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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杨登科这么说，钟鼎文回头瞥了瞥杨前进，说：“你这侄儿又年轻又高大，还找不到事情做？”杨登科说：“你是吃了灯草，说得轻巧，你给他找份工作试试看？”钟鼎文鼻子一哼，说：“登科你也太小瞧你这位老同学了。”又问杨前进道：“你有什么特长没有？”
还没等杨前进张嘴，杨登科先苦笑笑，说：“他要有特长，不早有着落了，还用得着你大所长来操心？”钟鼎文说：“我又不是问你。”杨前进这才嗫嚅道：“没什么特长。”钟鼎文说：“那你有什么想法没有？”杨前进说：“也没什么想法，只要给开工钱就行。”
杨登科也是跟钟鼎文随便说说这事而已，并不真的巴望他给杨前进找什么工作，不想钟鼎文还真当作回事，胸脯一拍，说：“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见钟鼎文也不像是开玩笑，杨登科心想，都说现在当警察的手眼通天，也许找份临时工在杨登科这里千难万难，到了钟鼎文那里还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杨登科说：“钟大所长你是不是马三立，逗我玩吧？”
钟鼎文不理杨登科，问杨前进：“你要一个月多少工资的？”
城里的警察，杨前进今天是第一回见识，但乡里的警察他是早见识过的，知道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还没有做不到的事。而眼前这个派出所所长，杨前进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凭他那不凡的派头和口气，决不是杨登科那样的草包。杨前进心里升起一线希望，说：“我一个农村人，没什么高要求，有四百五百一月，也就心满意足了。”
钟鼎文头一点，说：“那我给你找个六百元一月的工作。”
前面说过，贵都市是个农业大市，经济落后，就业形势差，下岗工人和进城的农民比空中的蚊子还多，什么岗位都有人占着，还到哪里去找六百元一月的临时工？这个钟鼎文看来八成是信口开河的。杨登科心里正在嘀咕，不想钟鼎文偏偏还要问他：“六百元一月，登科你有意见没有？”杨登科还能有什么意见，说：“哪里有这样的临时工？”钟鼎文说：“这
就用不着你操心了。十天之内给你搞定，行不？”
钟鼎文许下宏愿后，又建议杨登科别让杨前进回去了，有了消息好随时叫杨前进去跟用人单位见面。杨登科想，钟鼎文若能在十天之内把问题解决，杨前进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来回奔波，给交通事业做贡献了，便让钟鼎文将车调了头，送杨登科回了九中。
聂小菊下班回到家里，见杨前进还没走，一问是杨登科的同学城西派出所所长钟鼎文答应给他找工作，也很高兴，对杨登科说：“做派出所所长的都很有能耐，这事绝对没有半点问题了，也算是去了你一块心病。”
杨登科的情绪也随之好起来，心头那沉沉的阴霾慢慢稀释了。
人就是这样，压抑久了，一旦心情好转，体内有些东西就蠢蠢欲动，让你想有所作为。晚上杨登科变得很昂扬，跟聂小菊狠狠地疯狂了一回。事后还激情不退，又紧拥着温存了一阵。人就是这样，失而复得的东西总是显得格外珍贵，聂小菊兴奋得脸上的红潮久久未退。
温存够了，还没有睡意，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来。他们好久没这么开心地聊过了。
聊着聊着，又聊到了给吴卫东送钱的事。聂小菊说：“吴卫东不就是一个小小办公室主任么？没有他，你杨登科难道不在农业局呆了？”
杨登科觉得聂小菊的话不无道理，在她那亮丽的春光荡漾的额上吻吻，轻声叹道：“话虽如此，可现在司机班归吴卫东直管，他要将你捂着，你能蹿得多高？”聂小菊说：“司机班归他直管，那他又归谁直管？再大的官都有人管着，何况吴卫东一个科级干部。”
杨登科知道聂小菊的意思，却无奈道：“一级管一级，他这一关你都过不了，你连车子都没有开，天天在司机班里闲着，哪还有机会接触直管吴卫东的人？”聂小菊说：“那也不见得。吴卫东不敢接近你，是因为他还身处人下，有所顾忌，农业局里总还有无所顾忌的吧？”杨登科说：“谁无所顾忌？”聂小菊说：“康局长呀。”杨登科直摇头，说：“康局长跟陈局长是对头，我就是给陈局长开过车，他才把我当成另类的。”
聂小菊从杨登科怀里滑出来，将身子放平，望着黑暗中的屋顶，说：“你曾给陈局长开过车，康局长把你看成是他的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可陈局长已经下去半年多了，你一个司机，又不可能对他当局长的构成什么威胁，他犯得着天天把你当成敌人来提防吗？你别把自己当成康局长的假想敌人了，你也没想过，你有这个资格么？”
这话让杨登科陡然一震。
杨登科觉得再不能这么高估自己了。他心里不免活络起来，寻思着要不要把目标放高一点，把胆子放大一点，直接盯住康局长本人。世上的事情那是没个准的，说不定在小领导那里办不到的，到了大领导那里相反容易办成。关键当然是要加大工作力度，争取主动，用时髦话说叫密切联系领导，总不能让领导主动向你投怀送抱吧。
两人开始策划起如何向康局长靠拢的事宜来。可策划来策划去，觉得送烟送酒招人耳目，送金银首饰或古董珍玩，又怕假冒伪劣，弄巧成拙，看来还是拿钱开路为最上。想那吴卫东对钱有想法，那是因为他还处在不得不有想法的位置，并不见得其他人也要跟着他有想法。古今中外，好像还没有谁发明出比钱更能打动人的东西。
取得给康局长送钱的共识后，接下来是送多少和怎么送的问题了。杨登科想起在钟鼎文车上自己说过的话，说：“吴卫东不肯收那五千元，原打算干脆将钟鼎文的三千元钱还掉算了，现在看来已成了一句空话。”聂小菊说：“钟鼎文又不缺那三千元，缓一缓再还没事。”杨登科说：“那给康局长送多少？像吴卫东一样五千？”
聂小菊沉吟半晌，才略有所思道：“康局长比吴卫东地位高，五千元肯定是少了点，至少得加到八千元，八发八发，吉利。不然那是小瞧了康局长。做部下的最重要的是不能小瞧领导，无论领导是孔明还是阿斗。如果让领导觉得你小瞧了他，那就什么都免谈了。”
杨登科对聂小菊刮目相看了，想不到这么有见地的话会出自她那张性感的嘴巴。只是八千元还差了三千元，又到哪里去弄呢？聂小菊似乎看出了杨登科的顾虑，又说：“九中老校长上个月正式退位，一位姓向的副校长接了班。为了响应政府建设小康社会的号召，他上任后立即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办了三个贵族班，二是把临街的教室办公室和电教室都改成门面，全部租了出去，学校立即快步进入小康。学校小康当然还不够，老师们也得小康小康，于是给每位老师发了两千元的小康费。加上咱俩这个月的工资，除去正常开支还有千把块的余额，跟小康费合在一起，正好能凑足三千元。”
原来聂小菊早就计划好了的，看来她已预谋很久了。杨登科也不知怎么感谢聂小菊才好，为了男人的事业，她真是用心良苦啊。
现在的关键是怎样才能把这八千元送到康局长那里去，并且要送得他舒舒服服，乐于接受。当然不能直接往康局长手上送，那不仅钱送不出去，还要自讨没趣。杨登科于是对聂小菊说道：“送钱其实是门不小的学问，要掌握好要领，并不容易。我们得好好琢磨琢磨，找一个契机接近康局长，不能把好事给做毛了。”聂小菊说：“当然不能做毛了，这回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再失败下去，你这辈子就没有好多出头之日了。”
杨登科知道聂小菊说的不无道理，却还死要面子道：“你说得也太严重了点，扯到一辈子上去了，我四十不到，不才半辈子吗？”聂小菊说：“电大老师没教过你人到中年万事休这句话吧？你也不掐着指头算算，看还有好多机会等着你。”
然而将给康局长送钱的事琢磨了两天，夫妇俩也没琢磨出个上佳方案。康局长既没死爹死妈，也没嫁女儿娶媳妇，往往这种时候才是做部下的最激动的时候，也是最能接受考验和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候。可气的是康局长本人也天天如旧，没出什么事。当然不能出大事，比如大面积心肌梗塞，或出车祸严重脑震荡之类，那就没什么戏了。最好是喝酒喝得胃穿孔得打吊针，玩小姐玩出花柳病得住院消炎，这时候去看望领导名正言顺，容易跟领导拉近距离。距离一近，再趁机塞上一把票子，那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杨登科终于发现了一个接近康局长的好借口。
这天司机班里就杨登科一个人，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杨登科只得像往常一样，翻起桌上的报纸来。翻着翻着，忽然发现了康局长的大名。那是一张有些发黄的省报，报上的日期还是半年前的。上面有一篇关于康局长光辉业绩的长篇通讯，占了大半个版面，署了两位作者的名字，前面那位有些眼熟，好像是省报记者，后面那位是吴卫东。文章里面都是一些肉麻的吹捧文字，把康局长当做气球吹到天上去了。杨登科知道肯定是农业局出了大价钱买的版面，不然人家省报哪有义务吹捧你一个市农业局的局长？如今是一个金钱社会，钱可以买乌纱帽，可以买山买水，甚至可以买爹妈买爱情，自然也可以买表扬买荣誉。
杨登科还在文中看到一行字，介绍康局长“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这句话下面不知谁用圆珠笔划了杠，说明有人在意过这句话。文章末尾还附了康局长的简历，明明白白写着他的出生日期：1949年12月22日。杨登科知道贵都市是1949年12 月最后一天才解放的，比起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日子迟了近三个月，所以说康局长“生在旧社会”也是说得过去的。
放下报纸，杨登科就呆在了桌前。杨登科是隐约觉得这篇马屁文章里似有些可用价值，虽然马屁文章臭气熏天。
可呆了好一阵，杨登科却想不透马屁文章的可用价值到底在哪里。其时墙上的钟已走到五点半，杨登科脑子还未开窍。他有些气馁，就站了起来，准备下班。到了门口，脑袋里忽然闪了闪，似有灵光显现似的。杨登科便刹住了，复又转身回去，拿起报纸，眼睛在“生在旧社会”那句话上面稍稍停顿一下，接着瞟向末尾康局长的出生日期上。
杨登科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计上心来。
杨登科还望了望墙上的挂历，这天是12月18日。也就是说，过不了几天，康局长的生日就要到了。杨登科为自己的悟性得意起来。当然也要自己有运气，如果不是偶翻旧报纸，也不可能看到这句“生在旧社会”的话，没看到这句话，康局长的出生日期更不可能引起杨登科的高度注意。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幸运的还是12月18日这天看到这张报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