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德、奥合并仍然是“问题中的问题”）。在《洛迦诺公约》的准备和签订过程中，墨索里尼发表了许多言论，坚决地强调说德奥合并是无法容忍的，将意味着“战火重燃”。然而，他并没有说明他的意大利将不会接受已经确立的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列强中最弱的一个”的地位。只有当他在国内发表讲话时，他谈到的法西斯外交政策才略有不同。例如，他曾暗示说，战争从未结束。12月11日，在同一次演讲中，他又非常有特色地使用了一个体育运动中的比喻：“在政治上有时需要忍受打击，就像你站在拳击台一样。最重要的是保证不被打到台下去，我们也应当这么做。”这种坚持战斗的意志和决心可能代表的含义将留到以后去解释。
在当时，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并没有引起欧洲各国驻意大利使节的警惕，而墨索里尼也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将会更多地关注国内的事务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有着难以约束的野心的领导人。所以，即使是在意大利国内，绝大多数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精英一样，也都接受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并且开始从中寻求利益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哲学家乔瓦尼·真蒂莱，他此时已经结束了教育部长的任期，参加了一个“十八人委员会”，受命根据最近的形势对宪法做出修改。4月份，真蒂莱发表了一个声明，对法西斯的秩序表示支持。他的这一声明让那些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大为恼火，贝内德托·克罗齐在5月1日发表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的声明》，并且从那之后退隐到了自己家族位于那不勒斯的豪华住宅中，在那里开始向带着崇敬之情前来访问的学生们宣扬自由主义的理念。其他不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们对政治的理解与普通民众是一样的，他们也开始寻求建立一种能够获得不错报酬的“雇主－代理人”的关系。
此时，真蒂莱开始喜欢赞美法西斯主义关于生活的“整体”概念了，而“整体”这个词也正在法西斯的词汇中获得一个新的显著的位置。6月22日，墨索里尼在罗马对民族法西斯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演讲时，宣布了他的决定：在全国实行法西斯化。他宣称：“我们强烈的极权主义意志需要有更加极端的暴行……目前我们的第一个口号是：纯粹的理想，现实中绝不妥协。第二个口号是：一切权力归法西斯所有。虽然在用词上还没有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那么精确，但墨索里尼的确是在宣布法西斯决心要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了。这是一种新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个人要服务于一个统一的国家，阶级将不复存在。1925年10月28日，在一个灯光明亮的阶梯歌剧院里，墨索里尼用更为强硬的语言来纪念进军罗马3周年。他的讲话在此后被法西斯的宣传家们无数次地重复：“法西斯主义旨在建立一个政权，所有人都将支持这个国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脱离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人反对这个国家。”
第二部 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1）
1925年7月，墨索里尼42岁了。拉凯莱给他带来了生日的祝愿，而墨索里尼则自嘲地说自己现在的感觉是“既非常年轻又非常老”。这种对生活的正反感情并存的状态并不让人感到吃惊，因为法西斯活动包括的范围非常宽泛，而他们的借口是法西斯政权是一个完整的政权。当然，法西斯政权的这种完整性也对墨索里尼提出了非凡的要求。在对法西斯童子军的宣传中，墨索里尼总是被描述为每天工作14甚至16个小时，这可能还是打了点折扣。然而，为墨索里尼写传记的一个主要的意大利作家却声称，墨索里尼每天忙于政务的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并且他从来都不像希特勒那样喜欢漫无目的的闲聊。一个年轻的同事回忆说他“喜欢官样文章，不管是清晰详细的历史年表、写得不错的总结和综合，还是生动的细节、要点的提炼，都能博得他的喜欢。”相反，在他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发表即席之作却是他不喜欢的事，并且，他总是喜欢在书桌上只有自己能看到的地方放上一份有关所有会议的书面安排。他自己很清楚，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者必须是各方面的专家，或者要让别人看起来是这样。法里纳奇建议墨索里尼只需坐镇罗马，这让墨索里尼非常生气，因为这样他就再也无法了解各个省的基层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特别是在法西斯体系处于创立过程中的那些年里，墨索里尼这位独裁者总是事无巨细——1926年1月，他甚至还惦记着在官方场合指示新闻媒体不要报道那些自杀和犯罪事件，因为这样的报道只会给那些“弱势群体”树立坏的榜样。
对新闻媒体进行威胁只是建立极权主义独裁统治的一部分。在1926年至1929年间，墨索里尼努力地让劳动者、资本家、农民（连带着南部）和法西斯党都屈服于他个人的意志，并且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或大或小的胜利。通过讨价还价，他还与天主教会达成了交易。他的外交政策在实践中虽然非常慎重，但还是吹嘘说意大利正在变成一个“世界强国，其利益不会只局限在一个地区或者欧洲大陆。”他的野心中真正的创新之处是想进入目标大众的心中和精神中，并且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宗教根植在他们的思想中。“极权主义”这个词最早是于1923年5月出现在阿门多拉的《世界报》上的，当时它的含义很简单，只代表一种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的欲望。但随着它的含义在那之后不断地扩展，墨索里尼也希望能够与意大利人民建立一种完全的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至少在当时是这样。虽然有违他的意愿，但以前所有那些玩世不恭的态度却又悄悄地潜回了他的思想中。在那几年里，他渴望能够成为一种新型的革命者，并且希望找到一种能够胜过他年轻时信仰的社会主义以及那些反对法西斯的敌人的新的政治体系。
然而，如果这些是他的真实想法的话，那么这些想法并不意味着自由，维持新生的法西斯国家的基石仍然是镇压。在这方面，从一些事件也可以看出，法西斯对意大利的控制更加严厉了。现在机会来了，墨索里尼可以把他以前曾向法里纳奇描述过的他优先选择的策略付诸实施了：“趁我的敌手们最混乱无序和惊慌失措的时候，主动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1925年11月，扎尼博尼和卡佩洛策划了一次针对墨索里尼的暗杀行动，在这之后，又接连发生了好几起针对他的暗杀事件。1926年4月7日，墨索里尼到位于罗马市中心的一个会堂参加了国际外科医生大会的开幕仪式。有点讽刺意味的是，上午11点，当他出席完仪式走出会堂时，一个出身上层社会的爱尔兰妇女维奥莱特·吉布森向他开枪射击。墨索里尼还真是幸运，子弹只是擦破了他的鼻梁，于是，墨索里尼趁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对这一事件进行大肆宣传。他往脸上的伤口处贴了张膏药便又开始工作了，并且还拍了照片，暗示他刚刚死里逃生。事实上，下午4点半，墨索里尼就炫耀似地将头上缠上绷带在党内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的一个大会上发表演讲了。演讲结束时，他用了一句特色鲜明的结束语，敦促所有人都要“危险地活着”，这句话立刻就成了法西斯政权的一句口号。他在演讲中说：“事实上，我就像是一个老兵在对你们说话。假如我向前，你们要跟随我；假如我后退，你们就杀死我；假如我被刺身亡，你们就替我报仇。”当天晚上晚些时候，一些群众聚集在基吉宫前，墨索里尼又站在一个阳台上对人群发表了演讲，他说：“我是你们这一代人中的一员。这就意味着我是意大利的新生代，永远不会受到任何事件的阻扰，而将沿着命运为我安排的道路继续坚定地走下去。”阿纳尔多可没有他这么坚强的斯巴达精神，他从米兰给哥哥打来电话时痛哭流涕——他的电话被窃听，秘密警察录了音。墨索里尼告诉弟弟要保持冷静，说这一针对他的谋杀企图对他的影响只是“一时的”，而阿纳尔多则像往常一样感谢上帝救了哥哥一命。
事后，杀手吉布森小姐被诊断为精神不正常，在英国外交官的干预下，她很快被驱逐回了英国（法西斯的报纸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它们发表了很多排外的言辞激烈的文章，《意大利生活》把吉布森骂为“外国女恶魔”）。然而，引起法西斯当局更为直接的反应的还是第3次针对墨索里尼的行刺事件。9月11日，在墨索里尼在波达皮亚驾车驶往他的办公室的途中，一个在法国待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吉诺·卢切蒂向他投掷了一枚炸弹。结果，炸弹并没有伤到墨索里尼，却炸伤了8个看热闹的旁观者。这一事件之后，墨索里尼更换了警察总头目，继任该职位的是来自地方的警察头目阿图罗·博基尼。但是，博基尼立足未稳，又一起行刺事件发生了。10月31日，当墨索里尼驾车驶过博洛尼亚的街道时，一个出身于无政府主义家庭的十几岁的男孩安泰奥·赞博尼试图朝他开枪射击。赞博尼当场被暴怒的法西斯分子打死。围绕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论，有人认为要么赞博尼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凶手，要么就是博洛尼亚持不同政见的法西斯分子策划了这一事件。而当地的法西斯头目阿尔皮纳蒂最终也的确与法西斯政权产生了冲突。
然而，对于赞博尼事件来说，真正重要的还是墨索里尼对它作出的反应。这一事件发生后，他开始放手大肆进行镇压了。11月6日，他免去了温和的费德佐尼的内务部长的职务，把这一职位重新收归到自己手中，同时还出台了其他一些新的法律。实际上，这些法律都是由费德佐尼和罗科（这两个人以前都是民族主义者而非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起草的。根据这些法律，反对党、团和协会等都被正式禁止存在，意大利变成了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那些参与“亚文丁退出”的成员从1925年1月起就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他们最终也被剥夺了在议会中的席位。在此之前，死刑先是在托斯卡纳公爵的领地内被废除，后来在意大利全国范围内都被废除，这在整个欧洲也是开了先河的。但是此时，死刑在意大利又被恢复了，政治犯罪可以被判处死刑。11月25日，一个国防特别法庭成立了，它带有很浓重的法西斯党的色彩，因为法庭的绝大多数法官都来自国家安全志愿军。法西斯还花了更大的力气来禁止秘密移民——趁边境士兵吃中午饭的时间稍稍有点长的机会就把萨尔韦米尼通过小圣伯纳德山隘转移到国外的日子结束了，至少从理论上讲是不可能了。意大利即将变成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堡垒。
为了从意识形态上保证这些决策的实现，墨索里尼更换了警察总头目，挑选博基尼担任了这个职务。直到1940年死的时候，博基尼看起来都是一个“神秘而极为有力的独裁者中的独裁者”。博基尼是南部的一个官僚，是意大利复兴运动之后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他1880年生于贝内文托省的圣乔治－德尔桑尼奥，这个省是位于那不勒斯东面山区的一个省。在取得一个法律学位之后，他在1903年进了政府部门。他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有很多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