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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所以我特别感谢我母亲。不管我做到什么程度，她都希望我起码先是个人，最好还是个好人，其他都无所谓。
朱军：你觉得你是个人吗？
崔永元：我是个好人，特别好。我的那些朋友都知道，我就是出了名以后也没忘他们。而且有很多我出名以后交的朋友，偏说在我出名之前就认识我。他们都说我是邻居大妈的儿子，也有人说是邻居大妈孙子的，因为有时候我说话不太好听，比较尖刻。我从1996年开始《实话实说》，一直到今天坐着跟你谈话为止，我都没有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没挣过一分钱，都是规规矩矩地挣台里的工资。
朱军：十年后的你和十年前比较，你觉得哪个时候更快乐？
崔永元：我觉得现在更快乐，现在是在苦恼中找快乐。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礼拜天播的节目谈的可能是是人家礼拜一办公室的话题，整个不对路做着做着真的开始有责任感了。刚开始有责任感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痛苦。做了这么多年，一定程度上讲已经功成名就了，我们还不愿意放弃这个责任感，这就特别值得我们快乐。这个快乐的过程是每天睡不着觉，到早晨八点还睡不着，看着太阳冉冉升起，大家都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了，你还没有入睡。你在想很多事情：为什么别人能做，你就不能做？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苛刻？我觉得想这些的时候是挺痛苦的，但是之所以还这么想就说明自己还在坚持、没有放弃。为了这个，应该高兴、应该快乐。（掌声）
朱军：你是在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说，我听了却想哭。可能每一个主持人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都会有这种感受。但是有时候我会想：凭什么呀？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累呀，何必呢？
崔永元：因为我们是在媒体里工作，媒体会影响很多人。很多孩子都是看着电视长大的，他们很多思想、观念、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做人的态度和方法，都是从电视里面学到的。尤其是我自己有了孩子的时候，责任感就更强了，因为我的困惑更多了。她上小学三年级，每天都会把社会上的问题带回来。我教育她的时候觉得手足无措。我们的电视节目可能会影响更多的家庭，影响更多的孩子，你说没责任感行吗？说到抑郁症，我觉得抑郁症病人选择自杀是最痛快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媒介上要告诉大家正确认识这种疾病，要去看医生，医生可以帮助你，而不能号召大家自杀。这就是个人选择和媒体选择的不同。（掌声）
朱军：这就是这个职业应当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崔永元：我们老说国外开放，没人管，绝对不是这样的。那要看是什么台、什么频道，收费频道、成人频道是有限制级的节目，但是公共电视台是任何人都可以看的，不分年龄、不收费。没有一个公共电视台的节目是好看的，因为好看不是它的标准，它要向公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讯，要传递这个民族的文化、文明。能说国家电视台不是公共电视台吗？我觉得就是。所以我们很多地方非常过分，比西方那些国家还要过分。我们甚至没法跟自己的孩子一起看一个节目，因为他们都抱在一起了，一个把另一个按在地上了。公共电视台就是这个社会最低的道德水准，你不能超越它，这就是责任。我跟他们说我失眠是抑郁症造成的，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但是我很认真地跟他们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发现你真是有病。”（热烈的掌声）
朱军：我知道你现在做《电影传奇》，其实也是因为在小的时候受到了那些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电影的影响。做了多少集了？
崔永元：已经做好了一百多集了。
朱军：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
崔永元：太快乐了，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我这种快乐。我每天都在跟我的偶像打交道，因为小时候我就是看着他们的电影长大的。
朱军：我做《艺术人生》四年多，采访了两百多个嘉宾，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可以吸取的东西，我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了人性当中闪光的东西，所以我能不断修整自己。
崔永元：我觉得他们给我信心。因为我在同龄人或者比我年龄低的人中寻找同道者的时候，我有时觉得很艰难。因为他们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他们甚至说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但是我采访这些老艺术家的时候，我发现社会没变成他们说的那样。这些老艺术家还像当年那样敬业，所以我觉得我身边的同道者很多，支持我的人也很多，心里也就会更踏实一点。
朱军：有没有人会经常说，小崔你已经老了？
崔永元：有，确实老了。我20号过的生日，已经42了。人过42古来稀，人到42还当谈话节目主持人、人过42还主持《实话实说》，古来稀啊。我觉得现在干干《电影传奇》挺好的，因为《实话实说》可能更需要脑子好。
朱军：往往有些时候，我们会下意识地排斥比我们小的人。
崔永元：有可能。我觉得一定要分清我和我所在的这个媒体，或者说我所在的节目。作为个人，我非常宽容，宽容得你难以想像。年轻人愿意干什么都行，我不会管他、不会干涉他，也不会说三道四。但是我所在的媒体要有非常严肃的观点。比如说白岩松可以特崇拜F4，但是他的《新闻会客厅》对待这件事情就要有所慎重，这是一个原则的区别。（掌声，笑声）
朱军：重复以上嘉宾的规定动作，在这个平台上，想给你的观众说点什么？
崔永元：我想说的都跟他们说了，他们都知道。说句大家最爱听的话吧，要不显得我很落伍，恭喜发财。（掌声，笑声）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董卿王志
董卿王志
朱军：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嘉宾，董卿、王志。
王志：我特别不习惯这种场合，太漂亮，所以我们采访一直在另外一种场合。除非是不可能，我们一直坚决要求到被采访对象所在的那个环境当中做节目。我在《东方时空》第一次出镜的时候就养成这个毛病了，因为我没有学过，我干主持人是个误会。我不太习惯当众谈论带有隐私性的话题，但是大家可能不会支持我。
朱军：可是你每每端着这样的姿势，逼得对方无路可逃，“你再说一遍。我觉得不是这样。”（笑声）
王志：所以这挺矛盾的，但是我的节目有底线。人家说我挺尖刻的，我不同意。我充其量叫尖锐，我不会尖刻，置疑是有底线的，不能没完没了。大家都说我把牛群逼得挺狠，但是采访完了以后人家请我吃饭。为什么请我吃饭？因为我问的都是大家应该问的事情，我问的都是对公众负责任。
朱军：刚刚进入中央电视台的人都会有的一种感觉。觉得上头有好多好多人，你要一个一个地去追赶。
王志：为什么要去追赶呢？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对我来说，绝对是财富。我们住在六里桥地下室的时候，镜头前一坐，西装革履，也就那一套西装，晚上你又回到地下室去了，像地老鼠一样。很多人不都这么住嘛，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外省青年。都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挺正常，而且工资拿得也不低呀。那个时候我记得是800，800在1994年不算低。
朱军：我们回过头来问董卿。今年的大年三十直播完了以后，你是怎么过的？
董卿：我回家了，在北京租的房子。从接到春晚通知，然后到投入到整个筹备工作，无数次的排练一直到年三十晚上和大家见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体验了很多的情绪和心情，我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当所有的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我记得在零点钟声过后，眼看着晚会就要接近尾声了，我问朱军“完了以后干吗”，他说家有一帮朋友等着他。我问周涛完了以后的安排，她说爸妈在家等着她呢。我问李咏，他说已经买好了去度假的机票了。那一刻是有一点不知所措，倒也很难说是伤感，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接下来是我一个人的时间，我有一点点害怕。我回家以后，找了点吃的，饿死了，已经快两点了。我打开电视，非常认真地看了一遍春节晚会重播，到凌晨七点，倒头睡觉了。我特别迷恋工作的过程，已经到了一种像飞蛾扑火的狂热。可能我的外表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稳重、温文尔雅的，但是内心里的那种力量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有一天我也会遗憾，我会遗憾在该恋爱的时候没有恋爱，该成家的时候没有成家，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我遗憾没有给父母更多的时间。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说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孩子，但现在根本停不下来。
王志：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快乐和苦恼在别人看起来都很平常。我们是有挺多的困难，但比起那些没有饭吃的，拿不到工资的，那才叫苦难。我可能无法理解你们灯光亮起来的时候的那种快乐。但是我可以说，当灯光熄灭的时候，如果你们还感到快乐，那是真正的快乐。（笑声）
朱军：其实想明白想不明白都不重要，我觉得享受这个过程最重要。无论你是愿意苦一生再去晒太阳，还是愿意这辈子一生下来就晒太阳，全在自己。只要自己喜欢，那就好。只要自己晒得舒服就行。
王志：还是不一样，我既要享受过程，我更注重结果。
朱军：回到刚才的共同话题，在这个平台上，给你的观众说你最想说的话，一定是真话。
王志：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你可能不喜欢我的节目，但是别强迫我干我不愿意干的事，别强迫我去改变我自己。你可以把电视机关掉，你可以改频道，相互尊重，互相宽容。（掌声）
董卿：我记得好像是莫泊桑的《人生》里有一句话，“生活永远不可能像你想像得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像得那么糟。”我有时候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让我泪流满面，但是有时候也可以咬着牙走很长一段路。不论是哪一种状况，我非常真心地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力量来自于你们。（掌声）
《艺术人生》 第三部分沈力陈铎
沈力陈铎
主持人：我们应该用更加热烈的掌声，请上我们的两位前辈，沈力老师和陈铎老师。共和国的第一次电视播音，也就是沈力老师的第一次电视播音。陈铎老师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前辈了。当着两位老师的面，我真的不想提问，也不敢提问。听了我们这一代人说了那么多体会，两位老师想说什么？
沈力：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一个开放的时代。他们有非常好的机遇，能够站在自己栏目的主持台上，而且他们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不是羡慕他们，我是敬佩他们，而且从心里头为他们高兴。（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