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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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 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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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是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等。腐败问题连当年的蒋介石也是有切肤之痛的,在他败逃台湾的前一年,曾在演讲中怒斥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他哀叹道:“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而同时,他也直言不讳地流露出对共产党的欣赏。他要求国民党官员们要和“部队同吃、同穿、同住”。他说:“共军干部对于这点可以说完全做到了。他们官兵之间,只有职务上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他称赞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精神道德。
    对于反腐败斗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表现了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厦门“远华”走私案发生后,丑闻因故被隐瞒了数月,当江泽民同志发现这一情况后,极为震怒。而当他听中央纪委的领导汇报后说,这些人的“后台”很硬,因而使调查工作受阻时,他非常气愤。
    “现在我就是你们的后台”。江泽民同志说,“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在查处这一案件中,朱镕基指示调查组“抓大鱼,放小虾”。那些受贿数额小、同意合作、并揭发大老板的人都免于处罚。中央纪委甚至建立了一个“证人保护”制度,以对举报人进行保护,这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是很罕见的。朱镕基的名言是:“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一口装我自己。”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对“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警告还半信半疑的话,而今天则成了国人的共识和忧虑。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腐败是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不是党内的反对派,而是党内的腐败分子。”在苏联亡党亡国已过去16年的今天,历史的迷雾已经散开,普京的话千真万确。原苏共党内的腐败层由于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甚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心地去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是要通过改变国家制度在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简单地说,就是如果共产党变成了社会民主党,“成克杰、胡长清”们就不会担心再会被中央纪委“双规”,所贪贿的不义之财就可以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事实上,苏联剧变的最大受益群体正是苏联的贪官污吏。剧变后,他们仍然控制着政权,控制着经济,操纵着社会进程,只不过称呼变了,不再称“同志”,而是名正言顺的“老板”,昔日的权贵摇身一变成了今日的新贵。
    中国的有识之士甚至普通百姓从苏联、东欧的剧变、中国的现实都已清醒地认识到:腐败是导致中国亡党亡国的最大潜在危险,因而无不恨之入骨。湛江特大走私案曝光后,当地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个个都杀,会有冤枉的;隔一杀一,会有漏网的。”话虽偏激,但反映出民众对个别掌权官员的不信任和失望。官员是党的化身和政权的化身,对官员的失望,就是对党和政府的失望。
    腐败的猖獗,使党中央震怒了。江泽民同志坚决表示:对敢于无视法纪、违法犯罪的干部,必须用重典。不管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决不手软。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政的13年中,查处的大案要案之多,惩处犯罪干部级别之高,都可列入共和国50余年历史之最。
    据统计,从1993年至1997年3月,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86万多件,结案6339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32万多人,其中县处级以上2万多人,地厅级以上1600余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50多亿元。
    《思想理论动态》2004年第6期报道“五年因腐败倒下的党员干部人数超过三大战役的总和。”根据中央纪委提供的数据,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开除党籍的有137 711人,三大战役我军阵亡 46 993 人,是三大战役的近3倍;5年来因腐败受纪律处分的 708 439 人,三大战役受伤人数183 624人,是三大战役的4倍;5年来处分县处级干部28 996人(开除党籍并追究刑事责任的),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级干部98人,特别是查处了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等一批腐败分子,查办了湛江和厦门特大走私案,维护了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同时,一些实权人物也纷纷落马。中国红塔集团的头头褚时健,人称“中国烟王”,因盗用350万美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0年,中国处决的贪官,数量之多、级别之高,为共和国半个世纪以来所仅有,因此有人称这一年为“鬼”年。
    2月26日,侵吞三峡移民款上千万元的黄发祥第一个在重庆伏法。3月8日,巨贪胡长清在江西南昌被处决。5月,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被执行死刑。“陕西第一贪”周长青和“甘肃第一贪”徐光明也走上不归路。9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在北京被枪决,他是迄今为止被处决的级别最高的贪官。9月18日,贵州巨贪许杰、杜建生被判死刑。10月8日,“延安第一贪”刘小兵被处死刑。10月12日,有“经济学博士”头衔的高佩义被处死刑。10月13日,“广东第一贪”谢鹤亭伏法……
    还有一些的贪官虽然没有走上黄泉路,也都被用重典,将在铁窗中度其余生。
    在2000年底之前查处的大案要案中,人们议论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陈希同、胡长清和成克杰三案。
    陈希同案发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和北京市市长,权高位重。此人“文革”前原是北京市委的一个秘书,党的十二大进入中央委员会,党的十三大进入政治局,他在执掌首都大权期间,接受贵重礼品20余件,价值人民币50多万元。他指示、纵容北京市原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擅自动用财政资金,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和怀柔县建造两座豪华别墅,供自己和王个人享用。自1993年1月至1995年2月,陈经常到两座别墅吃住玩乐。违规建造别墅和购置设备共动用资金高达3500多万元人民币,耗费服务管理费240余万元,吃喝挥霍公款100多万元。他还利用职权支持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商,谋取非法利益。
    1995年2月,庞大的首都钢铁公司香港分公司总经理周北方因“重大经济犯罪”被捕,此案涉及陈希同。
    1995年4月4日,王宝森在北京郊区偏远山区一个苹果园持枪自戕,饮弹毙命,而王被公认为是陈的“钱袋子”。
    王宝森任职期间,滥用职权,贪污公款250多万元人民币,2万多美元;挪用公款1亿多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供其弟、姘妇和其他关系密切的进行非法营利活动,造成上亿元损失。挥霍大量公款,营造高级别墅,购买高级公寓,长期包租宾馆客房,作为享乐场所,道德败坏、生活糜烂,不仅嫖宿北京的卖淫女,还花高价从外地空运妓女供其淫乐。他还违规批贷巨款资金,造成大量的银行资金流失。1994年轰动全国的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款,王宝森是后台之一。
    在调查王宝森的犯罪活动中,发现一些重大问题涉及陈希同,陈不得不于1995年4月下旬“引咎辞职”。中央纪委开始对陈希同进行调查,1997年8月,陈希同被开除党籍,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陈希同被捕后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30多年前,陈曾是昌平县的“父母官”,现在“荣归故里”却是囚徒一名,真是“沧海桑田”。
    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希同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
    在此之前,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从事非法经营活动被捕,判刑12年,可谓“入狱父子兵”。
    和陈希同案有关的几个人,北京市人大原副主任铁英、市政协原副主席黄纪诚、陈希同的原秘书陈健,均被处以重刑。陈健当上陈希同的秘书,并非有什么上乘的表现,只是因为会打乒乓球,在办公厅工作时常陪陈希同打球,因而得到上司的欢心。
    陈希同案是20世纪90年代共和国最为典型的一个腐败案例。就在“皇城根下”如此肆无忌惮地腐败堕落,说明腐败在干部队伍里已经见怪不怪了,人们对共产党内出现这样大的腐败案件感到痛心,也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陈案的坚决查处、毫不姑息中看到了廉政的希望。
    胡长清一案,有许多别的案例没有的“特色”。案发前,胡的政声已不佳,这和陈希同有些不同。
    胡长清有个绰号:“三胡省长”:胡吃、胡写、胡吹。胡吃人人皆知,胡写是胡长清爱写字。他的书法的确有几分功底,出过集子,在全国书法家协会还有头衔。爱写字也罢,但他当省长后南昌满街头都有他的题匾,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字而是由于显赫的官衔。
    当时南昌流行这样的顺口溜:“东也湖西也湖,洪城上下古月胡;南长清北长清,大街小巷胡长清”。南昌古称洪都,所以顺口溜称洪城。胡还应好友之邀,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充满隐晦讥讽,胡竟昏然不察:“男厕所女厕所男女厕所,东写字西写字东西写字。”胡在接受调查期间,还故作镇静地对中央纪委的人说:“我那点事说说就算了,出去后给你们每人写幅字。”胡吹,一是胡长清擅谈,一般的会议他从不愿意念稿子,二是善于吹嘘自己。他在不同场合会给自己编造不同的历史,一会儿说给高级首长当过秘书,一会儿说是北京大学的特聘教授。这有的是子虚乌有,有的是凭特权和关系弄来的,就连大学毕业证书也是身居高官后通过关系弄来的,属于造假之列,但不是通过街头那种造假证的个体户,而是堂而皇之地从学院官方办来的。
    恰恰正是由于伪造证件导致了胡长清的败露。
    1999年8月,在昆明举办世界博览会,宗旨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中国馆位于世博园中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展位,开馆以后各省区都举行自己的馆日活动。8月6日江西馆日。这之前,已担任副省长1年零8个月的胡长清接到调北京工作的调令。他提出,希望主持江西馆开馆活动后再赴京。这本来是他分管的工作,因此他的要求合情合理。8月6日他飞到昆明主持了江西馆开馆仪式。8月7日上午,又参加了一个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签字仪式。然后就不知去向。时近中午,忽然接到胡从机场打来的电话,说要到深圳去一趟。秘书问要不要人随行,他口气坚决:“不要!”恰在这时,中央一部门有事找他,南昌、昆明、深圳,都没有他的的踪影。无奈中,查验昆明机场的出港名单,也没有胡长清的名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查明,胡长清去了广州,以“陈风齐”的化名住进了广州中国大酒店。
    一个高级干部行踪诡秘又使用假证件,不正常的行为引起了中央纪委的注意,审查胡长清就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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