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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荒之政，莫大于赈恤”（《元史·食货志》），赈恤的措施主要有两道：
第一道是蠲免，也叫豁免，就是免去被灾地区老百姓的钱粮和差役，有时则仅是减去一部分。由于在许多州县衙门的催征实践中实行“揽户”方式，所以豁免时得到最大实惠的是充当揽户的那部分豪强和大地主，衙门则照实惠数目分成吃红。清代时流行有一首《豁粮歌》，大体能概括历来蠲免的风貌——“朝廷诏下如甘露，豁免闾阎旧租赋。岂知未颁恩诏前，州县奏销未得延。良善之民早完税，顽梗之民竟无畏。年年抗粮藐官法，官暗挪移代其纳。年年抗粮望恩典，日久果然邀豁免。旧粮愈欠豁愈多，催科催科将奈何。”
这首歌的注解，就是每年春季或夏季第一次开征时，揽户已在形式上把一年的钱粮都解完了，俟秋后因灾减产而朝廷下诏蠲免时，广：大农民与揽户或官仓之间的债务关系则依旧不变，而州县衙门且又因豁免令而卸去了奏销责任，全部的实惠便落入了他们两家的腰包。
荒政的第二道是赈贷，就是发救济粮或者先借贷一部分粮食让老百姓渡饥荒，以后再还欠。在实践中，州县衙门大多采取借贷方式，从大道理讲，有借有还的要求，必然使民众在领用粮食时尽量把数额压低到能够活命就行；从小道理上讲，国家颁布的赈贷政策往往是原则性的，这里面会留下许多空子可以钻营。比如说明代宪宗时期，内阁学士商辂陈言荒政之弊，就说到过一种常见现象：州县衙门在发放贷粮时，照例先要乡官里甲统计人数，他们往往把那些无力偿还的人隐瞒不报，这样就刁；能体现朝廷的恩典。商辂提出的对策是，“严督府州县正官，收放之际，务在亲行提调”，要让所有人部领到贷粮，又都按十分之一计息，以后收回时，便以利息这一部分来抵销那些无力偿还者所贷。换句话讲，贷放与收回持平了，衙门的救荒便算有头有尾了，但实际上总有好多人没领到贷粮，在抄家式的催欠中，也没有那么多需要用利息去抵销的亏空，那么这一部分成为持平后之盈余的粮食，就落入了经办者的私囊。再把这门道儿往后面推延，等朝廷再追发一道蠲免恩典时，衙门已陆续收回了许多，那就更是大发利市了。
由国家规定，完全以救济粮形式发放的也有，但究竟怎样发放，各州县衙门的动作也不一样。海瑞搞以工代赈是颇有名气的，就是领取救济粮的人，都参加水利建设，干活吃饭，这一宋国家也算不白白给了粮食，而水利建设对种田人有长远利益。这种人就叫“能员”，既对国家负责，也对百姓负责。还有那位“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徐九思，在句容县当芝麻官时，也办过荒政，他把一部分救济粮按市价抛售，因为正逢粮荒，所得价格足抵全部救济粮总数的平价总额，就这么一回“官倒”，国库在形式上算是一点儿也没吃亏；余下更多的粮食呢，全算是“盈余”了，徐老爷按人头发放给灾民，教大家煮稀粥喝，都能活命，这也算是既不负国家、又不负百姓的“能员”。其实封建时代的所谓“清官”，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但反过来更流行一些的现象，就是本节开篇“提起”的李毓昌冤死之事了且说嘉庆十三年（1808）秋天，黄河决口，淮安一带首当其冲，“沟壑相连续，饥寒半散亡”，即是清仁宗在那首《悯忠诗三十韵》里勾画的图像。乾（隆）嘉（庆）之际，社会动乱的情况已趋严重，这景象尚不赶快设法补救，就会出大乱子，于是朝廷下诏，立即放赈，县仓里有粮食储备的就发粮食，无粮储存或不敷发放的，发给赈银，设法去邻省购买调入。仍用清仁宗的御制诗来概括，这政策一到了地方上，便是“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见利即昏智，图财岂顾殃？施赈忍吞赈．，义忘祸亦忘”。各州县衙门大发赈荒救济财的机会到了。以山阳县为例，当年其领得赈银90000余两，其中知县王伸汉一人，就贪污25000两。正当他关起门来数钱的时候，两江总督铁保依常例，派出一批官员赴各地灾区检查救灾赈济工作，赴山阳县的官员，是新科进士即发江苏以知县任用的山东即墨人李毓昌。．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四、“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2）
按“官官相护”这一中国官场上的老传统，所谓察视核验之类，都是走形式，要紧的是有钱大家拿，已吞进去的再吐出一些来就成。所以王伸汉并不着急，指派自己的长随包祥同李毓昌的长随李祥接触，这叫“二爷们代老爷讲斤头”。李祥告诉包祥，自家老爷到各乡巡视后，眼看灾民挣扎于濒死之际的惨状，十分震惊，回到县里再调集户册核对后，已发现了严重的贪冒情形，正打算拟呈文向省署举报呢。王伸汉让包二爷传话。愿意拿出10000两银子作为“分赃”。孰知李毓昌乍入仕途，决意做个“清官”，哪想到官场上竟有这种黑幕？当即严词拒绝，还表示要把王伸汉行贿的事举报给两江总督。这下子，不但王伸汉、包祥一流要骂他是书呆子穷措大，就是跟他来查赈的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等几位“二爷”们，也要发骚了，还没正式进“公门”，就不替“自家人”做点扪‘算，这还让当长随的有啥奔头？包祥看准了他们这一伙存此抱怨，便许以重利，要他们设法把李毓昌的查赈清册偷出来烧毁，因为李毓昌复命期限已快到了，一旦烧了，万难从头查起，这其中有个时间差，又好再做手脚。李祥等人答应了下来，焉料李毓昌也存个警惕心，一面警告这些家人少在外面揽事，一面把清册管得严严的。李祥等人多次找机会，都无法得手。
眼看李毓昌即将回省，王伸汉发急了，决定孤注一掷，杀人灭口，由包祥出面，找李祥、顾祥和马连升三人商量，讲定由他们下手害死主人，重金酬谢，再替他们另找新主人。这几位二爷利欲熏心，一口答应。找个机会，先投毒于茶水，待李毓昌服毒发作后，又合伙用绳子将其勒死，再将尸身悬挂梁上，伪造了一个自缢身亡的现场。
省里派来的查赈官员自缢在临时公馆里，按说也不是小事，但王伸汉揣上2000两银票去淮安知府王毂耳边一嘀咕，这事就大事化小了。王毂再拟一道呈文到省里，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无所谓地认可了自杀的结论，又会衔上报两江总督铁保，铁保也是一路上的料，点头画押，就算小事化无了。接下来，王伸汉发文通知山东即墨，着李毓昌亲属来领柩回籍，同时兑现前言，把李祥荐给长丹＇通判，把马连升荐给宝应知县，顾祥发了笔昧心财，想回老家享福去，王伸汉再另送一笔盘缠，由他上路。
从常情判断，这件冤死案就这么定局了，偏偏“棺尸虽暂掩，袖血未能防”，又漏出了破绽。先是李毓昌的本族叔父李太清来山阳领回棺柩时，在死者遗物中发现了一篇文稿，内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等语，这使他大起疑虑，但衙门里定的案，连省抚、总督都核准了；倘提不出有力证据来，哪得翻案，只好运柩回乡再说。
灵柩到了即墨全家痛哭，准备举哀埋棺，可李毓昌妻子在整理丈夫衣物时，发现一件他平时穿用的皮衣上，有斑斑血迹，忙告诉了李太清。李太清更加怀疑了，当场作主，开棺检验，一验就发现有中毒症状。于是立即写好呈文，急忙赶到北京，向都察院喊冤。一个新科进士即用知县被怀疑是害死，这可不算是一般冤案了，都察院依照规定向皇帝奏呈，清仁宗对州县衙门无法无天的事，向有所闻，立即责成军机处追查，还发道圣旨给山东巡抚吉纶，让他马上把李毓昌的尸体运进省城详验。同时再谕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即将山阳知县王伸汉并有关人证征调北京审讯。
皇帝三申五令，各方不敢怠慢，急如星火般地动作了起来，山东北京，可就不比两江地盘上能让他们一伙一手遮天了，在证据确凿的条件下，冤案的来龙去脉被弄得一清二楚，最后由清仁宗亲自决定了处理办法——
李毓昌“不肯捏报户口，侵冒赈银，居心实为清正”，应树为榜样，特令赏加知府衔，隆重安葬，并刻御制《悯忠诗三十韵》于石碑，树在他墓前。因为他没子嗣，皇上又亲自为他找个儿子过继，继子也赏了“举人”功名。
山阳知县王伸汉抄没家产，立处斩决，连儿子也发配伊犁；淮安知府王毂同恶相济，立处绞决；王伸汉的“二爷”包祥，“著即处斩”，让他再去阴间跟主人当长随；李毓昌用的那三位“好二爷”顾祥、李祥、马连升，全部凌迟处死，中李祥的受刑地点就放在李毓昌坟前，处死后还要“摘心致祭，以泄愤恨”；江苏巡抚汪日章 ，“于所属有此等巨案，全无觉察”，皇帝骂他是聋子，着即革职；两江总督铁保呢，用清仁宗的批语来说，叫“昏愦糊涂已极！何堪忝列朝绅”？也是著即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瘅恶法应饬，旌贤善表彰。除残警邪慝，示准作臣纲。”清仁宗悯忠长诗的这最后几句，意在让天下官吏警惕，可这种“赈弊”在历代官场上从来没有真正禁绝过，一块诗碑一座坟，又岂能为它作个句号呢？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五、有理无钱莫进来
清朝道光二十四年（1844）夏天，陕西神木县出了一桩人命案，县衙门受理后定了结论，送到省署核准，当时任陕西巡抚的是素有“能员”之称的李星沅，他和按察使傅绳勋在复核案卷时，都看出其中有弊，便委派西安知府李希曾复审，果然发现了不少漏洞，最后搞了个水落石出，重新定案。此案奏闻清宣宗后，下旨将神木知县王致云褫职，李星沅、傅绳勋和李希曾皆以“审讯精详，俱加二级”。（陆以湉《冷庐杂识》）一升一黜，依据很清楚，老百姓打官司，都从州县衙门打起，行政官也就是司法官，连案子也审不清楚，援例定罪又不合律，那就没有资格再坐衙门了。宋人真德秀说州县官员要以“四事”自勉而剔除“十害”，“四事”是“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池事以勤”；“十害”是“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前面六条，全从司法上引起，可知断案理讼，从来就是州县衙门的要政，也从来就是州县衙门的弊窦。如前述王致云丢掉顶戴，那是额角撞上天花板，偏让他遇上李星沅这么个顶头上司，还怪聘用的绍兴师爷不争气。其实更普遍的情况，则如《宋史·欧阳修传》中传主所叹了：据记载，欧阳修被贬做夷陵知县时，无以自遣，常把衙门里存放着的旧案卷调来观看，发现“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不由仰天长叹：“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那位神木知县，只能说是偶而的倒霉货罢了。州县衙门究竟是怎样审理案件的，“枉直乖错不可胜数”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不妨结合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