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如果人家看得起我就是看得起中国人。我希望为中国人争光，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发扬光大。如果你不欣赏我，也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情绪，我可以一样做得这么开心。我的哲学就是：如果我每天能让一个人微笑，令一个人开心，那对我自己来说这天就是很有意义的一天。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1）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位于多瑙河上游的终点，由此开始，河面渐渐展宽，河道愈见弯曲，水流也趋于平稳。蓝色的多瑙河静静地穿流在维也纳市区，像一条蜿蜒曲折的飘带，映衬着两岸绮丽的风光。优美的维也纳森林伸展在市郊，郁郁葱葱，终年绿荫蔽日。这个素有“多瑙河之神”和“世界音乐名城”的浪漫城市，吸引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目光，令许多人的留连忘返。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在这优雅、浪漫的背后，曾经有过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多少段普通人经历的艰辛旅程。
在维也纳不大的华人圈中，马海滨是个名人。他的一场官司，同时卷入了奥地利的司法和警察两个部门，在当地引起了巨大反响。而马海滨本人，也在这场风波里苦苦挣扎了十年。十年前，他有着上千万先令的身价，可如今却住在维也纳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库房里，靠朝不保夕的借济度日。
一
马海滨，祖籍云南昆明，1959年生人。出身干部家庭的他，在出国前当过兵，做过导游。1986年，马海滨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的司机，开始了在维也纳的生活。27岁的他是令人羡慕的。同年底，马海滨和一位名叫文芳的歌唱演员相遇，而命运之手也即将把现有的一切颠覆。
一次联合国的联谊活动中，大使夫人邀请当时在维也纳学声乐的文芳等前去演出。活动完毕，马海滨被安排驾车送她们回家。就这样，他们彼此相识。马海滨了解到她比自己大四岁，已成家，有丈夫。但是，在以后的交往中，单身的马海滨从文芳那里得到了最需要的温暖。他们很快便相爱，结婚。
此时，马海滨已经通过倒卖烟酒和中国工艺品，积累了一笔资金。于是，1989年，两人共同成立了一家专门经销台布的公司，名叫三星。马海滨说，他的投资占公司股份的75％。在当时的欧洲，台布生意还是一个新市场，公司的货源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成本低，收益高。三星公司不仅批发零售，而且频繁参加欧洲各地的博览会，利润像潮水一样涌来。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单先生，1991年到格拉兹去”，马海滨回忆道：“他看见我跟文芳在格拉兹博览会上卖台布。回去以后，他就跟别人讲，他们在里面跟发报纸一样，就这样来形容。”他说，当年生意红火的程度真是难以想象，“每天晚上文芳一点钱，都一大摞，好几万先令。”
梦想的膨胀促使马海滨更加拼命地奔波于欧洲的各大博览会，文芳则负责打理公司内部的营运，其中自然包括了理财。对于这一点，马海滨起初并不介意，而随着时间的积累，两人之间出现了夫妻店最常见的问题：意见不合，摩擦也越来越多。
马海滨说，自己不会去计较生活中的买多少钱的衣服这种小问题，哪怕花上几千个先令也不会在意，但是对于生意上的投资和公司的进货问题，他干涉的很多。特别是在国内业务的往来上，在零点几个美金上，都抠得很紧。但是妻子和他正相反，总是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大事上却马马忽忽。再加上马海滨文化程度没有大学毕业的妻子高，高中没毕业就去当兵了，妻子总是觉得他是个大老粗，不懂得经营。马海滨慢慢觉得，他们之间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地方，妻子总是事事以自己为中心，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就这样，双方的争吵也逐渐多了起来。吵得最凶的时候，马海滨曾气得抄起杯子，把自己18K金的名牌手表一下子砸坏。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2）
长期的争吵，使得马海滨和文芳变得貌合神离。1993年这场名存实亡的婚姻终于触礁，一次回中国谈生意的偶然机会，马海滨和前女友旧情复燃。同年发生了两件事情，马海滨的前女友为他生下一女，而文芳则在怀孕后不甚流产，这两件事情正式宣告了两人婚姻的死刑。1994年2月1日，两人终于决定离婚，但谁知，在法院办离婚的当天，文芳却出尔反尔。
当天，他们心平气和地说好，一同去法院办理离婚手续。两人一起从公司出来，到了当地十五区法院。马海滨交了1000先令的费用，随后便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可文芳不但没签字，反而掉头跑回了公司办公室。气愤之余，她将电脑、电话机、打印纸等办公用品全都摔在了地上，随后便报警说，马海滨威胁她，逼她离婚，否则就杀了她。在此之前，他们吵架，她也曾报过警，马海滨被警察抓走关几个小时之后，就被放了出来。
可这次，她将丈夫告上了维也纳法庭，声称马海滨长期施以暴力威胁，也曾以恐吓手段导致自己流产。法庭判决马海滨半年不能回家，如要探望必须有第三者在场，警方一旦再度接到报警，将立即逮捕马海滨。两个月后，马海滨再也无法忍受无家可归的日子，决定回国探望女儿，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决定给他带来的却是十年的灾难。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3）
1994年4月，马海滨准备暂时离开维也纳，回国探亲之时，他的留奥签证正好即将到期，需要续签。出于夫妻的信任，他委托文芳关注维也纳的签证进度，他打电话跟文芳说，如果我的签证下来了，你马上通知我，随后他便回到了中国。
可回国之后，左等右等，都没有签证的一点消息，文芳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来，马海滨觉得事有蹊跷，就开始不停往维也纳打电话询问情况。在国内的近两年时间，光是长途电话费就花了十几万人民币。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永远失去了合法进入奥地利的机会。
1995年底，马海滨终于打听到自己在奥地利的户口已经被注销，马海滨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重新托人申请签证，然而尽管他详细写尽了各种理由，一次一次地往使馆跑，到最后，那些领事部的外交官一见到马海滨来都躲他，可他的要求始终遭到大使馆的拒绝。最后一次被拒签，领事给他签下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奥地利不再欢迎你。
这张随意的纸条就像一道宣判书，将马海滨和他在奥地利的所有生活彻底切断。但是，更让马海滨没有想到的是，在离开奥地利的期间，他在三星公司75％的股份已经通过一份有着他本人签名的委托书，瞬间转让给了他人。身在中国的马海滨在收到这份委托书的复印件之后，感到十分震惊。他从来也没有签过这样一份文件，也从没有想到文芳会做出伪造签名，出卖他公司股份的事情。
他发现，这份委托书全部是德文写的，没有经过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奥地利驻中国大使馆的任何认证，就到了他的手上。经过专家鉴定，委托书上的签名也完全出于他人之手。1996年底，马海滨再也不能让事情这样无限制地拖下去了，他决定马上离开，回到奥地利，调查事情的真相。
第四部分欲望多瑙河（4）
1996年底，马海滨通过偷渡回到了奥地利，并立即找律师展开调查。可此时，他在维也纳的全部财产早已不再属于他自己。同时，他更没有在奥地利合法居留的身份。很快地，马海滨成为了警察抓捕的对象。在回奥地利的头三年当中，马海滨三次被关押，其中1997年的经历，把马海滨推上了生死线。
回忆起当年被警察关押、侮辱并押送回国的经历，马海滨的脸上显现出激动和愤怒的神情。他说提审他的警察对他十分不友好，甚至侮辱他的人格。马海滨说：“当我说我在奥地利有公司，有财产的时候，他就显现出一脸不屑的样子，摇着头说‘NO……’，还冲我大声地吼叫。”
马海滨告诉我们：“我在克拉根福特有一个代言人，钟老师。他到监狱里来看我，专门带了一些材料来，让他（提审警察）看一看。可他‘咣叽’就给打一边去了，手抬得很高的这个样子。我所说的这些东西，他全部不承认，不让我说话，就非要强行押我（回国）。我就讲了，我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就让我回去，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不符合人权的。”
此时的马海滨无论如何是不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去的，他觉得自己很冤枉，曾经全部的生活都奥地利，可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决定以自杀来表示抗议！
在洗澡的时候，监狱里发了剃须刀。马海滨用打火机将周围的塑料烧化，把刀片取了出来。之后，他就拿万宝路香烟的锡纸将刀片包起来，塞到牙齿底下，藏起来。等到警察来押送的时候，他首先被他们用皮带捆了起来，然后上了车，开往维也纳机场。
车子刚进维也纳，马海滨就取出刀片，往自己的手腕上划去，第一下没有什么反应，当划第二下的时候，鲜血“哗”地一下喷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衬衣、皮带、短裤，不一会，警察们回过头，看见马海滨面色苍白，车子的地板上流了一大片血。他们赶紧用急救包里的物品，将他的伤口简单包扎处理了一下。但他们并没有立即开车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急救，而是一直开到了一个叫什维夏的地方。那个地方靠近机场，有个警察局。他们找到了那里的警察，在当地警察的带领下，他们穿过小路，将马海滨带到了很小的私人诊所，对他进行了治疗。更让马海滨难以忍受的是，他们的态度十分粗暴恶劣，强行将他按倒在地板上半躺着，还用一条腿的膝盖，狠狠地压在他下身的要害部位。马海滨疼得大叫起来。
包扎好伤口之后，他们没法再将马海滨押送回国，只得先将他送回警察局看守所。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停下车在一个加油站休息，三名警察轮换着去咖啡馆里喝东西。当时，马海滨手上打的麻药药力已经过去，便开始感到疼痛难忍，不禁呻吟了起来。此时，一个年轻点的黄头发警察在车外，悠闲地抽着烟，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望着狼狈不堪的马海滨。他还打开车门，关掉车里的暖气，存心让冷风吹着马海滨，心里恨不得再让他尝点苦头。
马海滨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冲那警察咆哮，大骂他是“法西斯”。但他毫不在乎，翘着二郎腿，哈哈大笑。一个多小时以后，衣着单薄的马海滨已经被冻得够戗了，他们三人才轮换着喝完咖啡，结束休息，继续赶路，回到了警察局。
由于割脉事件马海滨被送回了监狱。在一间封闭的单人牢房关了5天之后，他被再次遣返。为了防止马海滨有任何过激的行为，警局派了三名外事警察对马海滨进行全程押送。这一次，他们狠狠地将他的手捆了好几圈，勒得他手腕上的伤口又出了血。绝望的马海滨继续反抗，他一上车就疯了似的，拼命用头去撞车窗上的玻璃。警察们看到他如此不老实，就用备用的安全带将他牢牢地捆在了车子的后排座椅上，一动也动弹不得。
到达机场后，还没下车，马海滨一看到车外有人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