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却不同意我的看法。他把下唇向里抿紧，用牙齿按摩了一会儿下唇，然后很确定地说：“这话不对。倘若一切都已毁坏，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起点，但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把我们引到这里的道路已经消失。因此，迄今为止的一切前景也都破灭了。我们只能毫无希望地滑下去。您向窗外瞥一眼就看到世界。人们往哪里跑？他们要做什么？我们已经无法认清事情的意义关联。尽管人群拥挤，每个人都是沉默的，孤独的，但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评价却不能正确地交错吻合。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一切都像破帆船的索具那样嘎吱作响。您和哥哥看到的贫穷只是某种深重很多的苦难的表面现象。”
卡夫卡博士直视我的眼睛，仿佛担心地问我：“你懂我的话吗？我是不是把你搞乱了？”于是我赶紧提了一个问题：“您指的是社会的不公正？”
但卡夫卡绷紧了脸，叫人捉摸不透。他说：“我指的是公正的衰落。我们大家都参与其中。我们感觉到它。许多人甚至知道它，但谁也不愿承认我们生活在不公之中，因此我们发明遁词。我们谈论社会的、心灵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种种不公，为的是美化那唯一的罪责，我们自己的罪责。不公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公’是‘我们的公正’这几个字的连写德文“不公”一词为Ungerechtigkeit，“我们的公正”为unsere Gerechtigkeit。。只对我一个人适用的公正是暴力准则，是不公。社会不公这个名称只是无数掩盖真相的手段之一。”
31。“我们刚才谈论1913年和1920年的捷克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历史题目，而谈到历史题目，我要这样说，一个现代的犹太人的缺点马上就显露出来。”
我也许露出了十分迷惑不能的神情，因为从卡夫卡的声音和身体姿势判断，此刻他关注的主要不是所谈的事情本身，而在于我是否理解。他身体前倾，轻声地然而非常清楚地说：“今天，犹太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历史，即时间上的英雄故乡。他们渴望得到一个空间上的小小的、通常的家。越来越多的犹太青年回到巴勒斯坦。这是回到自身，追寻自己的根，回到生长之地。故乡巴勒斯坦对犹太人来说是必要的目的地，而捷克斯洛伐克对捷克人来说是出发地。”
第四部分：谈话录参加集会的工人
32。由马萨里克马萨里克（1850…1937），原为布拉格大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致力于捷克复国运动。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后，四次当选为总统。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于1920年4月宣布举行第一次会议和参议院选举后，各党派展开了非常激烈的竞选斗争，谁都不能不闻不问。竞选斗争也成了我们的话题，因为卡夫卡的多年好友马克斯·勃罗德作为捷克复国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这件事轰动了一时，因为大家只知道勃罗德是批评家、小说家和文化学家，而不是实际政治家。因此，大家对他发表在复国报纸《自卫》上的文章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我父亲则认为，勃罗德的党几乎不可能获得一个选区所需要的票数。在一定意义上，卡夫卡博士也同意这个看法。他说：“勃罗德和他的政界朋友相信，复国党肯定能在东斯洛伐克城市艾帕杰斯获得必要的票数。”
“您也这样看吗，博士先生？”
“说心里话，我不这样看。勃罗德认为那里存在复国主义者取得胜利的前提，他依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战后，在艾帕杰斯有过一个只存在几天的捷克斯洛伐克苏维埃政府，主要因为得不到当地犹太人的支持而垮台。马克斯从这里得出复国党有发展前景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像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样，艾帕杰斯的犹太人并没有民族意识，他们只有陈旧的宗族意识。他们只是内心是犹太人，而外表上，他们大多适应执政的合法政权。因此，艾帕杰斯犹太人不支持匆促拼凑起来的苏维埃政府。们们采取消极态度的根源不在于犹太民族主义，而主要在于犹太人依附强者的需要。我曾力图让马克斯·勃罗德明白这一点。但他不理解我。他不懂得，在复国主义中表现出来的犹太民族主义只是一种防御。所以，布拉格复国主义党报就叫《自卫》。犹太民族主义无非是严厉地由外部迫使在严寒的夜晚穿越沙漠的商队聚拢在一起。这支商队不想占领什么。它只想到达一个有坚固篱笆围绕的家园，在那里，商队的男男女女有自由生活、发展自己的可能。犹太人渴望有一个家园，这种渴望不是那种从根本上说，无论在内心还是在世界上都是没有家园的、因而愤怒地惊夺他人家园的进攻性民族主义，因为这种进攻性民族主义——还是从根本上看——没有能力使世界消除荒凉。”
“您指的是德国人？”
卡夫卡不作声了，他轻轻咳了几声，用手挡住嘴巴，疲乏地说：“我指的是一切掠夺成性的族类，他们摧毁和洗劫世界，他们并不能因此扩大他们的统治范围，而只是束缚了他们的人性。与此相比，复国运动只是回到自己的人类法则的艰辛摸索。”
33。我们谈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关系。我说，把捷克史译成德文出版会有利于两个民族之间更好的了解。
卡夫卡却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否定我的看法。他说：“这没有用。谁会读这类东西？只有捷克人和犹太人。德意志人肯定不读，因为他们不愿承认，不愿理解，不愿阅读。他们只想占有，只想统治，而理解通常只能是占有和统治的一种障碍。不认识他人，就能更好地压迫他人。这时没有良心的谴责。正因如此，没有人了解犹太人的历史。”
我反驳他的话：“这不对。小学一二年级就教《圣经》历史，这是犹太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卡夫卡苦笑道：“是这么回事！犹太人的历史蒙上了童话色彩，人一旦长大，就把它和童年一起抛进遗忘的角落。”
34。我们遇见了一大群举着旗子去参加集会的工人。卡夫卡发表他的看法：“这些人那样自信，情绪那样好。他们控制了街道，以为就控制了世界。其实他们错了。秘书、官员、职业政治家已经在他们后面窥视，他们全是现代苏丹，工人是在为他们开辟上台的道路。”
“您不相信群众的力量？”
“我看见了这种力量，群众的不成形的、似乎无法驾驶的力量，他们渴望被驯服，被塑造。每一场真正革命的运动结束时都出现一个拿破仑·波拿巴。”
“您不相信俄国革命会继续扩大？”
卡夫卡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洪水越向四周扩大，水就越浅，越浑。革命蒸发了，只留下新官僚体制的泥浆。束缚人类使其受苦的镣铐是办公纸做的。”
35。1922年英国逮捕印度国大党头号人物圣雄甘地时，弗兰茨·卡夫卡说：“现在很清楚了，甘地的运动一定会胜利。监禁甘地会给他的党以更大的推动。因为没有殉道者，任何运动都会蜕变为廉价投机者的利益集团。大河变成了小水坑，一切关于未来的美好思想都在这水坑里破灭。国为思想如同世界上一切具有超人价值的东西一样，只能以人的牺牲为生。”
36。“音乐产生新的、更加细腻、更加复杂、因而更加危险的刺激，”弗兰茨·卡夫卡有一次这样说，“而文学则要澄清纷乱复杂的刺激，把它上升为意识，加以净化，从而赋予它人性。音乐是感官生活的成倍增加。而文学则压制感官生活，把它引到更高的层次。”
37。他对一本表现派诗人的选集反映诗选《人类之黄昏》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让我忧伤。诗人向人们伸出了手。但人们看见的却不是友好的手，而是痉挛地握在一起、对着他们眼睛和心脏的拳头。”
38。我反对柏拉图把诗人排除在他的国家共同体之外。
卡夫卡说：“这很容易理解。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他们想变革，而国家和所有忠于国家的臣仆却只想维持原状。”
第四部分：谈话录展览厅举行的法国画展
39。我和卡夫卡参观在护城河边的展览厅举行的法国画展。那里展出了毕加索的画：立体派静物画，玫瑰色的大脚女人。
“这是位肆意变形的画家。”我这么评论说。
“我不这么认为，”卡夫卡说，“他只是记下了尚未进入我们意识的各种畸形而已。艺术是一面镜子，它和钟表一样，有时也会‘走快’。”
我表示不同意：“为什么？照相可不骗人！”
“这是谁告诉您的？”卡夫卡博士把头侧向一边，“照相把目光引向表层。这样，它通常就模糊了隐蔽的本质，这本质只是像一丝光、一片影子那样，通过事情的特征影影绰绰地透射出来。即使用最好的透镜，我们也看不清它，无法把握它。我们只能用感觉去摸索。难道您以为，千百年来，成千上万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魔术家怀着惴惴不安的渴念和希望所面对的深不可测的现实，这一再往后退却的现实，我们只要按几下这架廉价机器的键钮就能把握？我很怀疑。这架自动照相器不是复杂的人眼，而只是简化得无以复加的苍蝇之眼。”
40。“您是说，博士先生，这幅画是错的？”
“我不想这样说。这画既对又错。只有一个方面是对的，至于它把局部宣布为全景则是错的。戴礼帽的胖男子骑在穷人的脖子上，这是正确的。但是，胖男子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完全对了。胖男子是在某特定的制度范围内统治究人的，但他并不是制度本身，他甚至不是制度的统治者。相反，胖男子也戴着画上没有画出的镣铐。这幅画是不完全的，因此不是好画。资本主义是一系列从里向外、从外向里、从上向下、从下向上的依附关系的体系。一切事物都具有依附性，一切都受制约束缚。资本主义是世界和录魂的一种状况。”
“那么要是您来画，您将如何描画它？”
卡夫卡耸耸肩，忧伤地笑了笑：“我不知道。我们犹太人原本不是画家。我们不能静止地描绘事物。我们总是看见各种事物在流动、运动、变化。我们是小说家。”
这时进来一个职员，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离开办公室后，我想继续谈论刚才已经开始的十分有趣的话题。卡夫卡却说：“不谈这个了。一个小说家不能谈论叙述。他要么叙述，要么沉默。这就是一切。他的世界要么在他身上发出声响，要么在沉默中沉沧。我的世界正在消失。我已经燃尽了。”
41。我让卡夫卡看我的朋友符拉季米尔·西克拉西克拉，生于1903年，捷克现代画家，美术学院教授。为我画的肖像。他看了画高兴极了。他说了几次这样两句话：“这幅画美极了。它真实极了。”
“您是说，这幅画像照片那样逼真？”
“您想哪儿去了！最能欺骗您的莫过于照片。而真实是心灵的事。而心，只能用艺术才能接近。”
“真正的现实总是非现实的，”弗兰茨·卡夫卡说，“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