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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因为与肯尼迪一家的友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肯尼迪一家正在改变华盛顿的面貌与风格，同样因为《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的并购，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肯尼迪一家人都很喜欢举办聚会，因而那些聚会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标志这一改变。肯尼迪喜欢和一帮他精心挑选出来的朋友一起，活力十足地寻欢作乐，尤其是和那些衣着华美的美女们在一起。他们喜欢让乘喷气机旅行的人士和政治家们混在一起，让记者和他们的采访对象打成一片，让学术圈和娱乐圈里的人比肩而坐，让旧友和初识之间毫无阂隙。杰奎琳是这些聚会的主办者，而杰克是真正沉浸其中、充分欣赏的人。他们在白宫期间举办了五、六次舞会，人们就是在这种场合下相聚一堂。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四部分《新闻周刊》易主；肯尼迪；菲尔（3）
参加聚会的人永远不会老，女士们都打扮入时。你必须掐自己一下，才能让自己醒悟过来自己是身在白宫的绿厅里，而那个在舞池里跌跌撞撞的家伙不是个找不到舞伴的流浪汉，不是别人，正是美国的副总统林顿•；贝恩斯•；约翰逊。
有时那些最为亲密的朋友会收到通知，让他们在晚饭后再过来，有时我们就拿这个作借口解释我们为什么没在场。肯尼迪他们必须请些别处来的客人共进晚餐。这些客人中很少有爱尔兰裔秘密政党里的人，人们认为这些人是爱尔兰天主教政治上的盟友，他们一般来自波士顿。从很多角度上来说，这些人不论是在个人关系上，还是在政治立场上，都要比那些红男绿女与肯尼迪的关系更亲密，也比那些学者们更亲近肯尼迪。这是肯尼迪性格上的分裂矛盾之处：他一半是个“爱尔兰化”的政治家，性格强硬、脚踏实地、好色而又意气用事；另一半却是个优雅、高贵而又聪明的“小资情调花花公子”。只有少数几个人能身兼这两种气质。
尽管这些舞会十分浮华无聊，但是我总是觉得新闻的头条和舞池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
1962年2月的一场舞会之后，十一点半时，总统横穿舞池向我走过来，跟我说他有条特大头条新闻给我，问我现在还来不来得及更改《新闻周刊》的封面了。当时已经太迟了，但是我相信他对新闻重要性的判断力，既然他认为这件事值得上封面，他就真的会给我些重要的新闻素材。他离开时，让我凌晨十二点半在绿厅等他，在皮尔的壮观杰作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雕像下等他。我准时到了那里，在那儿我和凯瑟琳•；格雷厄姆进行了一番交谈。肯尼迪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9个月前被俄国人击落的中情局U2侦查机的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威尔，将会和苏联情报机关的上校鲁道夫•；亚伯进行交换。这位上校是美国逮捕的最高级别的苏联间谍。亚伯是被叛徒指认出来，以秘密收集军事情报而定罪的。
总统告诉我，再过一两个小时这个消息就将公诸于众，他问我现在还来不来得及更改《新闻周刊》的封面。
是来不及了，但是要是打个电话给我们的“姐妹媒体”《华盛顿邮报》（我们都爱这么称呼《华盛顿邮报》），让它从此对我感恩戴德呢，还是来得及的。我去找菲尔•；格雷厄姆，问他《华盛顿邮报》还有没有时间加一个标题新闻。他说还来得及，就把我拉到了电话机前。我记得当时我就坐在白宫大堂里一扇巨大窗户的窗台上，窗外就是拉法耶特公园。他让《华盛顿邮报》的夜间编辑接电话，聊了几分钟后，他把话筒递给我，说道：“好了，小鬼，开始口述吧。”
我从未体验过这种经历。设想一下吧，一个记者从美国总统嘴里搞到这条消息，然后从白宫的舞池打电话给人口述一条独家报道，还会成为标题新闻，旁边还不时传来莱斯特•；拉宁交响乐队的旋律。也就是这个，使得肯尼迪对我心怀忌惮，而我却对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心怀忌惮。即使是现在看来，对于一个总统来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被这束缚住手脚，我还是要去面对职业的挑战，去享受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登载我那篇没有署名封面报道的《华盛顿邮报》大卖了165000份，《华盛顿邮报》提前两个小时刊发这一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这使得肯尼迪的新闻官皮埃尔•；塞林格很不高兴，他还准备把这条独家消息告诉在场其他的记者呢，比如说《芝加哥太阳时报》的汤姆•；罗斯，美国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比尔•；劳伦斯，以及专栏记者罗兰•；埃文斯。当格雷厄姆和我打完电话，重新回到聚会上时，其他的记者们都焦躁不安地看着我们。他们之前看见总统在舞会上消失了三次，现在格雷厄姆和我明显私下在做了什么勾当。在凌晨2点的时候，总统又消失了一次，根据之后他对我说的版本，他是去和柏林方面通了电话，保证交互囚犯的行动得以执行。当总统听到行动确认的消息后，他给塞林格发出了信号，让他去通知罗斯和其他记者，并再次回到了聚会里。
我和总统有一次关于这件事的短暂对话，把其他许多记者气得不轻，特别是那些为电台卖命的家伙。那是在舞会四天后，肯尼迪一家、汤尼和我一起吃晚饭，在晚餐前我们在喝鸡尾酒。
“顺便问一句，你到底是为谁工作啊？”肯尼迪突然问我。
“你是想责备我什么吗？”我回问道，并不想承认自己不必承认的罪状。
“没事。”他微笑了一下。“你有什么要坦白的吗？”
“现在就不了，”我说，不知道他有多生气，或是他有没有生气。他说本来是要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一次调查的，但是他考虑了二十四个小时后，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他没有想到，我会为《华盛顿邮报》写了那篇关于弗朗西斯•；加里•；鲍威尔的文章。我觉得，他多少对我在舞会过程中，从白宫里对外口述一篇报道的做法有点敬畏。但是他并不生气。
我们后来又重新组织了聚会，重新回到这些红男绿女之间也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我们自己都算得上是红男绿女。我们帮孩子们换尿布，参加哈里住宅计划，到处找保姆。汤尼十分地注重隐私，因而对那些红男绿女们也没太大兴趣。而我太像个记者，所以他们也不相信我。
但是这些聚会和这些人也很重要，因为这是了解肯尼迪生活方式千载难逢的机会。今天看上去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但是在那时，你会迷失其中。在那些聚会上，看上去总会发生点什么，但是就在正常的社会举止之外。有一次据报道，肯尼迪的空军事务助理格德非•；麦克休的女朋友在白宫的游泳池里泡澡，然后竟然跳到了林肯卧室的床上。总统跟杰奎琳说：“找麦克休算账。”一次是发生在戈尔•；维戴尔、莱姆•；比林斯和鲍比•；肯尼迪之间一场骚动。戈尔不仅取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他还是杰奎琳继父的继子。莱姆•；比林斯是肯尼迪早期的朋友。有人想抽别人一记耳光，但是被别人拉住了。还有一次是关于晚宴时的位次安排，通常能坐在总统两边的座位上是一种荣誉。但是有一天晚上，该让谁坐上这个位子成了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在晚餐前的舞会上，总统的身边伴着平肖姐妹，汤尼•；布莱得利和玛丽•；迈耶也分别陪在他的两边。那些纽约的红男绿女们因为不敢置信，而叽叽喳喳个不停。
1963年5月，我们应邀在巨杉号上，参加一场沿波托马克河顺流而下的船上生日聚会。请帖上说，“请穿游艇服来”。这对我来说，就是要我穿白色牛仔服。客人们中包括鲍比和埃塞尔夫妇；泰迪和来自波士顿的一个像《最后一次竞选活动》中人物的克莱姆•；诺顿，他是肯尼迪外公汉尼•；菲兹的朋友和侍从；萨金特和尤妮斯•；史丽沃；巴特利特一家；比尔•；沃顿和玛丽•；迈耶；乔治•；斯麦瑟斯和他的妻子；海军部副部长瑞德•；费和妻子安尼塔；财政部负责执法事务的助理部长吉姆•；里德；菲菲•；法而还有演员戴维•；尼文和妻子霍迪斯。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四部分《新闻周刊》易主；肯尼迪；菲尔（4）
在船尾处喝过鸡尾酒后，天上开始电闪雷鸣，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们只好在船舱里吃晚饭。人们觥筹交错互相敬酒，瑞德•；费为了“向好莱坞欢呼”，发表了一篇又臭又长的讲演，这只使得肯尼迪家的那几位男主人大吃一惊，其他人都泰然自若。那天晚上，丢脸的是克莱姆•；诺顿。对于那些和波士顿爱尔兰派政治无关的人来说，诺顿不停地模仿汉尼•；菲兹和他的兔唇，简直是无聊透顶。诺顿喝得酩酊大醉，直到午夜时分，他一跤摔倒在总统面前的生日礼物堆里。当诺顿突然向前摔倒，鞋子正好碰到并撞倒一座古老而珍贵的华盛顿雕塑时，大厅里因为震惊而顿时哑然。那座雕像是杰奎琳送给她丈夫的生日礼物，价值一千多美元，杰奎琳逛了好多家艺术馆才淘到这个宝贝。但是她仍然像往常一样，不露声色地看着这座雕塑毁于一旦。当每个人向她表示同情时，她只是简单地说：“哦，没关系，我会找人把它修好的。”
在祝酒进行到一半时，乔治•；斯麦瑟斯站起来，发表了一篇满是溢美之词的讲话，为总统歌功颂德，这使得在座的很多嘉宾都觉得十分尴尬。首先，因为之前的大多数发言都是含蓄或直接露骨的戏谑口吻，其次是因为这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参议员最近花了不少时间，在国会山里反对肯尼迪总统提出的新边疆计划。
鲍比率先开口，说出了大家都都想说的话“那我们需要你时，乔治，你人在哪里呢？我们能确定的就是，1962年，你可不是和我们在一起啊。”大家跟着肯尼迪总统哈哈大笑了起来。
肯尼迪总统那时还不知道扭摆舞早就已经过时了，每次三人爵士乐团演奏别的音乐时间一长，他就嚷嚷着再演奏些恰比切克的音乐。他之前曾命令过巨杉号的船长十点半将船驶回码头，他担心自己在这次聚会上玩得不够尽兴。但是他命令船长再次出海，总共四次往弗农山的方向，驶离波托马克河大约八公里。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白宫的南草坪上集合，其实那时都快中午了，宿醉让人十分难受。我们将搭乘一艘直升飞机前往戴维营，这是我们第一次前往艾森豪威尔总统以自己的孙子命名的总统度假胜地。肯尼迪一家，尼文一家，卡罗琳和约翰和肖小姐，以及他们的保姆，总统的海军事务助理“小胡子”谢巴德上校，我们家还有特工人员一起动身。我们发现尼文一家很有魅力，虽然之前他们和我们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