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登科知道自己这是太过心切，说：“那也是。”心想既然康局长打电话找自己，何不给他回个电话？拿起话筒，才意识到并不记得康局长的号码。也是一心不能二用，过去全心全意绕着陈局长转，跟别的领导的交道自然就不多。拿出电话本，找到康局长的名字，突然又没了打电话的劲头。这样的事，领导可以给你电话，可你给领导打电话，总觉得有些欠妥。
也许康局长还在办公楼里，杨登科干脆出门，进了电梯。
局长室的门却是关着的。杨登科在门边站了一会，也听不出里面有什么动静。这才恍然想起刚才在司机班里时，就没见到给康局长开车的胡国干，那么康局长肯定不会还在局里了。杨登科敲敲自己的脑袋，自骂道，人弱智的时候，连常识性的错误也敢犯。
没有接到的康局长的电话仿佛一只无形的钓饵，在杨登科眼前晃来晃去的，使得他口干舌燥，焦渴难忍，却怎么也够不着。
回到司机班，老郭已经走了，杨登科屁股往椅子里一搁，哪里也不去，支楞起耳朵，专心听着外面的动静，巴望康局长的车快点回来。单位的车进出时，别人要看到车子才知道哪台车是哪台车，当司机的只要听听声音就分辨得一清二楚。
一直等到下班，康局长还是没回来。杨登科只好出了司机班。一打听，才知道康局长出差去了。也不知去哪里出差，什么时候能回来。机关里有些规矩，不一定要成文，但大家都能自觉遵守，默契得很。比如这出差的事就是如此，一般干部职工出差得科长主任同意，科长主任出差得分管副局长同意，副局长出差得局长亲自同意，局长是一把手，在单位里是至高无上的，他要出差，自然用不着任何人来同意，出门之前能跟局里人说声他要出差，已经算是非常民主了，至于要到哪里去，去多久，做部下的谁都不会放半个屁。
杨登科后悔得要死，早知如此，从城西派出所出来时就该打个的或坐个出租摩托，能早点回到局里，康局长也许还没走。
杨登科的心就悬在了那里。几天来食不甘睡不稳，心里像是猫抓着一样。白天在司机班里，注意力全在窗边的电话机上。只要电话铃一响，他就以为是康局长打来的，比任何人都反应快，一个鲤鱼打挺，最先把话筒抢到手上。手机平时是挂在腰上的，现在一刻不停地抓在手里，并且把铃声调到最高音量，怕响铃时听不见。有时老郭跟他说话，他有一句没一句地应和着，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刁大义把他拖到牌桌上，老出错，该出红桃出了黑桃，该出大鬼出了二王，谁跟他是对家，谁的钞票就要倒霉。
回到家里也死死守在电话机旁，仿佛电话机会忽然长了翅膀飞走似的。聂小菊和杨聂说话大声了点，他就发脾气，生怕来了电话听不到。电视也没心思看了，周末杨聂要看体育节目，声音稍稍高了点，他就黑着一张脸，过去把音量调小，吓得杨聂再不敢看电视，跑到自己房里看卡通书去了。夜里睡下了，手机也是开着的，就放在枕边。半夜突然惊醒，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那样，第一个动作就是猛地将手伸到枕边，像抓手枪一样猛地把手机捞到手上，看是否耽误了康局长的电话。
然而自始至终，杨登科也没接到过康局长的电话。有时杨登科实在是熬不住了，就大着胆子去拨康局长的手机。号子拨完后，他又犹豫起来，既希望拨通，好听到康局长那动听的声音，又非常害怕拨通，担心康局长一不高兴，坏了大事。幸好打了两次都没通，这样杨登科没什么想法了，一门心思等待康局长打电话给自己。
好不容易捱到周末，康局长终于出差回来了。那一阵杨登科正坐在司机班里盯着电话机出神，忽听有小车进了农业局，他耳朵一支，就听出是那部红旗牌小车了。杨登科真是喜出望外，腾地一立身子，提腿就往外跑，竟将屁股下的椅子带翻在地。
杨登科没听错，正是那部红旗车。
却没看见康局长，杨登科大失所望。走近刚下车的胡国干，问康局长在哪里，胡国干斜他一眼，揶揄道：“你是市长还是书记？康局长在哪里你也要关心？你搞清楚自己在哪里就行了。”杨登科也不生气，低声下气道：“你小气什么？康局长是你的局长，同时也是我们全局干部职工的局长，他天天由你关心着，我们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嘛。”
胡国干斜杨登科一眼，然后摇着手上红旗车的钥匙，神气活现道：“想关心康局长还不容易得很？你把这车的钥匙拿去就行了？”杨登科说：“国干老弟，你这不是挖苦我么？现在我想开开破面包都开不着，哪敢有这等奢望？”
杨登科的话大概让胡国干起了同情心，他这才缓下语气，说：“告诉你吧，康局长今天不回局里了，有事明天再找他，估计明天他会在局里上班的。”
杨登科没法，只好走开了。
胡国干没有估计错，第二天康局长坐着他的红旗进了农业局后，还真没离开过局里。而且让胡国干到司机班里把杨登科叫到了局长室。杨登科又惊又喜，生怕胡国干是跟自己开的玩笑，说：“国干你没谎报军情吧？”胡国干不耐烦了，说：“你这人也真是的，我什么不可以谎报，偏偏谎报领导找你？”
杨登科琢磨着也是的，谁吃了豹子胆，敢拿领导来开心？于是脸上堆了笑，连声谢过胡国干，出了司机班，脚底生风，往楼上直窜。
这天康局长看来还清闲，杨登科走进局长室时，他正手握毛笔，在旧报纸上笔走龙蛇。那字确实不好恭维，但杨登科为了开上单位的车子，还是小声赞扬了两句。康局长无意于杨登科廉价的吹捧，放下笔，然后将写了字的报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手一抬，说：“把门关上吧。”
杨登科听话地过去关了门。心里暗自高兴，这事看来成了。
可转过身时，却见康局长的脸拉长了，无头无尾冒出一句：“杨登科你要干什么？”杨登科望着康局长，一时没能弄明白这话的确切含义。康局长不再多说别的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往桌上一放，说：“你拿走吧。”
正是那个大信封。
杨登科像从没见过这个大信封似的，顿时就傻了。半天才觉得脑袋里嗡嗡乱叫，像是屋里飞着无数饥饿得四处乱扑的蚊子似的。人立在地上动弹不得，跟一具僵尸没有太大区别。
见杨登科没有反应，康局长又提高了声音道：“快给我拿走。”
杨登科这才一个激灵，猛地回过神来。他走近康局长，低声嗫嚅道：“康局长，我这不是祝贺您生日的吗？这么多年了，我可从来就没给您老人家贺过生日。”康局长说：“谁生日了？你说谁生日了？你少来这一套好不好？”
杨登科还不甘心，以为康局长这是要当廉政建设的楷模，故意做秀给他瞧的。如今有些手中掌点权力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做秀，他们总是正话反说，或者言在此而意在彼，如果仅仅从字面去理解他们做出来的秀，往往不得要领，甚至适得其反。好在常在权力跟前晃动的人悟性也变得越来越高，领导做秀时还能心领神会，得其精髓。杨登科不想让康局长将自己看作是大木瓜，这才麻着胆子说道：“12月22日不是您的生日吗？”
不想杨登科这句话一出口，康局长脸都紫了，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脖子上的青筋鼓得像是缠在老树上的枯藤。只见他在桌上重重地连拍数下，咬着牙根吼道：“这简直就是放屁嘛！是谁放的屁？你说说，是谁放屁说我是12月22日的生日！”
杨登科吓得往后直退，又结结巴巴分辩道：“我可是在报上看到的。”康局长说：“报上也是放屁！报上放的屁更臭，臭不可闻！”
杨登科再也不敢吱声了，一把抓过桌上那个大信封，往怀里一塞，落荒而逃。康局长不收自己的钱也就罢了，他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都说得过去，可他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呢？是疾恶如仇？是痛心疾首？是怕手中钞票多了咬手？好像都不是。现在是金钱社会，不可能有太多的人会对钞票怀有那么大的敌意。何况康局长也不是没收过局里人的钱。比如办公室主任吴卫东和政工科蔡科长，杨登科就听人私下说过，陈局长下去后，他们除了市工作组进驻农业局时对陈局长落井下石外，同时还给康局长送过大钱，康局长并没将钱退给他们，而是让他们保住了原来的位置。杨登科不知道自己犯了康局长什么大忌，百思不得其解。
来到楼下，杨登科不敢回司机班，直接出了农业局。他知道此时自己这个狼狈不堪灰头土脸的样子，一定不怎么中看。
一时不知往何处去才好。回家吧，还没到下班时间，家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呆着很是无趣。找个人一吐心中块垒，好像偌大一个城市并没有个真正能说得上话的朋友。跟钟鼎文倒是还投机，只是他忙忙碌碌的，哪有空陪你说话？杨登科只得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想起几个月来的遭遇，想起自己一个大男人，不读电大前天天给领导开车，也算是领导身边的红人，读了两年电大后，竟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想重操旧业找部车开开都不可能了，心里沮丧得不行，恨不得一头撞到墙上，将自己了结算了。
想自己一个小人物，别的大事难事做不来还情有可原，可拿着现成的钱都送不出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中用的东西么？
这么自责着，杨登科不觉上了一座天桥。越过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望向远处空旷的街口，天边彩云如锦。杨登科抚栏而立，仰天长叹了一声。良久低首，发觉自己已是泪眼婆娑。
最后杨登科还是悄悄抹去脸上泪水，离开了天桥。他还下不了从天桥上栽下去的决心。
荡了一圈，又回到了市中心，这才发现到了医院门口。猛然想起猴子来，也不知他老婆的病怎么样了。杨登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猴子了，他老婆住在医院，上门借钱，连个借字都没让人家说出口，就把他打发走了。杨登科下意识摸了摸身上那个八千元的大信封，心下暗忖，这钱反正送不出手，何不借给最需要钱的人？
狠了狠心，杨登科真抬腿进了医院。
然而猴子老婆已经不在医院。医生说已出院好久了，是钱不够无奈出院的，其实肠癌只要手术动得及时，病人是完全可以康复的，耽误了就会坏事。
杨登科默默离开了医院。如果猴子老婆确是因为借不到钱误了性命，那自己岂不是罪人一个？杨登科已经打定主意，第二天就到侯家村去走一趟，把这八千元钱送到猴子手上，叫他把老婆的手术给做了。
第二天杨登科跑到侯家村，猴子家竟然空无一人。向邻居一问，才知猴子老婆一个星期前已经病故，猴子把老婆尸体一埋，就跟村里人进了城，向种子公司讨要法院判给村里的赔款去了，如果种子公司不给，他们就到人大和政府去上访。
中年丧妻，这是人生之大不幸。杨登科总觉得猴子老婆的死，自己责任重大。他后悔莫及，那天晚上家里除了一张两千元的存折，还有三千元现金，如果给猴子施以援手，他老婆的命肯定是保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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