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当晚6点40分以后获知这个消息，通过短信。一开始，我以为这不过是愚人节的把戏。
我不是没有类似经验，在这之前，3月20日左右，曾经有比尔盖茨被刺的假消息通过新闻网站放送，害得我连中午饭都没有吃好。我的编辑一个电话打穿了我的右耳之后，接下来饭桌上所有的记者都纷纷接到了这个信息。大家开始狂打电话为各个编辑部求证此事，场面之混乱癫狂比二战德军撤退的司令部有过之无不及，就像提前过了愚人节。等到证实是去年的烂笑话之后，一桌菜全凉了。
但是4月1日愚人节晚上的这个消息，却让我直觉性地感到大事不妙，与其说是在置疑这是谣言，不如说我是在希望它不过是个玩笑。
之后是失语朋友来电话，看到他的号码，一接起电话，我就意识到刚才的短信是真的。他的沉默背后隐藏着某种冰冷真实的内核，如同北冰洋铅灰色不断涌动的海水，从话筒那边蔓延过来，统统灌进我尚未痊愈的右耳。
我们只交换了简单的两句话。
“是真的？”
“是。”
“为什么？”
“不知道。”
放下电话，我忽然想到，那失语的家伙到底是怎样在不能问问题的情况下核实这件事的呢？这真是一个谜……
我看了看腕表，这是晚上9点钟，整个香港陷入混乱，张国荣被证实死亡，已经从这个世界上一劳永逸地消失了，连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我的一部分青年时代。那是在课间和同学共用一个WALKMAN听他的磁带，把粤语歌词工工整整抄在本子上的时代；也是大学校园槐树浓荫下的布告栏里贴满录象广告的年代，香港电影神奇般的黄金岁月……
在最初乃至最后的喧闹中，我不知道人们有否意识到，因为他的死亡，世界将发生某种变化。
这个城市在4月1日的晚上下了一场百年难遇的大雨。气温骤降，霓虹灯影在雨水中荡漾，一股潮湿莫名所以的气味和张国荣的死讯一起在城市上空回旋。事后我意识到，那是磁场即将发生改变的味道，预兆的味道，世界陷入疯狂和混乱的前兆。
有什么不对了。
之后的1星期里，全香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听过他歌的人们所做的，无非是在用各种语言和方式问：“为什么？”
我在酒馆里喝到深夜的时候也会太息着问相熟的朋友：“怎么会这样？”
即便这不是作为记者，而是我私人在问问题，除去当事人之外，也没有人能够回答。
我失语的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下遇见我，他绕过桌子向我跑来，一屁股坐在我和一堆啤酒瓶对面。
“发现我有什么不同了么？”
我注视他良久，他一副没有睡好的样子，脸上还有道黑，仿佛是抹了块灰在上面，或者是走路撞了墙。但是确实是有什么东西不太一样了，他的目光不再游移不定，那种恍惚和窥看梦境的表情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被一扫而空。
“你……你能够问问题了？”我恍然大悟。
“对了。”
“什么时候恢复的？”
“就在他跳楼之后。”
……
有什么确乎为之改变，从2003年4月1日6点35分那一瞬间开始。
你可以说这一切只是个巧合，但是我宁可相信这是蝴蝶扇翅效应所致。这个格外敏感的灵魂的夭折导致有什么事情在暗中发生了改变。
我的结论是，张国荣的踊身一跳势必对世界造成某种影响，这些后果将在之后一点一点显露出来。
不相信么？走着瞧。
4月1日过后，张国荣占据全国各大报纸头条及娱乐版不到1星期，很快，SARS便取代了他的位置。
一开始，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场疾病会影响到我们。广东和香港地区的疫情一直是一个远在南方的统计数字，换句话说，我不相信自己晨昏颠倒、呼朋唤友、提问不断的生活方式会有所改变。
更何况，2003年的春天是一个比往年更加雨水丰沛的季节，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会是我们在21世纪遇见的最美的一个春天。事实也确实如此，迎春、桃李、海棠次第盛放，山毛榉嫩绿的树叶在阳光下闪亮，天空湛蓝，空气里浮动着温暖的春意，纤细的光线如光亮无比的蜘蛛丝一般随风荡进清晨的窗口。我正准备在户外和啤酒一起度过所有暮春和初夏的夜晚。
坐在纸箱上想起疯了的朋友们（4）
但是整个轻松愉快的气氛在4月20日之后一扫而空，如同我和张国荣一同消失了的那部分青葱岁月。
SARS仿佛在一夜之间进入了这个城市，而我亲眼目睹了它的来临。
4月25日，当我从地铁中钻出地面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正处于本市最繁华的商业地段，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为一条步行街，两边是巨大的商厦。任何时候这里原本都应该都是万头攒动，人来人往。但是，在4月25日下午5点的时候，这条街上所有的商店都门可罗雀，路上的行人不超过20个，而且个个都如临大敌般地戴着口罩。
这景象还不算怪异，之前在路上，我还曾经看见一个驾驶跨斗摩托的人一闪而过，脸上俨然戴着一个军用防毒面具，让人疑心自己身处战火连天的伊拉克。
天空阴云密布，我偶尔抬头，看见身边3米处灯柱的水泥平台上站着一个黑衣男孩，他一手扶着灯柱，昂首望天，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苍白的脸庞，肃穆阴郁，如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笔下的天使——但这并不是真正让人觉得惊讶的地方。最奇特的是，他的背后伸出了两只火红的翅膀，那巨大的翅膀上的羽毛在风中颤动，仿佛随时可以振翅欲飞。
整个情形太过诡异美艳，我魂飞魄散，半晌才呼出一口气来。
当然，目瞪口呆了不到半分钟，我就看见了男孩身边的摄影师和手拿反光板的工作人员，凭常识也知道，这不过是像ELLE、时尚这样的时装杂志在拍外景。从灯柱上跳下来后，“天使”在5秒钟内就恢复成了一个普通的漂亮男模特。当他说笑着转过身去的时候，我发现那红色的翅膀不过是用背带系在他身后的一块硬纸板上的道具而已。
但是我相信，当时在场所有的人，不光我一个，都被这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幕吓了一大跳。
我身边的一个青年男子在最初目睹这一切时，大声地倒抽一口凉气，我听见他在口罩后面发音困难地但是颇为肯定地嘟囔着：“这就是SARS，SARS来了。”
我同意他的话。
4月25日5点零2分整，我们亲眼目睹，SARS伸展开火红的翅膀，如同古代印度神话中的湿婆大神，如同圣经里的复仇天使，威风凛凛地降临到了这个城市的上空。
谁能够否认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呢？
SARS爆发之后的日子，我是在半幽闭状态下度过的。工作基本停顿，每天在家里上网打电话。可能是因为再没有应酬的缘故，反正没有事情干，我开始不厌其烦地买来菜谱、餐具和烹调用品做菜吃。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城市里的病患每天在以3位数的速度增长，大部分饭馆都不营业了。
我迅速恢复了吃早饭和早睡早起的习惯，生活规律倒是越来越接近一般人所推崇的“正常”了。
这个假期开始让人有耳目一新，四肢放松的感觉。但是放到第3周的时候，这种悠闲感逐渐被焦虑所取代。简单地说就是没有事情干，书全部看过，DVD也是一样，再看只会让脑袋疼痛不已。自己做的饭菜没滋没味，睡觉睡的晨昏颠倒怪梦不断，窗外孩子们的嬉戏声在黄昏混杂着炒菜的香味和院子里花草盛开的春日气息传入室内，竟然有些险恶。
焦虑感最终上升为不适，然后是对自身存在的某种怀疑。最后我终于明白，我们日常所谓的干扰、烦恼和这种焦虑感相比，简直是小儿科。人生中不断遭遇的意外和干扰犹如问答般必不可少，我们这个世界原来是建立在烦扰之上的，如同我们的人生建立在问答之上——人彻底不被打扰，就等同于彻底地被遗忘，这样下去，连简单的生活都将无法继续。这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主楼梯和安全楼梯的概念，换言之，人确乎需要某种坐标系来保证自己不曾偏离轨道。
我相信别人和我的处境差不多。对于某一类人，也就是需要用工作或者问题来填充和确认自己人生的人来说，这个强制性的悠长假期开始变得苦涩起来。
“他已经一连1个月没有到车里来了。”
“你肯定么？”
“车上满是灰尘，还落满槐树花……槐树花开过了，你知道么？”
“唔，没有注意。”
“上次和你通话说起他是什么时候？”
“4月1日。”
“你肯定？”
“当然！”
“……那，已经快1个半月了。”
“邻居们怎么说？”
“我跟人打听过了，但是车主似乎是别的楼的。”
……
“你认为他怎样了？是去了哪里么？”
“也许，最近大家不是纷纷外逃么？”
“还有一种可能。”
“是什么？”
“他们得了SARS。”
……
“那我宁可他们外逃了。”
“或者……”
“或者他和什么人私奔了。”
“唔，还是这个更好。”
我和6楼女友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我有种感觉，无论何时给她电话，接起电话的她都是在那个可以看到车的位置上——她的头正靠在6层楼阳台上的窗框边，风在吹拂头发，我甚至可以透过电话线感觉到她的视线，正目光灼灼穿透一切地紧盯着楼下那辆已经有1个半月没有挪窝的半旧捷达。
坐在纸箱上想起疯了的朋友们（5）
“继续观察。”
“还用你说。”
“加油。”
……
早上，我被一个电话叫醒。
勉强爬起来后，我用手搓脸，半天才把散落在床边的意识一点一点拾回脑袋里。
是我那位恋上专业人士的女友，她在电话中急促地叫我的全名，这也是她的一个习惯，平常熟人之间都叫对方的呢称和简称，惟有她是连名带姓一起称呼，每次都搞得我以为那不是在叫我，被弄得莫名紧张，如承大事。
“什么事？”
“他根本就不存在。”
“谁？”
恋上专业人士的女友在电话里讲了足有10分钟，在这期间我兀自在床上和地板上懵懵懂懂地拾捡自己的记忆与意识不停，然后艰难地把它们拼凑在一起。临了，她沉默下来，我惊觉对方正在等我发言，苦恼地“唔”了一声，以手覆额。
意识的拼图还是没有找全，左下角还差那么一小块，究竟是蝴蝶翅膀，猫尾巴尖，还是金盏花花蕊呢？
“喂，你究竟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听见了，听见了。”我忙不迭应道：“你是说你打电话到他办公室去，发现他不是那个部门的人。”
“何止，他根本不是那个公司的人。我最后打到人事部去，他们向我确认，从来没有这么一个人在公司任职。”
“哦……你怎么会想到给他公司打电话的呢？”
“还不是因为SARS。”
恋上专业人士的女友和她现任男友头天参加朋友的饭局，而那人在早上致电她说自己的同事中有一个人刚被当成了疑似病例隔离起来。出于迟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