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也不在其旁边或后面，以便让人家一眼就能发现他，而是在这百人队伍的中间，人家只有站在一处很高的地方才能看见他，而且即便那样也只看见他怎样消失不见。我的父亲就曾经这样评价过我，特别是在我的祖国的政界，他是个很有声望的卓有成效的人。也许是在17岁那年，我开着房门在房间里读一本印第安人的书，我偶然听到了这个评语。这几句话当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它们记住了，但是它们并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通常都是如此，对年轻人的一般性评价对他们本人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因为要么内心还完全平静，要么不断地受到外部刺激，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本性是响亮和强健的，就像一支团队乐曲。但是这个一般性的评价对于他们来说却有着未知的先决条件和未知的意图，所以，各方面便对它充耳不闻。它就像池塘里小岛上的散步者，水面上既没有船也没有桥，散步者听见音乐，自己却没有被人听见。
我说这话并不是要攻击年轻人的逻辑……
128。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并有义务发挥其独特性，但是他必须喜欢他的独特性。就我所知，人们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在努力消除人的独特性。这样会减轻教育工作的负担，但也会减轻孩子们生活的份量。当然在这之前，孩子们还得被迫经历痛苦，比如说，当一个孩子晚上正在读一篇扣人心弦的小说时，一种单单针对他的训诫不可能使他明白他必须中断读书去睡觉的道理。假如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对我说：时间太晚了，眼睛会看坏的，明天早晨会睡过头，很晚也起不来的，这个蠢故事是不值得这么读的。这样我虽然不会明确表示反对，但我之所以不表示反对，也仅仅是因为这一切训诫连值得考虑的边儿都没有达到。因为一切都是无限的，或者是不确定的，所以也等于是无限的。时间是无限的，因此不存在太晚的问题；我的视力是无限的，因此不会看坏；甚至夜也是无限的，因此不必担心早上起床的问题。而我对书不是根据愚蠢或者聪明来区分的，只是根据它是不是吸引我，而这一本是吸引我的。当然我那时不会这么说，结果是：我讨厌去请求允许我继续读下去，而决定在不允许的情况下我行我素。这是我的独特性。人们用关掉煤气灯而让我呆在黑暗中的举动压制了我的独特性，人们解释说：大家都睡了，所以你也必须睡觉去。看到这情况，我不得不相信他们，尽管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
第三部分：杂感强调独特性—绝望
谁都不像孩子们有那么多改革的愿望。尽管这种压制从某些方面看并不算错，但这事像其他任何类似的情况一样，化成了激励的力量，而强调这种情况的普遍性并不能磨钝这力量。因此，我坚信，正是在那个晚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读书了。当时，对我来说用所谓普遍现象的说法并不能驳倒这一点。当我看到人们不相信我对读书具有不可克服的欲望时，我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只是渐渐地，在很久以后，也许在这欲望已减弱了的时候，我才认为，许多人也曾有过同样的读书欲，但都被自己克服了。不过当时我只感到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悲伤地去睡觉，憎恨开始滋长起来。这憎恨是我在家庭中采用的生活方式，从某一方面讲，它从此成了我一生的基调。这禁止读书虽然只是一个例子，但它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因为其影响是很深的。人们不承认我的独特性，但由于我感觉到它的存在，所以我在这方面总是十分敏感和警惕，于是在他们对我的这种态度中看到了一种最后的判决。既然人们对我这种外露的独特性都作了判决，那么我那些掩藏着的独特性的命运就更糟糕了，我掩藏它们，是因为我自己认识到其中有些小小的不合理之处。比如我有时没有准备第二天的功课，晚上就读起书来了。这作为对义务的耽误来看恐怕是很不好的，但不应就此对我作出绝对批评，而应作有分析的批评。作有分析的批评时应该看到，这种忽视义务并不比长时间的阅读糟糕，特别是由于我对学校和对权威的畏惧使这种忽视义务的行动本身大受限制。由于读书而没有准备的某些作业，第二天一早或者在学校里我会利用当时很好的记忆力很快补上的。问题是，我长时间读书的独特性所遭到的判决，现在通过我自己的手段延伸到那掩藏着的忽视义务的独特性上去了，结果使我的心情压抑不堪。那情形就好像某个人用一根鞭子打人，但不把人打痛，只是碰一碰以示警告，而他自己却把鞭子解开，把一个个尖头对准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刺进其内心并挠动，而那只陌生的手还一直静静地握着鞭柄。如果说，即便在那时我还没有这么厉害地惩罚过自己，那么无论如何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从我的独特性中从来没有引出那种真实的好处：最后能具备持续的自信心。显示独特性的后果反而是：要么我恨压制者，要么我把这独特性视为乌有；这两种后果从自欺欺人的角度看也联系得起来。但是我如果那时只掩藏着一种独特性，那么后果是：我恨我自己或者恨我的命运，把我自己看成坏种或者可诅咒的人。这两类独特性的关系多年来表面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越走近为我敞开的生活之门，那些外露的独特性就越增加。但这并没有使我得到解脱，那些掩藏着的独特性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通过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人们是永远不可能坦白一切的。甚至往昔那些看上去似乎彻底坦白出来的事情，后来也显示出还有根子留在内心深处。即使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我几乎不间断地进行着的松懈整个心灵结构的行动中，只要出现一种暗藏的独特性就足以深深地震撼我，使我到处都抓不住可以靠一靠的东西，使一切适应环境的努力付诸东流。即使我什么秘密也不保留，把一切都抛得远远的，从而得以干净清爽地立于世间，过去的混乱也马上会重新回到我的胸中，塞满我的心胸，因为照我的看法，那些秘密必然不能完全被认识清楚，被正确地评价，因而通常普遍化的方式又回到我的身上来，重新占据我的心灵。这不是错觉，而只是认识一种特殊形式，至少活着的人谁也摆脱不了它。比如说，有一个人向他的朋友承认说，他是吝啬的，那么他在此刻，在这个他寄托了评判权的朋友面前，似乎就从吝啬中解脱了出来。此刻这朋友将采取什么态度也是无所谓的，不管他否认这种吝啬的存在也好，或者建议怎么摆脱吝啬也好，或者为吝啬辩护也好。甚至即使这朋友由于他这一坦白而宣布结束与他的友谊，也没有什么要紧。要紧的倒是，这人也许并不是作为悔过者，但作为诚实的罪人向公众说出了他的秘密，并希望通过此举能重新夺回那美好的和——这是最重要的——自由的童年时代。但他夺得的不过是一种短暂的愚蠢和以后长期的痛苦。因为在这悭吝人和朋友之间，在桌子上的某个地方放着钱，这悭吝人必须把钱搂过来，而且伸出手去的动作越来越快，在半道上那坦白的作用固然越来越弱，但还不失为一种解脱；在半道以后就不然了，情况就反过来了，那坦白就仅仅照亮着那只向前伸动着的手。坦白的作用只有在行动前或行动后才有可能是有效的。行动本身不允许任何东西与它并存，对于那只正在搂钱的手是没有言语或悔过可以解脱的。要么必须把这行动，即把那只手消灭掉，要么必须处在吝啬之中……
强调独特性——绝望。
第四部分：谈话录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
叶廷芳黎奇译
谈话录1920年卡夫卡结识了他的一个同事的儿子、17岁的青年古斯塔夫·雅诺施。雅诺施后来成为一个在国内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和作家。他以他青年人的敏感，察觉到卡夫卡是一个不寻常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主动和卡夫卡接近，留心记下他的一系列谈话内容，像爱克曼整理歌德谈话那样整理成书。后经M。勃罗德的鉴定，证实这些谈话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从而成为卡夫卡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被研究者引用。这里摘采的约相当于这部《谈话录》四分之一篇幅。
1。“您这就错了。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晚上，我总感到十分诧异。”
雅：“晚上您一定很累。”
卡：“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铺，我在农村和花圃也工作过。那些工作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
雅：“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卡：“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呢。”
2。1921年5月我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发表在路德维希·温德尔路德维希·温德尔（1889—1946），小说家、剧作家，1928年前在布拉格《波希米亚日报》当编辑。他的长篇小说《犹太管风琴》出版于1922年。主编的《波希米亚日报》的星期日副刊上。
卡夫卡就此机会对我说：“您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伟人。这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中一幅极普通的图画。这是隐蔽的愿望的幻想，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以便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
“您也是这样？”我问。
“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弗兰茨·卡夫卡说，“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泰因霍夫煤店老板就养着一只，您看见过吗？”
“看见过，它常在店前乱跑。”
3。“您瞧，我的亲戚的情况比我还好呢。它的翅膀剪掉了，这是真的。而在我，翅膀无须剪掉，因为我的翅膀已经萎缩。因此，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他们非常怀疑地打量我。我可是一只危险的鸟，一个贼，一只寒鸦，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我缺乏对闪光的东西的意识和感受力，因此，我连闪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是灰色的，像灰烬。我是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不过这只是开玩笑，免得您觉察到我今天情绪很坏。”
4。“不，不！这不对。他并不比其他公务员坏。相反，他比他们好得多。他知识很丰富。”
我回了一句：“也许他只想拿它炫耀自己。”
卡夫卡点点头：“这是可能的。许多人都炫耀自己，实际上一件真正的事都没有做，而特雷默尔是个真正勤奋的人。”
我叹口气：“唉，您称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