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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登科劈腿吊臂或原地跑步时，目光常常会落在对面的白粉墙上。那里有两行特别醒目的红字：搞好爱国健身运动，增强国民身体素质。杨登科脸上浮起一丝浅笑。他觉得中国人惟一擅长的就是喊口号，而且每一个口号都大得吓死人，动不动就上升到国家、民族那样的高度，叫谁都不敢有半句异议。比如这“爱国”两个字，随便哪个都可以当做大旗拿来挥舞一气。
杨登科这么胡思乱想着，开始还觉得有些开心，慢慢就感到无趣起来。墙上两行红字越发显得滑稽了。杨登科一时没了健身爱国的兴致，扔下跑步机，转身去了阅览室。那边老干们鏖战正酣，叫的叫，闹的闹，笑的笑，像一群孩子。凑不满一桌的则在旁边观战，见杨登科进来了，就约他上阵。杨登科反正没事做，就坐下来跟他们干上了。老干们很高兴，说杨登科没架子，不像其他人，离退休之前是不会进老干活动中心的。
杨登科从没见陈局长去过老干活动中心，问老干们，都说陈局长还是调研员呢，又不属于老干，怎么会降格以求，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杨登科觉得老干们的话有些尖酸，却也不无道理。只是不知陈局长在家里干些什么。这才想起电大毕业后，几次动了念头要到陈局长家里去，却因有所顾虑，只给他打过两三次电话，一直下不了决心上门。现在又不可能转干进步了，也就无所谓起来，该去看看他了。
那天跑到陈局长家里，他已是大不如前，脸上有些浮肿，眼皮也泡着，两个又大又松的眼袋往下直垂，不知是发了胖，还是哪里有毛病。也许是下了台，大权旁落引起的后遗症吧？杨登科见过不少权倾一时的领导，下台之后，脸色也是这样，有些不太动人。
陈局长见杨登科还肯上他家去，当然很高兴。问了问杨登科的一些情况，他也是爱莫能助，只有慨叹的分。还告诫杨登科以后少到他家里去，这对他没有什么好处。杨登科说他死猪不怕开水烫，量他们也不可能把他怎么样。陈局长就批评杨登科没出息，碰到一点挫折就泄了气。又苦口婆心劝杨登科要振作起来，机会是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的。杨登科知道陈局长这是恨铁不成钢，表示要谨记老领导的教导。
要告辞了，陈局长又重复了以后不要老往他家跑的话，想跑就多往新领导那里跑。杨登科说：“我可不是那种势利小人。”陈局长就生了气，说：“你这是哪里来的逻辑？往领导家里跑就是势利小人，那天天骂领导的娘，动不动便横眉竖眼跟领导对着干就是英雄好汉了？为了工作和事业，多跟领导接触，多争取领导的支持和爱护，这有什么不对的？”
杨登科不好还嘴，只得赶忙点头，做洗耳恭听状。陈局长又因势利导道：“你举个例子给我看看？谁的进步，谁的出息，离开过领导的关照和栽培？你不是叫杨登科么？你这么消沉下去，破船当做破船划，我看你怎么登科？”
回到家里，杨登科将陈局长的话细细琢磨了几遍，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又开始反省自己，老这么下去也确实不是个办法，至少也得弄台车开开，那才像话吧？
正反省着，妻子聂小菊下课回来了。
聂小菊师专毕业后，一直在九中当老师，为了方便妻子，他们结婚后便住在学校职工宿舍楼里没挪过窝。聂小菊长得小巧玲珑，颇有几分姿色，刚参加工作那阵，后面的追求者足有一个加强排。追的人一多，聂小菊也就变得飘飘然起来，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眼睛都花了，几年下来竟没看中一个满意的。时光如流水，不觉到了二十七八岁，身价跟着下跌，过去的追求者都纷纷掉头离去，一个个成了家有了孩子，只有聂小菊还孑然一身。
后来认识了杨登科。农业局的人喜欢省去杨登科名字中间那个字，喊他做杨科。中国人喜欢双音节，碰到张厅长喊张厅，碰到李局长喊李局，碰到赵秘书长喊赵秘，虽然不带长，却显得亲切。杨登科因为农业局的人喊他杨科，谁听了都不会以为他是司机。聂小菊就是听人杨科杨科地喊杨登科，以为他真是科长，才有心要跟他好的。两人约会了几次，发现杨登科人挺不错的，就喜欢上了他。等了解到他并不是科长，而仅仅是一名普通司机时，虽然多少有些遗憾，却考虑到自己是老姑娘了，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也就残货半价，死心塌地嫁给了他。农业局的人就说杨登科艳福不浅，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大学毕业生。这话只说了半句，另外没说的半句是聂小菊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下嫁给了一个没什么文化的粗人。
聂小菊本人却还算是知足，结婚成家后，一门心思相夫教子，小日子过得非常甜美温馨。惟一不满足的是杨登科是个工人，学历也低，似有门不当户不对之憾。聂小菊就极力怂恿他想法进个修什么的，先弄个文凭，以后把干给转了，好有出头之日。杨登科早有此念，也知道自己如果不长进，跟聂小菊的档次会越拉越远。于是虔心服务陈局长，终于获得了去电大进修的机会，为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通过苦读，杨登科文凭是到了手，谁知却是空忙乎了一场，转干的事成了泡影。聂小菊生怕杨登科挺不住，只字不提他的前程什么的，而是好言好语相劝，说在机关里做工人虽然不那么好听，待遇却并不比一般干部差，而且每个月要多几十上百的差旅费，年终还比干部多几百元劳保福利。
这虽然是酸葡萄哲学，但道理还讲得过去。可现在倒好，连司机也当不成了，天天闲着，弄不好是会憋出毛病来的，聂小菊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杨登科才好。
进屋后，聂小菊见杨登科坐在沙发上发痴，也没说什么，到厨房里做晚饭去了。饭快做好的时候，儿子杨聂也回来了，一家人开始吃饭。一碗饭几下进了肚子，聂小菊过来给杨登科添饭。杨登科望着风韵犹存的妻子，心里充满感激，觉得自己这么没出息，别的不说，至少对不起她的一片苦心，这才说了下午陈局长批评他的那些话。
杨登科说出陈局长对自己的批评，这已表明了他的想法。聂小菊笑而不语，只顾低头吃饭。饭后杨聂到自己的房里写作业去了，聂小菊这才偎到手拿遥控器频频调换电视频道的杨登科怀里，陪他说了会儿话。她不想逼迫杨登科，而是说：“陈局长说的自然有道理，但有些事强求不得，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杨登科说：“再这么自然下去，我只好回家抱孙子了。”说得聂小菊笑起来，说：“你儿子才读初中，就想抱孙子。”
聂小菊越是这个态度，杨登科想改变自己的愿望就越强烈。他也知道这事急不得，必须一步步来。他开始厚着脸皮向吴卫东靠近，想通过他把车库里的破面包车弄出来开开。说马达一响，黄金万两，有些夸张，但手中有了方向盘，才好给人办事，才有可能多跟掌权的人接触，从而改变现状，这却是明摆着的现实。
只是吴卫东老躲着杨登科，只要他一进办公室，吴卫东就拿起话筒打电话，一打就是老半天。打完电话，杨登科正要开口说些什么，他不是说农村部等着会审文件，就是说政府有个办公室主任会议要参加，拍拍屁股走开了。杨登科当然不好强行拦他，或是热恋中的情人一样追着他屁股跑，只得改在下班后提着高档烟酒上他家里去。现在机关里的习惯都变了，好多要紧的话都不会放在单位里说，好多要紧的事都不会放在单位里办，非得去敲人家的家门，或是瞅准时机，另找妙处烧香磕头不可。
想不到轮到杨登科头上，去敲人家的门这一招也不灵了。他连续到吴卫东家里去了几回，可每次听到门铃响，吴卫东都要悄悄躲在猫眼背后往外瞧上一阵，一见是杨登科，便敢紧退下，要老婆死死把住家门，不让杨登科进屋，谎称他不在家里。
司机班几位同行见杨登科近不了吴卫东的身，很替他抱不平，说杨登科虽然已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还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就有劳动的权利，吴卫东不让你劳动，他那是违法行为。还说如今的人怕硬不怕软，极力怂恿杨登科不要胆小怕事，跑到办公室去骂几天娘，捶几天桌子，闹得吴卫东不得安宁，看他敢不给个说法。
杨登科当然不会这么做，他毕竟已在电大学了两年文化，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从前也许他还真做得出来，现在却不能有这个念头了。杨登科觉得这事还是不能操之过急，得另外想想办法，他不相信找不到任何突破口，天无绝人之路嘛。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吴卫东父亲重病住进了医院。杨登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想吴父病得真是时候，就像在街上捡了包美元，高兴得就要弹了起来。回到家见了聂小菊，就抑制不住地说：“小菊，告诉你一个特好消息。”聂小菊正在择菜，抬头见杨登科脸色红润，阴云尽扫，以为局里给了他车开，说：“这有什么好激动的，你又不是没开过车。”
杨登科顿了顿，意识到聂小菊想到前面去了，说：“这跟有车开也差不远了。”聂小菊说：“我还以为局里已给了你车子。”杨登科说：“吴卫东父亲病重住院了。”
聂小菊放下手中的菜，迷惑的目光在杨登科脸上停留了好一阵，说：“吴卫东父亲住院了？这有什么可高兴的？”杨登科说：“能不高兴吗？”聂小菊说：“你不是幸灾乐祸吧？”杨登科说：“看你想到哪去了，我的心肠还不至于这么歹毒吧？我是说吴卫东父亲在医院里，我就有借口接近吴卫东了。”
聂小菊终于明白了杨登科的真实意图。她又低下头继续择起菜来，一边问杨登科：“你打算送多少？”杨登科说：“你看呢？没有个三千五千的，大概出不了手吧？”聂小菊叹口气，说：“你也不是不知道，去年又购房又搞装修，把家里多年的积蓄都掏光了，还借了三万元的债，吃了一年的萝卜白菜，才还了一万三。现在存折上刚存进两千元，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凑得足另外一万七，好把债给还清。”
家里的底子，杨登科当然心中是有数的。他以为聂小菊不同意出钱，有些着急，说：“难道我就老这么闲下去？你也不是不清楚，只有巴结上吴卫东，弄台车开开，才可能找到为领导服务的机会，取得领导信任，成为领导的人。只要成了领导的人，转个干，当个科长副科长什么的，自然就不在话下了。一旦手中有了权力，也就不会老这么受穷了。”聂小菊说：“别给我上课了，这道理我懂，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我是说这两千元也不顶事呀。”
杨登科听出聂小菊同意了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