆把它忘掉，它利用一个可预见的比喻鼓吹说：“让那些没有原罪的人先去批判吧。”国王也持这种态度，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在几个月前还赞扬了墨索里尼的工作能力，说他有“出色的吸收和消化信息的能力”，同时还为他战胜“其他派别的低劣游戏”而鼓掌喝彩。大选之后，国王在议会发表演讲时也极力地奉承墨索里尼取得的胜利，称“在一战中取得胜利的一代现在执掌了政权”。在马泰奥蒂危机的整个过程中，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都拒绝要求墨索里尼自动辞职，对这一事件一直都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一直到墨索里尼在议会中失去多数派地位。而萨兰德拉的日记内容也表明，他当时也对墨索里尼持支持的态度。国家安全志愿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