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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从未登上过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但在当地却的确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早在1878年，他就被作为一个潜在的危险的革命者而引起警察的注意。1880年5月，他就因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和财产而受到正式的警告。据计算，作为一个激进主义分子，他在当地的出版物上一共发表了至少20篇文章，不言而喻，这对于一个只受到过一点点正规学校教育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他儿子统治意大利时，有人写了一部传记，称他因“批判所有的恶行和腐败堕落”而名扬当地。然而，1889年，他的革命热情减退了，变得更喜欢妥协。他的社会党也与当地的自由党人合作并把统治普雷达皮奥的教权主义者赶下了台。从那之后，亚历山德罗就在镇议会里供职，先后担任过很多个职务，最后官至副镇长。他有一段时间是单纯以社会党为基础，有时是和其他党派联合。1891年，为了给镇里买一台现代化的脱粒机，他非常明智地去了米兰，并且把他的长子也带去了。从那之后，他把理想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在普雷达皮奥发起成立了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一直存续至1898年。据记载，他还支持在镇里开通电报，支持镇里的乐队，促使镇里拿出开支补贴给当地的穷人以满足他们在医疗方面的需求。更让人吃惊的是，1900年，他正式对教皇翁贝托一世的被刺表示遗憾，称这个教皇在内心里还是一个“绅士”。
然而，在自由党当政的意大利，身为一个社会党党员是有危险的。1902年发生了一场暴动，亚历山德罗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还是被捕并且被监禁了6个月。对此，正如给他写传记的作者所强调的那样，是“不公平的”。祖父、父亲和贝尼托都曾出于政治原因而经历过牢狱之灾，这显示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中的确是不同寻常的。监狱生活的经历对亚历山德罗的健康和精神都产生了影响，而妻子罗莎于1905年2月的去世，可能更让他丧失了继续做一个政治激进分子的勇气。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在罗莎去世前的几年，她继承了一笔遗产，从而使家庭的财富增加了，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根据墨索里尼的妹妹埃德维杰的回忆录上的记载，当地的农民开始谦恭地称呼亚历山德罗为“老板先生”。从1908年开始，这个家庭把当地的一条河流——拉比河沿岸的土地租给别人耕种，每年能收取490里拉的地租。
第1部 躁动青春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2）
妻子去世后，好像是在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亚历山德罗离开了曾是他的政治权力根据地的普雷达皮奥，并在弗利郊区开了一家乡村旅馆，做起了小旅馆的老板。在那里，他与自己在年轻时曾追求过的一个名叫安娜·隆巴尔迪（她已恢复使用她娘家的姓）农民寡妇生活在一起。安娜·隆巴尔迪还把她的5个女儿一起带到了这个家庭，其中有一个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名叫拉凯莱·圭迪。就是这个拉凯莱很快成了贝尼托的社会党同伴，并且最终成为他的原配夫人。亚历山德罗的另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喝酒了。他参加过多个酒友组织，其中较早的一个名叫“酒鬼俱乐部”，他们有一个很自豪的口号，宣称其成员打算“活着工作，死了也要战斗”。虽然更多宽容的旁观者把亚历山德罗的健康问题归因于他患上了关节炎，但他儿子的政敌们却毫不怀疑亚历山德罗在晚年已是一个老酒鬼。不管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就在这个名叫“狙击手”的带有一些爱国主义色彩（缺少了些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小旅馆里，亚历山德罗于1910年11月去世了，享年56岁——墨索里尼家族的大多数成员都不是很长寿。去世前不久，这个小旅馆老板想让他的长子在从事教师工作的间隙回家到小旅馆里当侍者。这当然使儿子很不高兴：“那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啊！一名教师……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屈尊来做一个从事简单工作的侍者。”无论年轻时曾有过多么高的革命热情，晚年已成为有产阶级和小生意人的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已不再热衷于坚持平等的原则，转而关注起能体现个人情况的不同阶级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复杂的差别了，特别是与有产阶级的差别。
但是，墨索里尼家族里总是存在着政治冲突。在这方面，一个有影响力的家庭成员是罗莎·玛尔托尼，即亚历山德罗的妻子和墨索里尼的母亲。在法西斯统治时间，罗莎·玛尔托尼被描述为“领袖的母亲”，代表着她的孩子们尤其是贝尼托“回忆中最美好的情景（并且这最美好的情景是永恒的）”。罗莎·玛尔托尼生于1858年4月22日，她的背景和世界观与丈夫是不一样的。后来的一本传记夸大其词地声称，她的父亲是一名兽医，经常谦恭并尽其所能地带一些药品给当地的牲畜治病，并且还在离弗利3公里的一个村子里为当地农民传授科学知识。但是，除了拉凯莱以外，圭迪的姐妹们却都认为罗莎的父亲并不识字。罗莎·玛尔托尼家的社会地位稍高，这样她就接受了一些学校教育。事实上，1876年，18岁的罗莎获得了一个可以在小学里任教的文凭。后来，在法西斯传记作家为她所做的传记里，把她的从教称为“现有的适合妇女从事的最崇高的职业”。第二年，她被安排在多维亚村任教，这个村里的家庭居住比较散落，村里人把小学校舍称为瓦拉诺。罗莎当时的薪水是每月50里拉，虽然非常微薄，但比一个农民的收入还是要高一些，而一个农村姑娘更是不可能挣到这么多钱。从罗莎·玛尔托尼于1894年写给普雷达皮奥议会的一封信中，我们就可以了解有关那个学校的情况（墨索里尼的家庭可能住在与校舍相邻的两间房子里）。她在信中请求议会为校舍装上窗户，因为冬天狂风会把雪花吹进教室，弄得她和学生满身都是，她因此还让学生们把教室封死了。
让罗莎的父母感到沮丧和后悔的是，就是在多维亚这个小村子里，他们多才而能干的女儿遇到了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并“下嫁”给了他。因为在他们所在的小圈子里，他们家很可能算是惟一上进的“知识分子”。1882年1月，两人举行了宗教仪式喜结连理，这的确有些让人吃惊，因为不仅是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本人经常在平时的革命性的言辞中对宗教仪式表示不屑，而且就连他们的长子后来也长时间远离宗教仪式。罗莎是远近闻名的虔诚信徒。她常带着心爱的贝尼托按照宗教节日的日程安排参加宗教活动，这让墨索里尼后来在需要的时候也会打起天主教的幌子，称其为“我儿时的宗教信仰”（尽管他在其他场合也曾坦言，他讨厌熏香和信徒身上的气味以及摇曳不定的烛光和管风琴的嗡嗡声）。后来一个传记作者这样声称，年轻的墨索里尼喜欢阅读《圣经》，并且至少能说出《利未记》和《民数记》中的一些名字。成年之后，他的记忆力仍然非常精确，这也证明了他的确有很好的智力和理解力。
罗莎·玛尔托尼对宗教的虔诚是传统型的，并且意志非常坚定。她的教学方法也有些类似。1900年，她向她的上级解释道：
“在教授地理课时，我采用的是最为合理的方法，尽量避免拘泥于复杂的命名，因为这样只会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一些抽象和无用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在学生头脑中也只能是停留片刻然后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而关于历史课，我则着重于对学生情操的陶冶，把塑造学生的性格放在首位，让他们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
她还特别补充说，如果教室里的灯光不是那么昏暗并且照明能够更有保证的话，她的教学方法将会更加有效。
一个狂热分子后来宣称，墨索里尼具有的那种勤奋和自助精神与塞缪尔·斯迈尔斯所提倡的精神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事实上，在墨索里尼家族中，罗莎·玛尔托尼是最明显的“维多利亚式”的保守派，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忠实信徒。虽然自己并没有获得提升，但她却是一个好教师，与丈夫相比，她在当地更为人们所尊重。到她46岁去世时，她已经为自己的职业和家庭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举行葬礼时，为她送葬的队伍超过了1000人，这足以证明她的努力和奉献，以及墨索里尼家族的声望。
到了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的宣传家们喜欢宣传“领袖在每一个场合都要赞扬意大利妇女，领袖的母亲和妻子是意大利妇女的典型代表，她们在平静和家庭生活中经历着历史，正是她们让领袖了解了意大利的妇女”。另外一个容易轻信的传记作家甚至回忆说，罗莎曾送给幼时的贝尼托一只小白兔作为宠物，他非常喜欢，还常常亲吻它的温暖的粉红色鼻子。更为典型的是，这些已经作古的作家们还会补充说，在婴幼儿时期经历过这些带有预示性的事件之后，墨索里尼已经神秘地汲取了意大利妇女的精神，并把其中的精髓用自己的坚强的男子汉气质表现了出来。然而，另外一个对墨索里尼更为狂热的传记作者却很不屑一顾地宣称：“对于墨索里尼来说，父亲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和和母亲罗莎·玛尔托尼的作用就像是约翰（施洗者）对基督的作用一样。他们只是上帝和历史的工具，被赋予的任务就是照看一个最伟大民族的弥赛亚”。然而，这是对墨索里尼的父母施加给他们的儿子的影响的一种武断的曲解。除了充当监护人之外，亚历山德罗夫妇还把他们的许多态度、观念和习惯传给了墨索里尼。反过来，墨索里尼思想中的一些混乱和折衷主义也反映出父母间真实存在的世界观上的差别。
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妹妹住在瓦拉诺校舍隔壁的房子里。最小的是个女孩，名叫埃德维杰，生于1888年11月10日。她很少公开参与哥哥的生活，但却承担起了监护墨索里尼的孩子的角色，成了一个合格的姑妈。她也凭借自己的能力和良好的判断力而受到墨索里尼的尊敬。更显眼一些的是墨索里尼的二弟阿纳尔多，他出生于1885年1月11日，比贝尼托小18个月。好几年里，兄弟俩与同龄的孩子一样，一起睡在一张铁架床上（据称床是由身为铁匠的父亲做的，并且从照片来看，这张床还装饰有男小天使和葡萄）。兄弟俩在有生之年关系一直非常好，直到阿纳尔多于1931年12月21日早逝，享年46岁（与他母亲的寿命一样）。虽然阿纳尔多已习惯于谦恭地介绍自己为“小墨索里尼”，但他通常是他哥哥的一个关键的密探——成年之后，他与哥哥多年来一直在每天晚上10点钟通电话——他可能是贝尼托惟一一直最为信任的人。相比之下，墨索里尼的长子维托里奥却从来没有完全得到过父亲的信任。
像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德烈亚一样，父亲也给阿纳尔多起了一个很革命的名字。于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