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非常时期，广大共产党员也没有丧失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忠诚，这一时期我国的航天工业得到很好的奠基和发展，为之后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成为“太空俱乐部”成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的石油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几个大油田相继开发使我国甩掉了贫油的帽子；我国机械工业、电力工业也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始终无怨无悔地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广大人民群众、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仍在河南郑州高耸的二七塔，始建于是1971年7月1日，3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巍然屹立，连上端的玻璃五星都完整无缺，这项工程仅用100天时间，主持这项工程的是一位名叫王辉的共产党员、军人。他毕业于莫斯科古比雪夫工程学院，参加过抗美援朝。在1967年的“文革”动乱期间，曾任郑州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副司令员。在当时局势复杂、资金和材料都奇缺的条件下，仅用100天就建成能禁得起时间考验的这一“中原名塔”，证明了主持者和建设者对国家的忠诚，对人民的负责和对先烈们的崇敬。现在已80多岁高龄的王辉老人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回答“二七塔的质量问题”时，自豪地说，200年没问题！多么自信，一个掌权的共产党人就应该禁得起时间考验，上不负党、下不负人民。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毛泽东已经发现并开始弥补自己的错误，他开始限制“四人帮”的权力，并力主邓小平等许多老同志重返领导岗位。但是，由于积重难返，局势的发展以及他本人的健康状况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未能从误入的歧途中摆脱出来。现在掀开历史，回头分析“文化大革命”，可以得出这样的教训：反腐败不能搞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只能通过法律和制度建设来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课题，由毛泽东开创，但最终未能完成。这一课题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身上，是邓小平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完成的事做起来，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改正过来。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精心设计和大胆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课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一飞跃的结晶。
毛泽东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真理。邓小平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这也是真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成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邓小平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中国避免了苏联及东欧的厄运，开辟了一条能够达到理想目标的康庄大道。
和毛泽东思想一样，邓小平理论也不是绝对真理，仍然是相对真理，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毛泽东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严峻的形势。是继续沿着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下去，还是既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摒弃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选择。是邓小平力挽狂澜，高举“实事求是”的大旗，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拨乱反正，开创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节 转折关头：中国向何处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全国的新闻广播全部中断，反复宣读那份《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这份狂飙而落的讣告，字字句句都像强大的冲击波，洞穿每个人的心。天安门广场垂下半旗，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登了镶着黑框的毛泽东遗像，沉重的哀乐弥漫了共和国的天空……人们千百次见过死亡，但是谁也似乎没有想过中国会失去毛泽东。人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悲痛如潮，华夏欲倾。
奔涌的黄河，呼啸的长江也在号啕。
作为大自然赋予的人生，毛泽东走完了他曲折、复杂而伟大的全部行程；作为历史选择的领袖，他是人们信念的支柱。而一旦失去，人们的精神大厦几乎顷刻坍塌。
毛泽东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这同一年度里，周恩来、朱德已先他而去。“葬礼三部曲”似乎使人们的绝望情绪达到了顶点。
大地在震颤。
人流在呜咽。
天安门城楼也失去了往日炫目的光辉，变得雕塑一般凝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中检阅红卫兵，这里的每根廊柱都印下了他的面容，这里的每块红砖都倾听过他的声音。而今，这一切都成了历史沉痛的记忆。
哀乐在回响，白花在飞舞，古老的中国此时成了一个悼念太阳陨落的盛大祭坛。
这就是1976年的9月，正是金秋的时节，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却是个亘古未有的灾难时刻，它将刻骨铭心地镌刻在风云变幻的新中国编年史中。
历史的车轮没有因为巨人的逝去而停滞或减速。从悲痛中渐渐平静下来的人们，开始思考又一个严峻的问题：
“失去毛泽东，谁来领导中国？”
“中国将向何处去？”
全世界的政治家们，都把疑虑的目光投向失去毛泽东的中国，看中国的历史车轮驶向何方。
面对神州的倾斜，历史的断裂，谁也不知道未来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未来的中国将走什么路。然而，就在这严峻的关头历史选择了新的继承者。
随着粉碎“四人帮”的举国欢腾，华国锋成了“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那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急剧变化的日子！于是，我们看到曾在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遗像的位置，换成了华国锋的巨幅画像；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站立过的地方，华国锋在进行隆重的检阅；《东方红》的颂歌，变成了“大山里有个游击队，游击队有个华政委。”一切的一切是那样陌生，一切的一切又是那么熟稔，简直就是历史的延续和再现。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这三家最有权威的报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执政的宣言！
继而，华国锋主持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把大寨“大批促大干”的经验，作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唯一道路。谁都不怀疑，毛泽东虽然逝世了，但是，他的思想仍然领导着中国，仍然左右着中国革命的进程，仍然掌握着10亿中国人的命运。
如果说毛泽东逝世时，人们悲恸震惊；那么，在他逝世后的两年则开始转入冷静。经过长期动乱后的中国人，一方面急迫要求澄清是非，肃清“左”倾的错误。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确实玷污了党的形象、社会主义的形象，在一些人中产生了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情绪。很明显，如果不澄清是非，势必造成大的思想混乱，假若后一种情绪占了上风，后果将不堪设想。
1977年5月，邓小平在给华国锋的信中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如果不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党和人民将永远被个人崇拜的困惑所笼罩。之后，他无畏地发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他主张：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只有勇敢地否定，才有无畏的超越。
历史不会忘记1978年底那个寒冷刺骨的冬天。从西伯利亚袭来的漫天风雪，越过空旷的内蒙古大草原，越入残缺的长城垛口，漫向了燕山腹地，漫向古都北京。
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排满了小轿车。尽管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但人们还是敏锐地感觉到这里正在召开着一个重要会议。这就是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漫天风雪中走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他们的心情，像铅状的云层一样压抑。
灰暗的氛围，笼罩着苦闷的国度……人们急切地要冲出这氛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从根本上消除了“左”倾思想对党的控制，开创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所以它作为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载入党的历史。
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就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这就为克服多年来的“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探求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全会认真讨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认为：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应当及时地、果断地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的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那种不顾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肆意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关系，实际上只是为革命而革命的“左”倾盲动的错误观点。
全会明确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强调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要求全国宣传媒体多宣传、歌颂工农兵群众以及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纪守法。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会十分重视作为国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