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的时候，车子跟风一样，斜刷刷地穿过人流和车流，激起一片惊呼呐喊声。我喜欢每天的这个时辰，喜欢陶陶那副疯癫癫的样子。我想，麦麦德骑着骆驼在沙漠中奔跑，大约也就是这个样子吧？陶陶拳头硬、个子高、力气大，他常常一把把我揽进怀里，用热呼呼的气息弄得我心慌意乱。接着他一边用嘴来堵我的嘴，一边拿慌乱的指头撩开我的衣服往里钻。我总是一把将他推开来，我说，他妈的，我不！陶陶气急败坏，他说，他妈的，我要！……最后还是他泄了气。我亲了亲他佛爷一样的的大耳垂，我们就重归于好了。
我为什么“不”，为什么呢，我现在也常常问自己。我又不为哪个男人守节，为哪个时辰守节，我为什么不呢？你觉得像我这种女孩子，应该“是”才合情合理吧？哦，你的意思是说，没有想到我还这么有原则，有底线。你在夸我，可是你错了，这是我的胡涂，跟原则、底线有什么关系呢？我只能是我啊。
陶陶也穿着一双陆战靴，这是我拿压岁钱给他买的新年礼物。他已经很高大了，可我喜欢他显得比本人还要高大，我喜欢看宋小豆训他的时候，就像小狐狸在训一头野骆驼。我刚刚给你说过了，宋小豆是我们高二·一班的班主任，也是高中最年轻的英语老师。至于她年轻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准。很多同学都为她的年龄打过赌，赌注是二十串烧烤豆腐皮或者十串鸡屁股，可答案居然在19岁到39岁之间，足足相差了20年！真他妈的搞笑啊。标准答案永远没有公布，谁敢去请教她这个答案呢？
倒是有两点我们都清楚：一，她住在学校里的单身宿舍楼；二，她的年轻，在于她的小巧。
是的，宋小豆长得很小巧，是那种狐狸似的精致和小巧。她顶多只有1米55吧，单眼皮，薄嘴唇，鼻尖有点翘，表情就永远有点受惊吓。其实那是一种假像，有什么事情会让她惊吓呢。她才是让别人惊吓的女人呢，脑后拖着一根又长又粗的独辫子，从后颈窝一直歪到右边的屁股上。一上课，满嘴的英语，说得比中文还要快。哦，对了，她说要是换一所学校，她哪用得着说中文呢！因为个子矮，她总是昂着头；知道我们是朽木不可雕，她就干脆自言自语。听说她是北外出身，也有说是复旦的，谁知道呢。我们对学历、学位，还有名牌大学，一向都不敏感。敏感有什么用，泡中的学生就是泡中的学生，就像蚂蚁不用去关心树梢的果子，麻雀不用去张望天上的大雁，管她宋小豆来自何方，又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当然，这倒不是一个布了雷区的秘密。她自己就说过，为什么教泡中？喜欢。为什么喜欢？她没有说。她只是说，什么是最好的职业？！什么是最坏的职业？！宋小豆用坚定的反问，把这个问题回答了。我们，包括一切别人，从此无话可说。
宋小豆的反问总是有力量。有一天她来上课，看见黑板上写了一行字，——送你一颗小豆子！
宋小豆用粉笔叩着黑板，黑板像瓷器一样清脆地响着。她说，送你？你是谁？她接着说了一遍英语，我们听不懂，但是我们听懂了尾巴上反问的气势，跟老虎的尾巴一样凌厉。她说，你是谁？
所有人的目光全盯着陶陶，陶陶的脸羞得通红，第一次羞得低下了头。
宋小豆哦了一下，声音温和了一点点。她说，哦，是你？你就是那个你，是吧？
从那一天开始，我觉得宋小豆很讨厌。
宋小豆一直留着单眼皮，就像一个女人一直在裸露的部位留着她的胎记。她的单眼皮让我对她有了尊敬。是的，我不喜欢宋小豆，但我尊敬她的单眼皮。教务处的任主任五十多岁了，该算是老太婆或者阿姨的妈妈吧，有一段时间她天天戴着墨镜来上班。教师节那天，阿利去她办公室塞红包，阿利看出来，她是刚刚割了双眼皮。阿利偷偷告诉我，我呸了一口，说，唉，可怜的老女人。
想起来，我对单眼皮的尊敬，是有点像对恐龙蛋的尊敬。因为世间稀罕，所以它们都是让我有点尊敬的。不过我又想，除了单眼皮，宋小豆还让我尊敬什么呢？我最看不惯宋小豆教训陶陶的样子。她总是把陶陶叫到办公室去听训斥。她舒舒服服地靠在藤椅子里，拿一把亮晶晶的指甲刀修指甲，还小口小口地呷红茶。陶陶牛高马大站在一边，不争气地垂着头。她说得很慢，轻言细语，天晓得在说些什么呢，居然把陶陶的头越说越低，差不多鼻子都要贴住胸膛了。
陶陶回来后，我就问他，陶陶，你怕宋小豆什么呢，那么窝囊？
陶陶用陆战靴使劲地踩着地上的小蚂蚁，如果那儿凑巧没有蚂蚁，他就踩着一层灰，反正踩着什么是什么。他说，我怕她什么呢，我才不怕她呢。
我说，她天天训你，训什么呢？
陶陶说，老师训学生，还不就是那些废话嘛。
我不相信她总是说废话。宋小豆那么聪明的女人，就喜欢成天对一个男孩子说废话？有一天我故意跑去给宋小豆补交作业本，可只听到她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是她作出的一个结论。她刚刚锉完了指甲，正在把亮晶晶的指甲刀折回去。指甲刀在她手里发出清脆的一响，像终于摁灭了一个金属开关。她说，陶陶，事情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她声音又平又直，好比是冷雨淋湿了一根铁丝。我自然搞不明白，事情就是哪样的？
不过，没有过多久，我也亲耳聆听到了宋小豆的教诲。她让朱朱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朱朱是我们的班长，她总是让朱朱给她叫这个、叫那个。只有陶陶是她自己动手的，她下了课，说，陶陶你来一下，陶陶就做出闷闷不乐的样子，替她捧着书、本子、茶杯，到办公室去了。朱朱叫我的时候，嘀咕着说，可怜的风子，事情闹大了。
第三章 包京生来了
包京生是从西藏转学来的新同学。他第一次跨进高二·一班的教室时，我们已经在上课了，前排的同学觉得风声一紧，光线也暗了一暗，抬起头来，包京生正站在门口，把门框塞得严严实实。他显得比陶陶还要魁梧，脑袋又长又大，脸上两团高原红，散发着一股酥油味。宋小豆自然是走在他前边，就像是领航的小艇引导着一艘航空母舰。宋小豆说，高二·一班要进两位新同学，一个是金贵，金贵的手续已经办好了，要晚些才能来。全班轰地一下就笑开了，那时候刚刚上了些阅读教材，什么双喜、喜旺、富贵、金贵，哪一个不是乡巴佬？
全是他妈的缺什么说什么。宋小豆也破例跟着我们笑了笑，等我们笑完了，她说，金贵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另一个就是包京生。宋小豆拿一根指头指着包京生的大脑袋，她说，简单介绍一下，包京生，西藏人，随父母内调，转学到泡中。
包京生用普通话恭恭敬敬叫了声“密斯宋”，他说，密斯宋，我是拉萨人。宋小豆又很难得地笑了笑，用英语说了句“对不起”，又用了英语补充了一句什么，大概就是“拉萨人”的意思吧，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只听得懂“拉萨”两个字怪怪的发音，就像老外在说中文。
下了课，有人问包京生会不会说藏话，有人问他是不是被老班禅或者小班禅摸顶祝过福？包京生把双手抱在胸前，不置可否，问多了，他就说一句，操，我他妈是北京人！
这一句话，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老半天才回过神来，他打了包票是生在北京的男人啊。我就想，他的普通话还真他妈的地道，他的舌头还真的卷在嘴里伸不直呢。后来他告诉我们，他们家几代相传的就是那一嘴地道的卷舌音。二十年前，也许是三十年前，他的父母支援大西南，进藏去了一个什么则，对，好象是日过什么则，总之听起来就是很粗犷，很遥远的意思吧。再后来呢？包京生说，操，这不是又回来了吗？有人傻乎乎地问，可你没有回到北京啊。包京生就拿嘴角笑了笑，说，操，你知道什么是曲线救国吗？你知道吗？哥们，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那个可怜的家伙还真的是不知道呢，就红了脸，嗫嗫嚅嚅说不出话来了。
陶陶凑近包京生的身子，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别过头来对着我和阿利，他说，我怎么嗅着一股什么味道呢，倒是不酸也不臭。
包京生瞟了陶陶一眼，也把头撇过来，转到朱朱的方向。他说，姐们，知道这叫什么味道吗？这是酥油的味道。那边有点身份的人，天天都要喝酥油茶的。天冷了，还要往脸上涂一层酥油呢。包京生对着朱朱笑起来，他说，知道什么是酥油吗，就是牛奶汁和羊奶汁的妈妈。他建议朱朱也抹一点，如果她需要他可以送她一大瓷缸，他父母在日过那个则，他们家在拉萨也还有相好，隔三岔五就要送来几缸新鲜的黄酥油。
朱朱就问他，北京人也都拿酥油抹脸吗？
包京生哼了一声，露出不屑，说，乱了乱了，今儿的北京城那还来地道的北京人？
朱朱有些怕他，就把酥油和北京人都吞了回去。
包京生是有些让人害怕的，他的体积那么庞大，他说话的时候自然就变得居高临下，有了派头，跟个大人物一样了。第一天，他就把坐前排中间的同学拍到了后边去，他说，得罪了，我眼睛不好使。他坐在前排，就像教室里隆起了一座坟包。第二天，同学们从三楼下来，跑步去做课间操，他在楼梯口把阿利掀了一个趔趄。他说，赶紧赶紧，别磨蹭。第三天，我跟陶陶说，他要扇你的耳光了。陶陶沉了脸，不说话。
那天中午，好象就是四月底那个有太阳的中午吧，阴黢黢的梅雨总算下到了头，给路上的行人、也给行人的心情辟出了一道亮堂堂的缝隙来。泡桐树上的叶子也被雨水泡得肥嫩肥嫩的，就跟春天的鹅毛一样，看着是让人说不出的安逸。但这时候哪是春天呢，风转了向，变得有些热哄哄的，湿漉漉的，夏天好像跟着就要来了，街上烧烤摊子的生意骤然红火起来了。这真是一座奇怪的城市，天气越热，火上浇油的东西就越是红火。人们把火上浇油的东西，烧烤、火锅、水煮牛肉还有一杯杯的烧酒……都灌进肚子去。城市的每一根毛孔都张开
了，在汗腻腻的毛孔里边，有空洞的嘴巴或者是眼睛。那天，包京生真的把手拍到了陶陶的肩膀上。
他说，哥们，我们去吃烧烤吧。
陶陶说，好啊好啊。陶陶就叫上我和阿利一起去吃烧烤。烧烤摊摆在校门对面的河堤上，摆成了一条长蛇阵，其实就是一架接着一架的三轮车，铺着饲料槽一样的铁炉子，木炭燃得正红，小贩拿竹签把午餐肉、鸡屁股、猪下水还有豆腐皮、土豆块……都串成了一串串，拿刷子刷了菜油，在木炭上烤出又臭又香的烟雾。我们每个人吃了十串，包京生吃了十八串，全是鸡屁股，还喝了一大瓶百事可乐，750毫升的。包京生说，哥们，今天算你们为我接风，回头我再请哥们。
我瞟了陶陶一眼，陶陶若无其事地点点头，他说，好啊，好啊。他看了看阿利，阿利就掏出皮夹子，把钱付了。
第二天，包京生又叫我们去吃烧烤。陶陶对我说，今天他做东，我们干脆多叫两个人。我就叫上了朱朱，陶陶又叫上了他的两个弟兄，都是松松垮垮的那种男生，两眼困得活像懒猫，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