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路过贵地，北上打日本侵略者。我们保护彝族同胞的利益，专门打击欺压彝、汉族穷人的刘文辉和国民党反动派。”
头人便向一位彝族青年嘀咕了几句。那彝族青年跑走后，不过一袋烟的功夫，几位彝族青年就簇拥着被他们抓去的那位战士走来。头人红着脸说：
“红军，请原谅我的过错。”
彝族青年把从红军手中缴去的三支枪递给头人，头人又要拿给罗炳辉。罗炳辉摆摆手说：
“这三支枪送给你们。等会儿再送给你们200发子弹、10匹布、500块银元。”
一会儿，政治部的干部带着一些战士送来了布匹、银元和子弹。那头人十分高兴，连声说：“红军卡沙沙！”
彝族同胞举着红军送的枪、布匹和银元，高兴地跳呀、笑呀。接着，那头人带着彝族同胞向红军涌来，像迎接远道来的客人一样，欢欢喜喜地领着红军朝村寨走去。
刚到寨里，天就黑了。因为村寨里房屋不多，指战员们便在野外搭帐篷。彝族同胞见了，纷纷拉着指战员进房里住。
在村寨中央的坪上，烧起篝火，点燃火把，举行军民联欢会。军团部宣传队为彝族同胞演出了小歌舞，彝族小伙子和姑娘为红军表演了优美的舞蹈。
晚会结束后，彝族头人带领十多名彝族同胞抬着猪头、羊肉、牛肉和酒，送到军团部，一定要红军收下。罗炳辉见彝族同胞一片真情，便十分高兴地收下来，并向他们回送了300块银元。接着，头人和罗炳辉、彝族同胞和红军指战员互相敬酒，亲切交谈，直到深夜。
大家正在热闹的时候，忽然传来一声彝语喊话。彝族同胞都飞快地朝一个房屋奔去。
原来，红军战士小王的癫痫病又犯了。他躺在床上，眼睛不时翻白，四肢不停地抽搐。一位老年彝民正有条不紊地从头到手、从胸到腿，沿着脉络、穴位，给他擦、按、拧、摸，嘴里喃喃地安慰小王。
大约一顿饭的功夫，小王额上出了汗，脸色也渐渐红润起来，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药熬好了，老人接过药钵，送到小王面前，亲切地打着手势，叫他趁热喝下。小王双手捧起药钵，一饮而尽。他放下钵子，握住老人的手，说：“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第二天，红军要出发了，彝族头人特意为红军派来通司和向导；全寨彝族同胞打起红旗，热情欢送红军。给小王治病的那位老人拉着小王的手，小王脸上滚动着泪珠。
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凉山彝族山区，到达西昌。
到达西昌的第二天，罗炳辉得知主力红军已经从泸沽出发向大渡河挺进，便急忙向泸沽追赶。这时，中央军委得到敌人已经在巧家下游渡过金沙江的情报，电令红九军团阻止敌人。于是，红九军团又折回西昌，在西昌、昭觉一带阻击敌人。在这一带，到处写标语，丢下些烂草鞋之类的东西，迷惑敌人，使敌人摸不清红军的去向，迫使敌人四处分兵。之后，红军甩开这股敌人，急速赶到泸沽，追随红军主力前进。
由泸沽北上，在通往越嶲的途中，红九军团遇到敌人的阻击，随即折回泸沽，在一座大山林中和敌刘元璋的一个师激战了一天一夜，打垮敌人两个团，突破敌人的包围，日夜兼程前进到冕宁县城。
这里的街上到处都挂着红旗，墙上贴着“欢迎为人民谋利益的红军！”“拥护共产党”等标语。那些披着麻布毡子的彝族同胞见到红军都下跪表示欢迎，红军指战员们把他们一一扶起。他们高声喊着“红军瓦瓦苦”等口号。
通司告诉罗炳辉，彝族同胞之所以对红军这样好，是因为前些日子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红军经过这一带时，做了很多的宣传、解释工作，为彝族同胞做了很多好事，深得彝族同胞欢迎和爱戴。
红军经过大桥时，彝族同胞问：“你们是刘司令的红军队伍吗？”
红军指战员们都回答：“是。”
他们很高兴，说：“刘司令是我们彝族的盟兄，红军是我们彝族的盟友。”
“彝民同胞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啊。”红军指战员们回答。
队伍翻过一座山，发现有几位彝族同胞跟在队伍后面。一位身材高大的彝族同胞指指另外几个人，说：“我要跟红军去打刘家军，他们是送我的。”
罗炳辉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阿尔吉。”
彝海情深队伍走远，彝族同胞仍不停地向红军招手（3）
“阿尔吉同志，你家里的亲人同意你参加红军吗？”
“我是孤儿。阿爸被川军杀害了，阿妈病死了，……我是来为阿爸报仇的。”
“这个仇一定要报。只有消灭反动派，打垮日本帝国主义，彝族同胞和各族人民才能彻底解放。”
罗炳辉见阿尔吉的决心很大，当即批准他的要求。大家立刻围上来问寒问暖，有的送鞋袜，有的送衣服、毛巾……阿尔吉捧着同志们送的礼物，感动得热泪盈眶。
到了大树堡，彝族同胞成群结队地跑来慰问红军，还给红军让住房、送牛头和苞米。他们说：
“自红军来到这里，国民党、川军都不敢祸害我们了，这才过上安稳日子。”
一位彝族老人捧着黄澄澄的苞米，深有感触地说：
“过去收摘苞米时，川军和国民党的官吏就派款抽税，财主就来收租逼债，把我们辛辛苦苦劳动得来的苞米都抢光。稍不如意，刘家军还捕人杀人。现在红军来了，被他们关在牢里的彝民放出来了，我们也自由自在地收摘了一季苞米。”
“这是我们红军应该做的。等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刘家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全国解放以后，各族同胞的生活就会更好。”一位红军干部对他说。
为了让彝族同胞武装起来，保卫劳动果实，建立自己的政权，罗炳辉还送了十余支枪给他们。彝族同胞很高兴，纷纷说：“我们组织起来，和刘家川军斗到底！”
红军离开大树堡那天，全村的彝族同胞都到路边夹道欢送。他们捧着一碗碗酒，定要红军喝。罗炳辉代表全军团喝了一口。一位70多岁的彝族老人一定要他喝完。罗炳辉患有高血压病，不能喝酒。他再三向老人解释，老人还是不依。罗炳辉知道彝族的风俗，只好又喝了三口。老人笑呵呵地说：“这才像一家人嘛！”
彝族同胞送了红军一程又一程，恋恋不舍地说：“红军兄弟，你们一定要回来啊！”
许多红军指战员含着热泪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再见了，彝族同胞们，你们回去吧！”红军指战员回过头向欢送的彝族同胞挥手告别。
望着渐渐远去的红军队伍，彝族同胞中有人竟大哭起来；队伍走远了，他们仍旧站在那里，不停地向红军招手。
“睡觉做梦想红军”
夕阳的余辉把乌蒙群山染得一片火红。在陡峻危立的绝壁上，一株株倔强的青松在微风中婆娑起舞；在开满野花的山坡上，成片的马尾松长得粗壮茂盛，连每一根松针都是气昂昂的。
山下的桔子林旁，有一个小山村。村里的一家院子里，堂屋门开着，火塘里的木柴烧得正旺，七八位彝家妇女围坐在塘边，正在低头打着草鞋。只见一束束山茅草丝，在她们的手指缝里绕来绕去，很快一只只草鞋就在鞋架上织了出来。她们一边编，一边轻轻地哼着歌儿：
睡觉做梦想红军，
红军个个笑盈盈，
亲亲热热叫“老表”，
和我就像一家人。
打倒土豪分田地，
帮我干人（穷人）拔穷根。
醒来不见恩人面，
眼泪汪汪喉咙哽。
红军哥呀红军哥，
你们辛苦为人民！
浓郁的民歌风味，句句凝结着彝族人民对红军的思念。让人听了，不禁热泪盈眶。
60年前，红军曾在这里住过，因而就留下了这样一段故事：
那一天红军住进村里后，顾不上休息，就帮助彝族同胞挑水，打扫院子。几位年轻的彝族妇女见不少红军战士的干粮袋破了，就自动凑在一起给红军缝补干粮袋。她们补呀、补呀，整整补了一夜。红军战士为了感谢她们，把打土豪没收来的粮食、衣物分给她们。第二天清晨，红军走了。一位年轻的母亲想用红军分的米做点稀饭，喂喂还在襁褓中的女儿，便到村边去提水。她刚提上一桶水，就望见对面山垭口隐约出现一面红旗。红旗在霞光里是那样红，那样美。红旗飘动着，飞舞着，下了坡，过了沟，顺着大路飘到她跟前，红旗后面是一队长长的红军战士。她很激动，见红军战士个个满脸汗水，又渴又累，便把水桶拎到路边，招呼红军战士喝水。战士们一边感谢她，一边拿出缸子舀水，边喝边走。她见红军战士喝得痛快，心里真高兴，舀干一桶又提一桶……这时，一位身背公文包的红军走过来，桶里的水已经不多了，她干脆把水桶递上去。红军说了声“谢谢”，正要舀水，又停住了。他见这位年轻彝族妇女破旧的衣襟被水浸湿一大片，手背冻裂了许多小口子，渗出丝丝血痕，脚上没有穿鞋，冻得通红，还这样热情地提着水桶给红军舀水，心里十分感激。他把水桶轻轻地放在地上，打开随身背着的公文包，从里面摸出一对银耳环，深情地说：
“大嫂，这是我们打土豪缴来的一对银耳环，还没来得及分给群众就赶路了。你收下它，换成几文钱，补贴一下衣食吧！”
说完把耳环放在她手里。接着又说：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现在国民党蒋介石横行霸道，天下太黑暗了。但我们能打倒他们，那时，咱们穷人就有饭吃有衣穿啦！”
说完就迈开大步，追赶队伍去了。
年轻的彝族妇女手捧着耳环，一阵热浪从心底涌起，泪水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
红军走了，蒋匪军又来了。尽管日子过得很苦，但她从来没有舍得拿耳环去换衣食，一直放在身边珍藏着。她天天盼红军，编成了这首想念红军的歌谣。
藏汉同心红军战士露宿，老僧们打开紧闭的寺门（1）
看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后，按照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湘鄂川黔军分会及其领导人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指挥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轿子垭地区出发，开始了长征。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从石鼓至巨甸地段胜利渡过金沙江，开始进入中甸地区。
中甸地区位于云南西北，属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南北绵延，这里万山矗立，高峻险陡，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5000米以上的高山则是终年积雪，远远望去，高耸云间的雪山闪烁着明亮耀眼的光芒，显出肃穆、壮丽、伟岸、凛然的气概，又有一种荒凉、寂静和神秘的感觉。由于气候恶劣，这里人烟稀少，贫穷落后。史书记载这里“关山险阻，羊肠百转”，“地险路狭，马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