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后，即1952年1月19日，根据中央各机关不完全统计，已发现有贪污行为者1万人左右，其中贪污1亿元（旧币，下同）到10亿元的有18人，1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有130人，100万元左右的占80。因贪污浪费等原因撤职的50人，被逮捕的48人。又过了10天，即1月29日，中央各机关抓获大贪污犯161人，有了明确对象的还有202人，再加上一些可能的线索，总计至少有400—450人。所贪污的款项至少要达到1000亿元。1000亿元有多大价值呢？薄一波在1952年2月1日的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按照当时国际流行的平价购买力方法，计算了当时的腐败频度。他说：“1000亿元（可以买1亿斤粮食，可以买800万元白洋，可以买10万两黄金，可以供28万人吃一年，可以买3万纱锭的全部设备，可以买66架战斗机，可以买10万担棉花，可以买345万匹细布。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把全国贪污分子所贪污的数字，都加起来，应当不是几千亿元，而是几万亿元”。薄一波：《在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载《新华月报》1952年2月号，第4页。
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部署，中央各部门纷纷检查腐化情况。1951年12月14日，滕代远在铁道部机关干部大会上说：“根据已有的材料看来，铁路系统内部贪污浪费现象确是普遍的严重的，十分值得警惕。”罗瑞卿在1951年12月22日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从许多地方的材料看，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确实是十分严重的”，以至于“必须发动一场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大斗争，必须发动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才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才能彻底扫除过去的反动统治者的残余影响和反对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和影响”。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彬说：“贪污、浪费的现象在青年团员和青年中也还是存在着的，而且是不少的。”讲话均转引自1952年1月的《新华月报》。
地方上的贪污受贿势头同样令人吃惊。从1951年3月到1952年2月，东北局的高岗、西北局的习仲勋、华东局的饶漱石、华北局的刘澜涛等中央局的负责人相继向中央报告了“三反”运动开展的情况，问题的严重性都相当触目惊心。1952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怎样在财政系统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讨论中，披露了西南财政系统的贪污情况，指出：“仅据西南财政部的统计，两年来西南财政系统中已发现的贪污人员数达4816人，贪污现款323亿元，粮食4000万斤。”
1952年1月19日后，“三反”运动，进入集中力量的“打虎”阶段。1952年1月30日，李富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汇报会上，提出了大贪污犯即“大老虎”的标准，2月2日毛泽东同意并批转了这个报告。根据“打虎”部署，全国进行了“大老虎”的搜寻工作。“虎”当时指贪污犯，按李富春在当时的报告中提出的标准为：贪污额1000万—5000万元的为“小虎”，5000万—1亿元的为“中虎”，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
关于“三反”运动的定案处理情况，有两份材料值得关注。
一是1952年6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毛泽东的总结报告。报告说，中央纪委根据对除中南局外的东北、华北、西南、华东、西北五个中央局情况的汇报，对“三反”运动的定案情况作了一个统计，截止到1952年6月初，上述五大局，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工作人员共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和贪污分子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强，其中有23万多人要受到行政处分，占贪污者总数的18强，受到各种不同的刑事处分者59182万人（缺东北），占贪污人数2强。又据各地级不完整的统计，“三反”期间，仅地方县委以上干部犯有严重错误受到行政撤职、撤职查办、逮捕法办的处分者就有4029人。在这
4029人中，有省级或相当省级者25人，占026，地级或相当于地级者576人，占143；县级或相当于县级者3428人，占855。
二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报告于1952年10月25日获中央批转。报告对“三反”成果作了全面系统总结：“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3836万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1203万多人，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314；其中共产党员196万多人，占贪污总人数的163。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15 196人，占贪污总人数的88。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人中，已作处理的1078万多人，占总人数89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85页。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从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到“三反”运动结束，中国的腐败现象处于高频度状态。
何为腐败的频度概念？这是近年理论界根据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实践，总结出的可概括说明腐败势态的学术概念。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传利教授在《给腐败号脉》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的：“之所以提出腐败频度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概括腐败的基本状况，方便地说明腐败现象高发与低发的态势，准确地预测腐败的趋势，并为遏制腐败高发势头提供对策依据。简单地说，所谓腐败频度，指的是腐败发生的频率、规模、幅度、强度与烈度等。”这里频率、规模、幅度为量的概念，强度与烈度为质的概念。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什么会出现腐败的高频度局面？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薄一波同志在《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一文中作了最具
有代表性的回答，他认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发生严重腐败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在革命胜利之后，大量抱着旧思想、旧作风而又没有来得及改造的旧政府的工作人员加入到人民政府和国营企业中来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却是因为在革命胜利之后，在和平环境中，我们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许多同志，特别是许多领导同志，没有充分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革命的侵蚀作用。”
是的，由于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国的执政党，所处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由一个被国内外反动派长期“围剿”的党，一跃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树立怎样的权力观，怎样用好手中的权力，成为对共产党领导者的严峻考验。如果头脑里个人主义萌生、膨胀，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取私利。正如邓小平在1956年所说的：“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4页。1962年，他又说：“进了城，执了政，做官的条件是具备的，这就最容易沾染官气。事实上，我们许多同志确实已经沾染了不少官气。”同上，第304页。〖BP（〗《邓小平文选》第1卷，〖BP）〗大批共产党员由乡村进入城市，由基层调入领导机关成为领导干部，从长期艰苦奋斗、随时准备流血牺牲转入按部就班地正常工作；从风餐露宿、钻山洞住窑洞到住楼房，从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到薪金制。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不坚持党性原则，不严格要求自己，物质享受可能成为消磨革命意志的腐蚀剂。尤其是领导干部，进入领导机关后，站在第一线指挥的时间少了，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发指示多了。这样最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习气和拖拉委靡作风。执政以后，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疏远了，执政党要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不仅有基本群众，党的朋友，而且有敌对阶级分子；发展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要和不同性质国家的各个阶层的人交往，如果放松警惕，难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1956年，邓小平还说：“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党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1页。
新中国建立初期出现腐败高频度局面，除了共产党自身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实际上，“三反”的本质，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斗争，也就是对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地反攻，把这种进攻压下去，并把资产阶级的这种反动的丑恶的思想和行为给以政治上的改造和法律的制裁。”《薄一波文选》（1937—199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事实证明，贪污盗窃行为，“尤其是大规模的贪污盗窃行为，大多数是由资产阶级派进来或拉过去的内奸分子和外界的不法商人、资本家勾结起来共同进行的。这一事实说明：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的发生，决不仅只是贪污盗窃者个人的品质问题，而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向革命阵营猖狂进攻和严重侵蚀的结果。这种进攻和侵蚀，已经使许多革命干部完全变质、蜕化成为经济反革命分子；甚至有若干革命机关被他们部分攻占或全部攻占，蜕化到与国民党官僚机关很少区别。”《人民日报》社论：《克服右倾思想，夺取反贪污斗争的彻底胜利》，载《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第3页。“拉过去”，就是不法资本家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勾引和陷害共产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使他们变成资产阶级安插在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中的代理人。“拉过去”的办法首先是交朋友、请客送礼、公开行贿和“美人计”，还有用吹牛拍马、恭维捧场的办法软化干部，结果使很多国家干部被拉入堕落腐化的深渊。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披露：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为拉拢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采用送礼、请客、代找舞女、代雇厨师，甚至令其姨太太陪李廷琳跳舞，丛、李相互勾结，共同作弊，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613亿余元。吉林省蛟河县的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县长、共青团书记、公安局长、税务局长等被贩卖毒品的流氓商人梁启发等腐蚀而变质，成了毒品贩子的俘虏。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在药房里专门设立了拉拢腐蚀国家干部的“外勤部”，1951年记录在册的“交谊费”是19亿多元，其中90以上是贿赂干部的。据王自己交代，曾经向52个机关里的65个干部行贿。以至几十年后，薄一波感慨地说：“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是几乎无孔不入的。”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64页。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的曹荻秋在《重庆资产阶级是如何有组织地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向国家机关进攻的？》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已到了猖狂的地步，私营钢铁业的资本家组成了向国家经济事业大举进攻的指挥机构“星四聚餐会”，以它为中心，设立了“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造船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