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因此认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这是邓小平发表在1943年7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所提出来的思想。
这个思想，同毛泽东在江西中央苏区撰写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阐述的思想，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
邓小平在太行山确实传承了毛泽东的“治邦安民”的方略。
首先，邓小平“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的方针，而发展生产的“重心”，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民以食为天。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由于战时粮食普遍匮乏，不但军民食用供给不了，也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不能抵制敌货的倾销，不能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但发展生产，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太行区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给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太行区的工商业政策，给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以很大的便利，抗日民主政府“规定的工业负担是最轻的”，因而手工业特别是家庭纺织业，“近年来有了相当的发展”。在生产的组织领导方面，抗日民主政府也“尽了很大的努力”，如组织劳力调剂，号召妇女参加生产，奖励劳动英雄，发动儿童拾粪，调解租佃关系，调剂牲畜农具使用，发动修渠、打井、植树、造水车，举办低利、无利贷款等。总之，邓小平说：“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与此同时，还发动根据地军队将士支援农业生产。“每到农忙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穿着军服的人，同老百姓在一块劳作。”军队不但要帮助人民生产，还要保护人民收割。“专员、县长、司令员、政治委员都亲率干部战士去帮助灾民种地。”大批来自敌占区的灾民，也得到政府和人民的帮助，“解决了他们居住、粮食、农具、种子等困难”。此外，“合作社也到处发展起来了”。在太行区抗日根据地，不仅解决了军需民用的粮食问题，而且根据地内“没有外来的洋油、香烟、肥皂和奢侈品，自制的香烟等已够本区供给有余，且有部分的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品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
第二，尽力减轻人民负担，实行统一累进税法。邓小平在太行区“实行的是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是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是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发展生产的需要”。总之，一切的政策、法令为着一个目的：“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此前提下，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实施人民的“负担政策”：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扩大财政负担面，使负担人数达到总人数的80％；减少农民公粮负担，1943年度公粮比1942年减少了16％到17％；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严惩贪污（贪污500元以上的处死刑）；实行连续（两次）的精兵简政；改革历史“病政”，规定村无派款权，实行以县为单位“统筹统支”的办法等。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热忱，奠定了“财政的基础”。
第三，实行“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税收贸易政策，争取出入口平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太行区“把税收和贸易两个部门，置于工商管理局的单一领导之下，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根据地非必需品和多余物资如药材、草帽等的输出，换回根据地的必需品（食盐、火柴等）；组织群众性的缉私队，严惩营私舞弊；组织商人参加自由贸易，调剂粮食棉布交易，反对贸易垄断；发展合作社事业，开展输出物资（如挖药材、收购猪鬃等）。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时写道：“实行这种办法的结果，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力度，增强了税收，繁荣了市场，保障了人民的需要。”
第四，发行地方本币，掌握货币政策。邓小平领导的太行区“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法币即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当时伪钞流通很多，存在着“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太行区根据地发行了“冀南钞票”（晋冀鲁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的法令货币），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由于本币的信用度很高，“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从而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营，给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有力的保障。
第五，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实行“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的利益的方针，作为一切敌占区政策的出发点”。敌占区和游击区，与根据地区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敌人抢粮、抓丁、掠夺等极为严重，“几年来没有一天停止过”。抗日民主政府帮助敌占区、游击区人民“采取武装的以及各式各样的方法”，打击敌人的抢粮计划，组织壮丁逃亡等。“没有这样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敌占区同胞的惨状不知变成如何的程度了。”
总结太行区经济建设的经验，邓小平归纳了四条：“我们的经验是：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中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这是邓小平在太行山时经常说的警句和名言。
邓小平总结的太行区经济建设的重要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根据地政府一切“为着这个目的，减轻人民的负担”；“保护人民利益的方针”，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可以说，太行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是邓小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瑞金、会寻安苏区积累的经济建设经验，在抗战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邓小平经济建设思想在抗日根据地的积淀和升华。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成就，是一个“奇迹”。“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奇迹的取得，源自什么呢？
邓小平指出：“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
奇迹的“秘诀”，来自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领导根据地建设的指导原则，来自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思想与政策。
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最后写道：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所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而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信心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
邓小平在太行山，与在延安的毛泽东是很贴心的；邓小平的经济建设思想，与毛泽东历来的经济建设思想是很贴近的！
第三部分 共赴国难铁马情深第25节 北方局整风
1943年邓小平在北方局整风时就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3年是中共中央正式确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的重要年份，也是毛泽东政治生涯极为关键的年份。
中国共产党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后，毛泽东在全党的威望空前提高，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自六届六中全会合，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张闻天虽仍主持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由毛泽东决断。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已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从组织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会议推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会议还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毛泽东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毛泽东还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从1943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开始，毛泽东正式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统帅。
在此期间，毛泽东所创造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开始日益成熟、形成。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邓小平是继王稼祥之后较早地使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中共领导人。
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4个月后，即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整风周报》上发表《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一文，明确提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领导之下……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英明的领袖毛泽东”——这就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邓小平的理念，这就是1943年我党整风时期邓小平的判断！
这样早的理念，这样科学的判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从1942年2月开始的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晋冀鲁豫边区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5月开始的，邓小平相继担任中共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边区和部队的整风运动。但由于边区和部队一直处于对日作战前线，环境艰苦，斗争复杂，所以直到1943年9月以前，主要是普遍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初步联系实际检查思想、工作和作风。于是，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了整风动员讲话。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撰写的这一重要文献的由来。
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就整风的意义、目的、方法和整风的正确态度，进行了全面、扼要的阐述。
邓小平在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