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抢劫，从而危害了君王的统治。他们的行动像禽兽，贪婪如虎狼，杀害大人做成肉干，抓来婴儿烤着吃。这样，又何必责难盗掘坟墓，从死人口中抠出珠玉而贪求财利的人呢！即使赤身裸体埋下去，也必然要被偷盗，还谈什么埋葬呢？他们还要吃死人的肉，啃咬死人的骨头呢。
所以有人说：“远古时实行薄葬，所以不盗墓；现在混乱而实行厚葬，所以墓被盗。”这只是奸邪之人制造出的谬论，是为了迷惑愚蠢的人，而使他们陷入泥坑，以便从中取利，这就叫做大奸。古书上说：“危害别人来保全自己，伤害他人而便利自己。”说的就是这种人。
宋子说：“明白了被欺侮并不是耻辱的道理，人们就不会发生争斗了。人们都认为受到欺侮是耻辱的，所以发生争斗，知道了被欺侮不是耻辱，就不会争斗了。”
我问：那么你认为人的感情是不厌恶受欺侮的吗？
宋钘回答说：“厌恶受欺侮，但不感到耻辱。”
我说：如果这样，就一定不达到你所求的不争斗的目的了。大凡人相互争斗，必定是以厌恶对方为理由，而不是因为感到羞辱。现在的艺人、矮子、游荡逗乐的人，受到责骂、欺侮而不起来争斗，是因为他们并不厌恶这种欺侮，假如现在有人从排水沟爬到他家去，偷了他的猪，他就拿着剑戟追赶偷猪的人，而不考虑死伤，这哪里是因为丢了猪而感到耻辱呢！但是他却不怕争斗，是因为憎恨对方的缘故。即使认为受欺侮是耻辱，如果不厌恶就不会争斗；即使知道受欺侮不是耻辱，如果憎恶对方就必然会争斗。那么争斗与不争斗，并不在于感到耻辱或不耻辱，而在于憎恶与不憎恶。现在宋子不能解除人厌恶被欺侮的想法，而竭力劝说人在受到欺侮时不要认为是羞耻，这难道不是大错特错了吗？宋钘费尽口舌，说破了嘴也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他不知道这是没有好处的，就是不明智；如果知道这是没有好处的，只是用来欺骗人的，就是不仁道。不仁道、不明智，这是最大的耻辱了。自以为对人有益，实际对人没有一点好处，就只有在遭到奇耻大辱后才肯罢休。没有比他的说法更有害的了。
宋子说：“被欺侮不算做耻辱。”
我说：凡是辩论问题，必须有个正确的标准然后才能进行，没有标准就会是非不分明，辩论无从决断。所以听人说过：“天下最高的准则，判断是非的界线，确定各种官职、等级和名物制度的根据，就是王制。”所以凡是辩论问题，或规定名称，其是非都要以圣王为师法，而圣王区分事物，是以荣辱为准则的。
这荣辱各有两个方面：有礼义上的光荣，有权势上的光荣；有道义上的耻辱，有权势上的耻辱。思想纯洁，德行敦厚，智虑精明，这种光荣是由自身获得的，这叫做道义上的光荣。爵位尊贵，贡品俸禄丰厚，权势极高，在上是天子诸侯，在下是卿相士大夫，这种光荣是从身外获得的，这叫做权势上的光荣。邪恶下贱，放荡不羁，冒犯名分，扰乱事理，骄横凶暴，贪图私利，这种耻辱是由自身所造成的，这叫做道义上的耻辱。受骂挨揍，杖击鞭打，挖掉膝盖骨，断尸车裂，五花大绑，这种耻辱是由身外产生的，这叫做权势上的耻辱。这就是荣辱的两个方面。
所以君子可以遭受权势上的耻辱而不可以有道义上的耻辱，小人可以获得权势上的光荣而不可以有道义上的光荣。遭受权势上的耻辱也不妨碍成为尧一样的圣人，拥有权势上的光荣也不妨碍成为桀一样的恶人。道义上的光荣和权势上的光荣，唯有君子能够二者兼有；道义上的耻辱和权势上的耻辱，唯有小人能够二者兼有。这就是荣辱的区别。圣王把它作为法规，士大夫把它作为正道，官吏把它当作准则，百姓把它当作习俗，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现在宋子却不是这样，偏偏甘心自己受辱，想在一个早上改变荣辱的准则，这种说法必然是行不通的。打个比方，就像用砖头泥块堵塞江海，让矮人去背泰山一样，立刻就要跌倒破碎了。几个和宋子相好的人，恐怕不如劝他放弃这种学说为好，否则他就要受到伤害了。
宋子说：“人的性情本来是少欲的，而现在人们都认为自己的性情是多欲的，这是错误的。”所以他率领着一群门徒，四处兜售他的学说，阐明他的比喻和引证，想使他人知道人的性情是欲望极少的。
我说：那么宋子认为人的性情应该是这样的，眼睛不想看到美丽的颜色，耳朵不想听到美妙的声音，嘴巴不想吃到山珍海味，鼻子不想闻到沁人的香气，身体不想享受舒适安逸，这五种欲望，他认为是人的性情所不想得到的吗？
宋子说：“这正是人的情欲所要求的。”
回答是：如果这样，那么你们的学说必然就行不通了。认为人的性情有这五种欲望，却说人的欲望不多，就好比说人的性情是希望富贵而不要财物，喜好美貌却讨厌西施一样了。
古代人不是这样，他们认为人的性情是欲望多而不是欲望少，所以赏赐就很丰厚，惩罚就用减少俸禄的方法，这是历代帝王所一致的。所以上等贤才享有天下的俸禄，次等贤才享有一国的俸禄，下等贤才享有封地内的俸禄，忠厚老实的百姓供给足够的衣食。现在宋子认为人的性情是欲望少而不是欲望多，那么先王难道是用人们所不想要的东西来赏赐，而用人们想得到的东西来惩罚吗？混乱没有比这再大的了。现在宋子俨然一副庄重的神情，到处宣扬这种学说，聚集门徒，建立一套学说，撰文著书，可是这种学说，不免把大治当作大乱，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
九、解蔽
主旨
这是一篇关于认识论和心理学的重要论文。其基本思想是：一、人们认识的本源是感官所接触的外界事物，外界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凡可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二、人们认识上的错觉和疑神疑鬼，原因是心有所偏，“蔽于一曲而，于大理”，只看事物的一面，不看另一面，这是认识上的最大弊病。三、解除这一弊病（“解蔽”）的方法是要全面看问题，克服片面性，心要“虚壹而静”，达到全面而透彻认识事物的思想境界。文中还列举了三种“蔽”与“不蔽”的历史人物，进行对比分析，又举出众多事例，分析人们的各种心理特征，描述了心有疑虑的人的各种幻觉。
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于大理。治则复经【复经】指恢复符合正道的认识。，两疑则惑矣。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乱国之君，乱家之人，此其诚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也，妒缪于道而人诱其所迨也。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是以与治虽走而是己不辍也。岂不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况于蔽者乎？德道之人，乱国之君非之上，乱家之人非之下，岂不哀哉！
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①【九牧】全国。古代相传全国共有九州。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纣是也。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故群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贤良退处而隐逃，此其所以丧九牧之地而虚宗庙之国也。桀死于鬲山，纣县于赤旆，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谏，此蔽塞之祸也。成汤监于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监于殷纣，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长用吕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①也。远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视备色，耳听备声，口食备味，形居备宫，名受备号，生则天下歌，死则四海哭，夫是之谓至盛。《诗》曰：“凤凰秋秋【秋秋】形容跳舞时的姿态。，其翼若干，其声若箫，有凤有凰，乐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齐是也。唐鞅蔽于欲权而逐载子，奚齐蔽于欲国而罪申生，唐鞅戮于宋，奚齐戮于晋。逐贤相，而罪孝兄，身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祸也。故以贪鄙、背叛、争权而不危辱灭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之也。鲍叔、宁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禄与管仲齐。召公、吕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传曰：“知贤之为明，辅贤之谓能，勉之强之，其福必长。”此之谓也。此不蔽之福也。
昔宾孟之蔽者，乱家【乱家】杂家，百家杂说。即指下文墨子、宋子、慎子、申子、惠子、庄子诸人。是也。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嗛矣；由欲谓之道，尽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
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
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
何谓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则必合于不道人而不合于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与不道人论道人，乱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尽取人，则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与道人论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于知道。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作之，则将须道者之虚，则入；将事道者之壹，则尽；将思道者静，则察。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
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