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还有一条更重要的事实，或许赵翼根本不敢说出来：有禄也罢，无禄也罢，自古以来州县
衙门中大大小小的老爷们，真正全靠吃禄的总是极少数。这一点，我们将放在本书的第七章 里分析。
第三章 《升官图》上弯弯绕四、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1）
东汉恒帝时，冀州发生大饥荒，“盗贼群起”。朝廷特命范滂为清诏使去那里按察州县吏治。范滂的专车刚进入冀州境内，那些有贪污行为的州，县官员，“望风解印绶去”。这叫啥？这叫惹不起还躲不起？《后汉书》作者在《范滂传》里特为写上这一笔，意在突出传主的清廉和气势，但是读者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那会儿州县衙门里官员主动离职不当回事，类似的事例，在《后汉书》、《三国志》这类正史中还可找出好多：有的县令因为公事棘手，偷偷溜了；有的县令同情复仇杀人者，干脆和他一起跑了。还有更可笑的：赵咨当东海相，上任时路经荥阳，这里有个县令曹暠和赵咨是熟人，特地等候在道边想拜见一下。赵咨让车子赶紧驶过，曹太爷“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赵）咨毕，辞归家。”（《后汉书·赵咨传》）这就难怪赵翼在《廿二史晌记》中感叹，“法网亦太疏矣”！
哪一张“法网”太疏？行政法。
其实．早在秦代，国家就有专门用来管束官员的行政法规，秦简中的《置吏律》、《效律》等，都属于这一类。汉承秦制，还增添丁不少内容，只不过还嫌太疏阔而已。到了三国时，行政法网收紧了。魏国的长陵县令吉黄听说老上级赵温死了，赶快跑去京城奔丧，即为司隶校尉钟繇逮住，责其不该擅离职守，依法处死。相同的法规，在吴国也制定过，哪怕是死了父母，也不得随意去奔丧。有个大孝子孟宗，也是县衙门里的正堂，听说母亲死讯后拔腿便跑，俟丧事办完，“自拘于武昌听刑”。大臣陆逊替他求情，讲了许多好话，这才减死罪一等，另受活罪，还再三申明下不为例（引自《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从晋朝开始，行政法正式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称作“违制律”，唐朝时又叫“职制律”’此后．历代相沿袭，条条框框越增越多。即以擅离职守这一条来讲，别说自说自话解印去职，就是跑出县境也不许。苏东坡当杭州太守，道出南京，徐州学官陈后山越境去见他一面，马上便被人弹劾。当然，杀头是不至于了，但都要挨棍子。杜甫《赠高适》诗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杜牧《寄侄阿宜》诗云；“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皇皇。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都说明那时州县衙门里常有县太爷请佐式官吃笞杖的事发生，诸如超编制用吏、执行公务稽留、应该值宿不到、赴任超过期限、应该请示而未请示、向上司提出违法要求等等，都会在臀部上给你留下印记。假如是县官违制，上一级衙门又可以请他吃杖，杨炎为河西节度使掌书记（秘书长）时，曾请县令李太简受杖二百下，几乎活活打死。事实上真打死的也有，唐宪宗时，安吉县令孙懈就是被观察使韩皋杖死，事后对韩皋的处分仅仅是罚一月俸料。《宋史》记明镐知并州时，衙门里的官员率多纨绔子弟，常因渎职或不称职，被明大老爷打板子。直到南宋理宗时，才下了一道诏令，谓今后州县官有罪，诸帅毋辄加杖责。看起来那会儿好多州县官员的臀部上都挨过笞杖，连皇帝都觉得太过分了。金元两朝，打屁股的风气更盛，州县正堂违制的，由朝廷派出“天使”来“监断”，就在衙门里打给大家看，打完后，再让你继续坐大堂当官。洪皓曾出使金朝，在《松漠纪闻》里记有这样一件事：他来到河阴时，主簿出来做接待工作，道是县令卧病，临时由其代理。两人交谈时，主簿站着而不肯坐下。再一打听，原来这个衙门解送军饷误期，县令被挞柳条一百，其他人也受此罚，主簿屁股上已起了疮，不能坐了。照作者猜想，那一段时间里，河阴县的许多官员必定是站着办公的。倘凑巧有个专治臀疮的郎中来到这儿，肯定大发利市。
明朝的“廷杖”是有名的，午门前也常常打死京官，遑论州县？最著名的一次是明英宗时，山西左参政王来一口气打死十个违制不职的七品县太爷，创下“吉尼斯”纪录。不少人听惯了“刑不上大夫”，岂知这些“小夫”们还是免不了挨挨棍棒的。当然比较起来，又尤以秩外杂职辈享受这等政治待遇的机会更多些。
接下来说说州县衙门中官员的任期。南北朝以前，久任地方的事例极多，习以为常，似乎并没有什么任期的规定。从隋朝开始，中央集权的意识在统治者头脑里进一步强化了，体现在任官制度上，就是州县正官三年一迁，佐式官四年一迁，免得养成尾大不掉或搞起独立王国的后患。这个措施基本上一直传承到宋元，变化也有，至多只是任期时间的上下，但必须调换是大趋势。任期一满，就得离开，去京师或者回老家，再候机会参加选任。
明清时州县官员从制度上讲也有任期限制，但为了鼓励廉政以提高地方吏治质量，常常让那些受到绅民拥护或称赞的官员，特别是正官，一直在衙门大堂上坐下去。如明初时嵩州知州吴祥，还是明成祖年间上的任，一直做到明宣宗年间，足足干了32年，竟死在任上。又如遵化知县李信，也是一做27年。清朝时，康熙辛未年（1691）进士陈汝咸放做漳浦进士，一做便是13年，后来朝廷调其
改任南靖知县，漳浦绅民闻讯挽留，竟把八字衙门围了起来，最后他只好化装成巡逻的骑士，偷偷溜走。不过这些都是开国初期吏治比较澄清时的现象，到后来难得看见，还是通行三年一换。
三年一换或四年一换，并不意味着提升，多数只是转来转去。有的朝代根据考核情况，把官员从小县调到大县，便算是提级奖励了；也有的朝代搞调剂，缺分苦的州县和缺分肥的州县之间，经常对换。《西湖志余》中记有一事，发生在宋朝：参知政事王钦若罢相后出守杭州，某日属县官员全来参衙，见一钱唐县尉苍髯白发，步履踉跄。王钦若很不高兴，想骂他几句后劝其自动辞职，谁知一问下来，这个老县尉竟是和他同年登第的进士。叙旧之余，老县尉写了首诗——
“当年同试大明宫，文字虽同命不同。
我作尉曹君作相，东君原没两般风。”
南宋时胡颖在湖南提点刑狱，有过一篇命令年老知县靠边站的通知，谓：“王知县年龄已暮，精力已衰，而投身於繁剧之地，其以不职得罪此郡也宜矣”，处置方式是另委人暂代，“王知县且燕居琴堂，坐享廪禄，弗烦以事，惟适之安，岂不美与与（引自《名公书判清明集》）他没权力罢老知县的官职，可是有权力叫人退居二线。不过“燕居琴堂”只是过渡，只要他同时往中央一参，老王卷铺盖的日期便不远了。
以上两则事例，在古代州县衙门里都不乏普遍意义。追究原因，一方面是州县官难得升迁及制度导致；另一方面，也是多少人才误在科场上的表现。科举择官，看似平等竞争的人才招聘，但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往往是好不容易才熬出个“清流”出身，发须已见黑白杂交了。拿郑板桥来说，44岁才中进士，50岁当范县令，范县任满又调潍县，前后近12年，已是花甲老人，还有啥升官指望？再如冯梦龙，57岁才考取贡生，61岁放做寿宁知县，做完一任已近65岁，如果落在前文讲到的胡老爷眼里，就是第二个“王知县”了，还不如趁早回家，继续他的通俗文学创作活动。
第三章 《升官图》上弯弯绕四、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2）
可是对于广大平民知识分子来讲，几乎又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可走。尽管州县官的出身资格如作者在前文所述，多至十几种，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大多数种类都是给有势有权或有钱人家子弟留着的。父兄当官的，子弟从小就有当官资格，根本用不着去科场竞争，一入宦途就是“少年新进”，升迁的时间余地自然要大得多。比如南朝时规定士族20岁就可以当官，寒族要满30岁才能试吏；唐朝规定凡一品二品官员子弟，一当官就是正七品。这都是中国官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顽症，结论就是：熟读诗云共子曰，不如有个好阿爹。
打破任期限制的，还有——种特别禀赋可恃，就是抗疫能力。西南地区有瘴，当地人不成问题，但按照籍贯回避制度，在那儿州县衙门里勾当的官员，一律是外乡人。外乡入水土不服，哪受得’了？因此这里的俸禄总是比别处优厚得多，略如“地区补贴”。可尽管如此，依旧经常缺官。据宋人方勺《泊宅编》说，凡是派到那里去出公差的官员，都不敢逗留：甚至在界外移文索牍。那么在里面做官的人呢，就坚持喝外头运来的泉水，据说瘴疫主要通过这里的水质传染，倘用铜盆贮水，须臾颜色呈黑，故处瘴县者有诗云：“避色如避难，冷暖随时换。少饮卯前酒，莫吃申后饭。”（《泊宅编》卷3）有免疫能力的人，就叫“有瘴县令”，“有瘴主簿”之类，可以超限期地久任下去。这风气一直流传到清代，乃至吏部唱名时，名单上竟有“有瘴”注释。这就是说，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可以服从国家需要，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当然，反过来这也可以作为惩罚官员的一种措施。北宋时新旧党争，纠缠多年，大抵一派得势，另一派就被赶到地方上当州县佐式之类，“有瘴”之地常常是轮流接纳两派谪人的“风水宝地”。
最后该讲一下官员考核了。考核制度据说源起西周。秦汉时对州县衙门的考核内容是“上计”，
原来衙门里都有日常工作记录，叫计簿，增加了多少户口，开垦了多少荒田，抓获了多少盗贼，收进·了多少钱谷，全要记录在案，加以汇编，供上司考核。《汉书·萧育传》上说，萧育当茂陵县令，在年终考核中，排在同郡县令中的第6名；另有一位漆县令郭舜殿，计簿上的成绩更差，被郡守责骂。萧育上前去为他讲情，郡守大怒：“你也不过考个第六，勉强合格，倒还有心思替别人讲情？”即要他自己去郡府中有关科室接受审查。萧育不睬，科室里的办事员过来拖他，萧太爷按住佩刀威胁说：“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竟准备当场辞官。据胡广说，东汉时州县官员考核犹如过关，常发生县令印绶被没收、县丞县尉被缚责的事。足见当时考核之严。
魏晋南北朝时，考核制度逐渐完整化，晋时考查州县官员的标准共五条，一曰正身，二日勤民，三曰抚孤，四曰敦本，五日修人。唐朝时对州县官的考核叫“考解”，带上衙门工作记录去京城受考，自己先写好自我鉴定，在同僚中当众宣读，接受大家评议，每个人都得这样做，颇有点衙门工作评议会的味道。这些鉴定连同评议意见送进京城后，由吏部考功司对照衙门工作记录作出最后评语，优奖劣惩，还发给“考牒”作为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