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舅公收藏的一些非洲雕像前，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尤其是那些身材突兀有致、高度抛光的女性雕像，因为她们的乳房就想巨大的箭头在指着我。当我站在弗兰克舅公收藏的一些印象派艺术品跟前时，也同样会感到不自在。但令我感兴趣的时，他的朋友里既有从事体育文学写作的，也有社交名流，而且他把我当作一个大人来看待。记得那一年我差不多刚十二岁，我就得到允许从纽约市东73号街的外祖父家中带妹妹康斯坦斯外出，去弗兰克舅公在66号街的公寓喝茶。当我们按门铃的时候，他出来应门，这时他正和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士道别。弗兰克舅公简短地给我们作了一番介绍：“本尼，来认识一下，这是我的情人克莱尔•；布思。”克莱尔•；布思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卢斯夫人，也是《名利场》杂志的执行编辑。克莱尔•；布思当时神态自若，可是我却羞得面红耳赤了。我不太清楚“情人”一词除了指有性关系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含义，但至少在波士顿，这个词是不太常用的。
我十四岁的时候，在马萨诸塞州南博诺的圣马克中学上初三，当时寄宿在学校，人们把我们叫做“初三生”（thethirdform）。那一年，我得了小儿麻痹症。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圣马克学校是著名的十二所欧裔美国白人新教文化重镇之一，这十二所学校都向年轻的孩子们提供一流的教育，让这些孩子融入一个其实正在逐渐消亡的理想社会。圣马克学校共有180名学生，每个都来自最优秀（从家庭富有程度来判断）的欧裔美国白人新教家庭。全校惟一的犹太人是一个天主教徒，名叫摩尔，他母亲是来自圣路易斯的一位普利策奖获得者。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早年岁月（6）
1936年春天，小儿麻痹症就像传染病一样横扫整个圣马克中学，二十多个孩子染病，一个因病去世，三个终身瘫痪，还有六七个变成了跛脚，我也没能躲过这一劫。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员从我们身上提取了一些血样，拿到实验室里用小白鼠来做实验，结果证明把传染病源隔绝是一个切断传染的好办法。如果你不在那个小儿麻痹症横扫美国的年代里出生的话，你就很难想象人们对这病到底有多么恐惧。孩子们，至少我身边的伙伴们，不允许去电影院，不允许吃生水果和生蔬菜，不允许去公共泳池游泳。孩子们的母亲（至少我的母亲）对这病总是谈虎色变。
当圣马克中学出现第一个小儿麻痹症诊断病例以后，这一情况就向所有的学生家长做了通报。校方希望家长能够家长们能把孩子留在学校，而不是领回家去。因为学生可能已经感染了小儿麻痹症，如果离开校门，可能会造成新的疾病蔓延。对于校方的这一立场，我父母欣然接受了。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每天要挺胸抬头坐在自己床边，然后低头让下巴够到自己胸膛，每天要做两次。如果察觉自己后腰处有剧烈的疼痛感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已经染上了小儿麻痹症。
那是一个刚刚入夏的星期天，小儿麻痹症肆虐已经有一两个星期了，弗莱德•；哈贝尔和我整个下午都在田径场上玩耍。我们又跑又跳，掷链球，扔铁饼。运动以后，我俩洗了澡，换了衣服，吃饭，然后坐在床边。突然，我们感到有一股钻心的疼痛感。当天夜里在医务所里，我俩都出现了流感症状的高烧，身上感到疼痛。到了第二天中午，我俩一起躺在救护车里，被送到了离学校将近50公里远的波士顿，一路上救护车的警报器在我们头顶响个不停。
我父亲和家庭医生乔治•；P•；丹尼在灯塔街的家中等待救护车的到来，让我在家中接受治疗，为的是节省住院费用。父亲把我抱到二楼，我躺在了我妹妹的床上。弗莱德还躺在救护车里，来到了马萨诸塞州总医院，两天后他因为肺功能衰竭，在病床上过世。弗莱德是个优秀的男孩，比我们学校很多人都要有出息，他体格强壮、性格开朗而且为人坦诚。他来自爱荷华州的首府迪莫伊市，他的生活中原本充满了欢乐和友情。
在得病的最初两个星期里，小儿麻痹症的症状就像流感一样：身体酸疼，并伴有高烧和头疼。突然有一天醒过来时，疼痛感没有了，体温也恢复了正常。家人请来了弗兰克•；奥伯大夫来治疗，可是他既不知道该怎样预防小儿麻痹症，也不知道该怎样治疗小儿麻痹症（那时，没人能治疗小儿麻痹症，当然肯尼修女是个特例）。当然，奥伯大夫对人体的肌肉构造还是很熟悉的，所以他就开始给我进行检查。我平躺在床上，我看到父母痛苦的眼神。奥伯大夫先是摸了摸我脑袋，然后让我皱眉，先扬起左边的眉毛，再扬起右边的眉毛，闭左眼，闭右眼，眨眼，用鼻子吸气，动动嘴唇，吐出舌头，咽一口口水，清清嗓子，深呼吸，咳嗽，打喷嚏，动动耳朵……然后又给我检查胳膊，先是右胳膊，从手指检查到右肩，然后再换左胳膊。
在我起床之前，我都差点要变疯了。因为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肩膀要挪动一下都很困难。任何人都能看出来，我腹部的肌肉有问题。其他的检查倒是没花太多时间，我的臀部肌肉还能动弹，我也能正常小解。为了背我去上洗手间，父亲和我差不多要折腾了半个小时，父亲也体会到了地心引力原理的残酷性，好在我小解还算正常。我大解没太大问题，只是有时候会不听我自己使唤，大解也不是很通畅。但是，我的腿部就难以动弹了。
还好，我的泪腺还能正常工作，家里其他人也一样。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开始商量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了。支架肯定是需要的，因为我的腿部没有知觉了，倘若没有支架的话，有可能永远也无法直立了。支架最下部有一块踏板，踏板绑在我鞋子下方，这样不仅可以让我的脚部能够受力，而且支架上面铁板的重量也不至于把脚掌处的铁板压弯。得有人（典型的美国老爹）一天两次抬我进浴室，给我洗热水澡。家人还经常为我祈祷。
这么多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突然而至的病魔，我都觉得有些难以置信，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悲观地去想自己的人生可能从此就变作铅灰色的了。我也许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内心到底有过多少念头，有过怎样的念头，但至少我可以坦然地说，我从来没有为明天担心过。一秒钟都没有担心过。我从来都没有在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坐在轮椅上的场景，或是自己带着支架、拄着拐杖的样子。当然，我对自己明天何去何从也把握不好。
我那时发现了手淫能给自己带来快感，当我发现自己那个部位的功能“恢复正常”后，手淫的次数就更多了。（编辑老师请注意此处的文字是否对于读者而言，不太妥当，请审改。）
葛兰特公司研究项目的心理医生和后续研究人员认为，我对现实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他们对这一点印象颇深。我现在却在想，我当时到底是在适应现实，还是根本没把现实当回事。不管怎么样，弗莱德•；哈贝尔去世一个月后，我又躺进了救护车（我父母的朋友付的钱），警报器声震耳欲聋，救护车一直开到了我们家在比华利的大房子。躺在床上，我可以看到窗外那高大挺拔的衫树，我几年前曾在上面搭过小树屋。我能听到贝克岛上的雾角声，我还能听到窗外夏季女神来去匆匆的脚步声。我哥哥和妹妹眼睁睁地看着一盘盘树霉和纯奶酪端到我身旁，还有皮尔斯公司的很多美食供我尽情享用——这些都是我父母的朋友送给我的礼物，他俩只能一个劲地摇头叹气，他们已经连续73天只靠吃汉堡和苹果酱度日了。他们总是在抱怨，担心把我宠坏了，其实他们嘴里的话和心头的怨气相比，已经算是是很轻描淡写了。
到了五六月份，天气就开始热起来了，但是我不害怕也没有感到无聊。多亏家人在床上方的天花板上安了一副吊环，我就能够在床上侧身了。母亲借用一块演示黑板，教我怎样玩桥牌。父亲原则上答应给我200美元，让我参与在萨福克•；唐斯举办的赌马比赛。我花了几个小时，认真研究了每位骑手和马匹的过往战绩，仔细记录下我的每笔赌注，守着收音机听着比赛结果，我基本上都能赢些小奖。我记得在劳动节时赚了25美元，钱是父亲付给我的。我对报纸上的体育新闻总是从头到尾地认真阅读（其他新闻我也不看），收听波士顿WNAC电台弗莱德•；休伊解说的红袜队比赛的实况。
家里的客人很少。偶尔会来几个大人，他们是和我父母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我在圣马克中学的室友鲍勃•；波特差不多每天都会出人意料地来我家，他每次到来都让我很开心。鲍勃•；波特也是我朋友中年纪最大的，都可以考驾照了。我其他朋友的母亲对小儿麻痹症过分恐惧，她们都听不进大夫的话了。大夫说小儿麻痹症患者发病两周后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她们还是让自己的孩子躲得离我远远的。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早年岁月（7）
可别忘了里奥•；克洛南，他个子长得不高，但却非常健壮，是圣母大学的一名运动员。为了谋生，夏天他会在波士顿北湾地区举办的体育夏令营中担任教练，教我们这样的男孩如何投球、接球、击球、跑步、滑冰和拳击，每天都要工作五六个小时。里奥那时应该是二十三四岁左右，每当谈起圣母大学的传奇橄榄球教练罗克尼先生时，他总会毕恭毕敬的。里奥个子不够高，所以难以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员。但是，他体格强壮，而且心地善良。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来我家，看望这个“倒下的”选手，并在我家吃晚饭。他差不多一次能喝光一升牛奶，亨特利…巴麦尔牌饼干你给他多少，他就能吃多少（严格来讲，这不是饼干，而是比饼干更大的甜饼，不过都是前一天晚上剩下来的）。这就是大萧条，饼干就是他的晚餐了。
正是里奥让我萌生重新走路的念头。也正是因为有了他，当我脑子里面想站起来的时候，当我鼓起勇气想站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大声说出来。我的腿部没有什么疼痛感，但是我的脚趾依然不听使唤，而且支架紧紧地箍着我的腿，我也感觉不出来自己的腿有没有什么起色。支架两侧各有一块直立的挡板，和我腿的长度一样。在支架上，每隔几公分就有一圈皮带，把我的腿箍住，这样腿就不用紧挨着床单了。支架上的钢板都由弯曲的金属铰链固定在叉架上。即便是想象一下腿上带着这么多家伙站立起来，都是令人恐怖的一件事情。但是，里奥却对我郑重其事地说，我们要在夏天结束之前重新站立起来，不要去想可不可能，不要退缩，也不要犹豫，连我父母都没有让我这样去做。
到六月底的时候，里奥终于让我鼓起勇气下床走路了。起初，他用手撑住我胳膊，扶我走路。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脚没有怎么给支架底部的踏板加力，后来我一点点地加力，挡板和叉架受力也越来越大。后来我说想自己走走看，里奥也说可以放手让我自己试着走，如果我要摔倒的话，他可以抱住我。后来，他真的让我自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