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年岁过高而寿终正寝，享年将近九十岁。
在这些要好的亲戚去世之前，我父亲给那家设在加拿大的钼矿公司管理账目，一个月也赚不了几个钱；他还给几家城市和县城里的俱乐部管理账目；他还担任着波士顿美术馆的保安后勤部负责人，一年能赚3000美元。在整个经济大萧条期间，每逢周末和暑假，我们都会免费住在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这幢房子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比华利市，原来的房主普特南是我们的远房亲戚，后来他去世了，房屋的产权留给了别人。我们在那里住，不用交一分钱的房租，只不过要帮着看管田地、拾掇庭院而已。我父亲干这些活可是乐此不疲，如果我在的话，也会给他帮忙。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早年岁月（3）
这就是在比华利的生活，可以算得上是大萧条带来的“优质”副产品了，因为在那段时候，我们家有两处房子，还有差不多一百二十亩的广阔树林，在林子里有两个大谷仓。透过林子，还可以俯瞰两三里远处塞勒姆…比华利湾的美景。这幢房子的房主想要把它给出售了，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要买它。我们一直住在那里，从1932年一直住到194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夏天住在大房子里，冬天的周末就住在旁边的小屋子里。1945年夏天的那个下午，我父亲和乔正在房子的围廊上喝着鸡尾酒，突然发现有一辆从未见过的车绕着房子开了一圈，在前门处停了下来。
“是谁呀，天知道。”乔这样问道，家里人总是爱这样问问题。
“打死我也不知道，”据说我父亲当时是这样回答的，他还说，“可能有人想买下这房子吧。这房子都卖了十五年了。”
刚好，这么多年以来，乔的腰包也头一次鼓了起来。因为有一个住在天主教堂里的年迈亲戚，虽然多年来不曾联系，但是最近刚刚过身，留给了乔5000美元。乔说她还会给哈维•；邦迪打电话，他是这房子的产权人之一，也是我们家的世交（后来，他的儿子麦克乔治•；邦迪还成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我母亲想给他5000美元买下这房子。
虽然我父亲竭力反对，但我母亲却下定决心这么做了。可是，哈维却觉得5000美元太低了，他开价要10000美元。天哪，我母亲真的狠下心，拿出了这么多钱，这房子自然就归我们家所有了。我对比华利充满了美丽而精彩的回忆：我在那学会了热爱大自然，而且这一喜好陪伴了我一生；我把每棵因为虫害而枯死的山木榉锯倒，父亲和他朋友用两人抬的大锯子锯，我就在旁边帮忙；我还在草地上烧野火，这种经历五十年过后，依然是一种极为宁逸而又宝贵的体验。我在那里爬树，捉蝴蝶，种菜，和妹妹的朋友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老爹和我在车库里装了个篮球筐，尽管车库的顶高不过两米三左右，不过这倒教会了我该怎样低手上篮和勾手投篮，一到下雨天，我就会在车库里挥汗练球。
我们家在比华利的房子几年后毁于大火，火灾最严重的损失，莫过于三本大大的皮封面家庭文章剪贴簿和相册毁于一旦，那可是我祖父收藏的，里面记录着我父亲辉煌的橄榄球生涯。中间的相片和报道，能够向你展示出一个强壮的橄榄球中卫的风采，他的朋友叫他亲切地管他叫“B”，在场上队友管他叫毕波，他所在的球队曾经所向披靡。
我记得一张摘自《波士顿环球报》的剪报，日期是1914年11月23号（周一）。在哈佛大学橄榄球队战胜对手耶鲁大学队后，哈佛队的教练波西•；霍顿做了这样一番评价：“我看着眼前的照片，柯律芝身后不到三码处就有两个耶鲁队员紧追不舍……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布莱得利落后两个耶鲁队员大约有半码远。尽管情形不利，布莱得利还是成功地追上前去，扑倒第一个耶鲁队员。接着，又勇猛地扑到了第二个耶鲁队员，这样柯律芝就能毫无阻碍地直捣黄龙，冲入对方底线达阵得分。”（我认为，哈佛大学的教练们不论是讲话，还是写文章，用词都是文绉绉的。）霍顿教练提到的柯律芝，就是我父亲最要好的朋友T•；杰弗逊•；柯律芝，他在那场比赛中，在哈佛队三码线处拣到耶鲁队失误的丢球，然后向前一直狂冲97码，最后达阵得分。
我父亲体重只不过180斤左右，但是他长得身材魁梧、肌肉发达，身手敏捷，而说话时却非常温柔。躺在他怀里撒娇，听着他胸膛里深沉的声音在回荡，对于孩子而言，这不啻令人最舒服最安心的温馨时刻了。
我母亲约瑟芬•；德格斯多夫就更有意思了，她出生在纽约市，我外祖母名叫海伦•；苏珊蒂•；克罗宁谢尔德。外祖母是海伦•；霍金森园艺俱乐部的会员，也是一位名叫卡尔•；奥格斯特•；德格斯多夫的德裔律师的后代。卡尔•；奥格斯特•；德格斯多夫是纽约著名的“克拉瓦思…德格斯多夫…史文…伍德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我母亲曾就读于查平女士创立的私立学校，而且还是该校跳高纪录的保持者之一。她精通法语和德语，相貌可爱，学识渊博，志向远大而且颇有风韵。她还曾向一位已经淡出舞台的歌剧明星学习唱歌。
别人管她叫乔。后来，她来到离波士顿不远的布鲁克林，在那里的德克斯特学校参加合唱团集体排练，有一天早晨在她唱《当我给你打电话时》这首歌的时候，她忽然忘词了。我想如果换作我，早就羞死了。该校的校长是菲斯克女士，她的口号是“我们要把握最好的今天，创造更好的明天”，她对我母亲的表现却盛赞有加，尽管当时我才十岁，但是我还是无法宽恕我母亲的“出色表现”。
乔进取心十足，但主要体现在我们这些孩子身上……在社交场合反而看不出她这方面的能耐（在社交这方面，我们家的几个孩子往后都不比别人差劲），她总是觉得自己很聪明，心气很高。如果我们有钱的话，家里就会雇佣女佣人，她们基本上都是一些干巴巴的老太婆，手里会挥动着棍棒，逼着我们说法语。每到周六，家里人一律不准说其他语言，只准说法语。我们得学钢琴（现在我还能用右手弹出《老人河》这首曲子的主旋律）。我们还在布鲁克林的维诺埃尔骑术俱乐部学习骑马。我们每周六早上还不得不到波士顿儿童交响乐团报道，去参加排练（我还记得当时的指挥名叫欧内斯特•；谢林）。每年春天，当大都会歌剧院来波士顿演出的时候，我们都会被“强行”带到剧院去看歌剧。记得在我十二岁的一天下午，我被牵到剧院去看《蝴蝶夫人》。吃过晚饭后，又看了四个小时的《帕西法尔》（由著名男高音劳伦斯•；麦其尔和女高音基尔斯腾•；弗拉格斯塔德担纲演出）。我们这些孩子从来都不敢装病不去上学，因为一旦这样做的话，后果会更加严重，因为这样就得听约瑟芬长达两个小时的练声。
仔细想想，我父母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也挺不可思议的。我父亲每次不得不参加或主持母亲参与的音乐会时，都会喝得酩酊大醉。我母亲对于下午在比华利的树林里烧野火的差事，只要干一次就会头疼得要命。我父亲谈吐优雅，但只会在他想证明一个观点，或者想要讲故事的时候，才会一开金口。我父亲很有幽默感而且聪明过人，但是他不会经常放声大笑，更多的时候会微微一笑。我母亲总爱滔滔不绝地说话，尤其在她紧张的时候更是如此。她其实倒没什么幽默感，可是老爱大笑不止，笑的时候满嘴的牙都会露出来。
但是，不论是从感觉上还是从实际表现的情形上来看，差不多50年来，我母亲一直对我父亲服服帖帖的。我们很重视家庭观念，尤其是大萧条发生后，家里的佣人都不得不辞退了，而由我们自己来动手。佣人们在生活中总能愉悦地相处，而且能够互相帮助，在这一点上，我们家人也是一样的。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早年岁月（4）
我们家人还包括我哥哥弗莱德里克•；乔西亚•；布莱得利三世，还有一个妹妹，名叫康斯坦斯。弗莱迪翅膀刚刚长硬（代替蒙哥马利•；克里夫出演了百老汇的话剧《大自然女神》中的一角后），就迫不及待地把“德里克”、“乔西亚”和“三世”几个累赘都给去掉了。康妮长得美若天仙，虽然没有别人怎么点拨，可是年纪轻轻的她，就已经学会怎么和人相处了，而且待人接物时总能优雅自如。
我们这些孩子总会比父母提前一点到饭厅吃饭，除非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大家会一起吃饭。我们的印象中，晚餐总是吃汉堡，饭后甜点也老是梅脯。有那么几个月，我每次都把盘子里的梅脯偷偷搁到桌下的横档上。刚开始这一招很管用，但是梅脯越堆越高，终于有一天晚上，当我再往上搁的时候，所有的梅脯轰然倒地，上面还堆满了尘土。我还记得当时父母为此发生了争执，争论的事由是我应不应该立刻把所有的梅脯当场吃掉。梅脯是每天餐桌上的保留食品，理由是因为母亲很重视我们的肠胃消化功能。举例来说吧，每年圣诞节的早上，我们要等到最后一个孩子如厕完毕以后，才能上楼打开圣诞礼物。每次都是康妮落在最后，她而且还不会演戏，刚进洗手间没一会，就连冲了好几次马桶，还大声宣告她搞定了。为了我们肠胃好，每天早上我们都得喝高顿牌鳕鱼肝油，这玩意名字够难听吧，你也就可以想象到它有多难下咽了。我后来终于想出一个妙计，每次我都假装吞下鱼肝油，然后径直冲到饭厅，把它吐到墙纸上。几年以后，天晓得这墙纸总共上了几次色，所以一个人头大小、油腻腻的污渍终于浮现人间，默默地控诉着世上这种“虐待儿童”的行径。
弗莱迪跟我在13岁以前，总是打得不可开交，我所谓的“打”可是真动手的。有一天晚上，在波士顿的家中，我俩打得从二楼滚了下去，楼下父亲刚好在举办一个鸡尾酒会……摔到楼下的时候，弗莱迪还不依不饶，骑到我身上，抓起我的头就往地上撞，非得让我喊“求饶”才肯罢休，我被整得血染地毯。老爹见到人打架就很恶心，都没有上前来把我俩劝开。
弗莱迪比我大两岁半，每次打架总是占上风，直到有一天我操起了一根高尔夫球杆要复仇雪耻。那是某年夏季的一天，我当时悄悄跟着他出门，手里握着一根高尔夫球5号铁杆，心头怒火中烧。幸运的是，我刚要靠近他并挥杆打去时，老爹开车停在了门前的停车道上，这才阻止了一场肉博战的上演。到了我十三岁的时候，我俩就不再打架了，而是以无言默默相对，我俩几年里都没有说过话。我们彼此的世界完全没有交集，我关心的是户外活动，比如说网球、捕捉蝴蝶、劈柴火、追求女孩等。他则一味地沉迷于自己幻想的世界之中，崇拜一大堆男女演员，梦想着登上舞台。我对他的精神世界嗤之以鼻，因为我对那根本不了解。他对我的想法也不屑一顾，因为他觉得我的那些喜好让他感到烦闷。
家里雇来的各个女佣人外表和个性都迥然相异。卡奥尔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