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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北京之前，杨和澜澜就特意订制了烤羊肉的铁皮箱子，包括各式调料，一应采购俱全。到北京后，澜澜发现，北京的烤羊肉串跟西北完全是两个路子，他们精心备置的专业行头显得非常外来户。不管怎么说，多少带点兰州风味的烤羊肉串以及麻辣烫、炸酱面还是帮了杨和澜澜的忙，至少勉强应付了房租，填饱了肚子，至于零花钱根本谈不上。在澜澜对北京的回忆里，钱一直是压在她身上的一块巨石，横亘在她和这座城市之间，让负重行走的她根本无暇亦无心对这个城市产生哪怕日久生情的亲近感。特别是来北京的最初两年，那块石头压得她简直无法喘息，她得拼尽所有力气才能争得一口生还的氧气。据澜澜说，摆摊儿的那段时间，她和杨根本舍不得自己先吃，每次都是把晚上卖不出去的留到第二天白天当饭吃，也没冰箱，尤其夏天，放到第二天生了异味，也舍不得扔掉。更别说5毛钱的糖葫芦，为了要不要花掉5毛钱换回一串色泽诱人的糖葫芦，澜澜都要想半天。和杨去市区看展览，蹬个自行车来回几个小时。北京冬天难得的鹅毛大雪，冰天雪地，一样得摆摊叫卖，到了晚上，终于两脚离地把自己摞平了躺在床上，感觉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那种苦怎么说呢，苦的不是劳力。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Ⅲ澜澜做公安
澜澜并不是娇生惯养的孩子，小时候常常和奶奶为了省9分钱的公共车票，走两个小时的路程给下放劳改的父亲送一暖瓶保温的稀粥；小女生的时候和男孩子打架，就因为调皮鬼们老是欺负女生；在警校上学时更是摸爬滚打，在一次训练中被磕掉了两颗门牙。
平反后，澜澜的父亲被分配到铁路部门工作，家里条件逐步改善，加上澜澜做公安，后来也是在铁路的武装部上班，收入和福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兰州是相当可观的。所以，跟杨结婚后，在学校当美术老师的杨即便每月仅一二百元的收入，两人的生活还是过得很宽裕。辞职到了北京，稳定的物质生活带给人的安全感和优越统统土崩瓦解。如果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艺术，艺术是不是一定要承担这样的贫困才足够纯粹？不得不承认的是，艺术可以让你成为精神世界的王者，但艺术并不能挽救一个经济困窘者不得不折腰的自尊。
一天傍晚，进城看完展览的杨和澜澜坐在长安街秀水路口的马路边上歇息，因为视线低，澜澜只觉得无数双腿和脚在她眼前不停地穿梭，似乎每一双都带着只有这个城市的主人才有的傲慢步伐，没有人注意路边那两个因为疲劳而显得羸弱的身影，如果杨和澜澜的面前摆一个空碗，可能他们模糊的身份会变得较为明确——一对行乞者。那天，澜澜和杨在路边坐了很长时间才回家，都聊了些什么已记不得了，几年后，在提及时澜澜只用了两个字来概括那天的心情——悲观。1999年7月26日。杨实施行为作品《四环以内》的第一天。10：40分，杨和澜澜，以及同行朱冥、陈进、成立、马云飞、刘新华、刘毅抵达劲松中街“麦当劳”餐厅时，未未（艾未未，此次活动的中证人和监督人）、丹丹、路青、荣荣、马六明到达餐厅。
：40分，在大家的监督下，杨将所携带的物品一一拿出检查，并和未未约定，中途可以和他联系两次。12时整，杨背起背包和大家告别后，沿着劲松中街向西出发。作品《四环以内》的大致内容是，1999年7月26日12：00…1999年8月26日12：00，杨将以行乞的方式在北京四环路以内的城里进行一个月的生存体验。作品规则是：除了携带必需的水壶、口缸、席子、笔记本、笔等之外，必须在身无分文的条件下通过乞讨维持自己的生存，同时规定不接受熟人及朋友的施舍，行乞过程中不与任何朋友及家人联系，不无故终止行乞活动。临出发前，未未对杨说：“乞丐也有尊严。”可是，当天中午，杨第一次张口行乞，他发现，他必须在难为情的犹豫中抹下自尊的脸面迅速进行职业变脸才能将早已在心中演练数遍的那句话说出口。如杨在《四环以内》的手记里写道：初次行乞的紧张和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在无数次张口又闭口的同时，留下的更多的是无奈。人们对于行乞者本能的态度都是带着敌意的厌恶、警惕和漠视，也有善根未泯的施者，但极少，媒体所曝光的那些有预谋的专业行乞团伙的报道，在揭露部分真相的同时，似也成了人们收紧钱夹板下面孔统一拒绝姿态的合理依据。4天风餐露宿的生活，停停走走，从前一掠而过的城市即景越来越呈慢镜头下因为慢而被视觉放大的局部，让杨有了咀嚼细节的余地，比如拒绝者形色各异但一律严厉的脸孔，比如蚊虫的凶猛，比如疯女人毛华不设防的痴傻和天真未泯的笑容，比如深夜联防办的突击审讯，比如江湖人贩子并不聪明的骗人术，比如右安门东街护城河桥洞里的水泥墩和立柱上用粉笔和油漆留下的印迹，有表达爱情的，有写淫秽诗句的，有上访告状的，有骂人的，有写到此一游的，五花八门。时间和空间的模糊让杨有了放任自流的解放感，但暗夜袭来时，被黑夜包围时的恐惧和孤独还是让他辗转难眠。让杨最为感动的是，当他站在一个建筑工地简陋的工棚前，一个60岁的老人听明来意后，什么话也没说，马上把桌上仅剩的一个馍递给了杨，包括他手里正在吃的一碗炒青椒。对于杨这个外在特征可疑的行乞者，老人始终没有开口问杨原因。大概对老人来说，他只是随手将他的午饭分一半给一个正饥肠辘辘的兄弟。7月29日，在护城河的桥下，杨第一次见识了露出冰山一角的丐帮，其中一个自称“王哥”的老人对杨说，兄弟，告诉你，8月1日前必须离开这里（北京）。当杨问“王哥”为什么时，“王哥”严肃地说，这个你不用管，反正离开就是了？？当晚，杨在护城河边的小道上度过了他因故提前中止的行乞生活的最后一夜。后来，杨在1999年7月29日的《四环以内》手记里写下了下面一段话：“自有人类，就有行乞者的痕迹。行乞并不悲观，至少要靠暂时的虔诚和敬意来获取微薄的生存权利。最先消灭自尊和羞耻的人有两种：一是乞丐，二是妓女。只是妓女是暂时的丧失，而乞丐则是永久的丧失。乞丐赖以活着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剥夺自己做人的权利，谁剥夺得越彻底，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人类自己的历史上，惟一能具有人的自由身份而又不能真正享有人的权利的行为只有一种——那就是乞丐。我并不热衷行乞，而仅仅因为它是惟一能使人自由选择彻底失去尊严的求生的方式，便体验它，以此恢复人已经失去的记忆？？ ”这成了以地为床以天为被，被暗夜包裹的杨所做的最后的思考，尽管他在手记末了也说，黑夜是最善于思考的，黑夜的思考纯属无奈，但这么短的时间就不得不中止行乞并不是他所预料的。第二天一早，醒来后的杨觉得浑身不舒服，也说不清具体哪儿出了什么毛病，想起在护城河桥下“王哥”说的话，杨给未未打了电话，结果被告知：马上返回。1999年7月30日中午，杨顺利回到大黄庄，此次行为正式结束。不久，杨和澜澜从大黄庄搬到梆子井。在立交天桥临街的那条马路上，澜澜支了一个小铺子，最初还有一间小小的铺面，因为租金高收入又少，生意难以为继，不久，澜澜兑掉了铺面，在天客隆商场门前支了个摊位。在商场门前的食品小摊儿里，澜澜是生意最好的一家，因为附近是外院的宿舍楼，常有学生来买，有几个学生因为实在舍不得澜澜的麻辣烫，毕业前特意跟澜澜合影留念。恐怕澜澜也是那里惟一不在材料里兑水每一道工序都干干净净的一家。毕竟是小本生意，除去房租，每月留到手里的也就三四百元。权衡之下，澜澜改做收入稍高但风险也高出几倍不止的卖盘生意，所付出的精神和肉体上的艰辛可想而知。
杨和澜澜来北京整整6年的时间，杨为了做作品所付出的成本远远超出了他用作品换回的收入。杨是家里惟一的儿子，上有一姐，下面还有3个妹妹。母亲早逝，小时候家里条件很艰苦，倒是5个孩子很争气，都考上了大学。当年，杨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西北师大美术系。后来，两个妹妹去了香港，另一个与杨一道在北京发展，姐姐在嘉裕关任一家宾馆的经理，就物质条件来说，姊妹们的生活都比杨优越。父亲不支持杨来北京，按老人家的观点，在兰州过得好好的，干啥非要去北京。杨来北京后的第一个行为作品《四环以内》没花什么钱，1999年年末实施的第二个作品《嘉峪关》就急需钱，当时，澜澜还在梆子井附近的天客隆商场门前摆食品小摊儿，收入微薄，根本解救不了杨做作品所需要的设备问题。杨决定求助家人，他将自己的作品实施方案给家里人说了，看他们能否对他予以资助。最后，在北京工作的最小的妹妹给杨买了一台摄像机，以及录像带，去嘉裕关的旅费，包括两千多元的零花钱，共计人民币两万多元。杨在嘉裕关的姐姐为杨出了在精神病院一个月的住院费。《嘉裕关》是杨靠姊妹资助完成的第一件也将是最后一件作品。在杨来北京的最初两年，家里人还是对他寄予很高期望的，但事实上，到今天来看，杨在北京的前卫艺术圈，有一些声名，但并没有得到多少具体的实利，也就是说物质回报。不可否认，来北京初始，杨是寄希望于家里人的资助的，但姊妹都有各自的家庭，各立炉灶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有时候，亲情是一种特别薄脆的东西，经不起你所期望的重量。澜澜在对我说起这些时，有一种义愤填膺的含恨。她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因此，才对杨父亲的态度感到心凉，用澜澜的话说，孩子是你爱的一部分，当你爱的时候才产生了他，所谓父母，就是在享受孩子带给你快乐的同时，一辈子无条件地忠诚地承受他所带给你的压力。杨在澜澜的旁边坐着，一直抽烟，不说话。
作为一个男人，那种沉默是一种混合了自尊和自责的复杂情绪。也因为此，澜澜特别心疼杨，在澜澜眼里，杨是没人要的孩子，而她是杨的妻子、姐姐、母亲，包括父亲。女人都在找一个有安全感的男人可以依靠，澜澜却说，我总想把杨放在我的翅膀底下，我老觉得他特弱。2001年，澜澜将小女儿从兰州接来北京，去年，大女儿也从兰州来到北京，澜澜就用卖盘收入维持着一家4口的生活。不仅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Ⅲ澜澜对于艺术圈
澜澜还具体操心着4口人的卫生、饮食、穿衣，包括换媒气、修下水道之类通常是一个家的男主人做的事情也多由澜澜操手。虽然之前听说过澜澜的干净，但第一次去她和杨租住在通州的一套两室一厅的普通民房时，那种整洁还是令我非常吃惊，墙壁没有租住房客通常的暗淡，很白，间或挂着杨的作品，白色的沙发布，包括被褥床罩，一律的白色，水泥地面已被拖出了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