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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不测风云。爸只干了两年就摔断了腿，老板只支付了医药费，往后的日子怎么过？老板不闻不问，托人把摔断了双腿的爸送回了家。原已生气勃勃的家一下子又跌进了冰窟窿，每个人透心地凉。我没有丝毫犹豫，决定退学，我是男子汉，我要撑起这个家。那夜，姐没睡，把我叫到屋外的树下，那夜如水的月光清亮、温柔极了，月牙儿又美又亮。我望着阿姐秀丽的脸庞，阿姐的一双眼睛就像这月牙儿一样美丽温柔，一样明亮清沏。晚风轻轻地摇动着树梢，繁茂交错的树叶像筛子，滤过的月光点点片片落在我的黑布衣上，姐说：“姐进城去挣钱，给爸治病，助你上学。有姐在，你就能读完中学，读完大学，就像这月光，只要不起风下雨，总会发光。”
新春正月初五，姐就离开了家，妈搀扶着夹着拐杖的爸，双双站在家门的树下，直到姐消失在远方的山麓下。爸成了家庭妇男，养猪，做饭，妈下田干活。一年后，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大学。我上大学的那天，姐特地请假回来送我。上车前，她悄悄地塞了一叠钱给我说：“弟，这是你的零花钱，进了城里，进了大学，再不能像在山里。姐每月还会给你寄钱的。”姐已给足了学费、旅差费，她从哪里又省下这些，我心里一热，紧紧握住姐姐的手，一切要说的话都埋在心里。几年后就会长成大树，长成一棵绿色的大树，为爸妈遮风撑雨，让姐在树下歇息。到校我点了那叠钱，是666元钱，是姐姐的祝福啊！姐在餐馆里做服务员，月收入只有三四百，还要给爸妈寄钱，姐省哪！
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我回了趟家。把自己在学校的见闻、欢乐与父母、阿姐一起分享。这年春节是阿爸病后最快乐的一个春节，这一点一滴快乐都是阿姐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一连两个假期我都没有回家，在城里干活，做家教，扫厕所，为自己挣学费。我不能拖累姐。我不知家中的破屋又遇上了连夜雨。
大二时妈病了，家里人怕影响我读书，瞒着我。姐觉得告诉我没有什么益处，既不能出钱，又不能出力，还分散精力。一点小病乡下人是不会上医院的，何况妈患的是妇科病，她相信土郎中，相信吃几包草药会好。草药一吃就是半年，病情越来越重，这才到县医院去诊治。这一去，爸妈吓了一跳，患的是癌症，而且是快进入晚期了。要转到省城大医院去治，妈不想去，还是爸告诉了姐。姐借了1000块钱，陪妈去了省妇幼保健院。入院的押金要3000元。妈和姐不得不回去筹钱。说是回家筹钱，家中哪有钱筹，只有等姐去借。住进了院，医生说要先做化疗，再做手术，整个疗程要1。5万块，天哪，妈当时就吓蒙了。我们山里人哪听说过治病要1万块钱。你算算，我们人均年收入不到4位数，这得要多少年呀！姐决定再借。姐每月的工资还不够还利息呀，这沉重的债务日后怎么还！爸急，妈更急，趁姐借钱离院时，妈办了出院手续，她拒绝治疗，回到家乡。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如晴天霹雳响在我家上空。村委会主任带来一名警察，调查我姐，说姐被拘留了，怀疑她参与卖淫。这雷声太大了，父母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村里人将会用什么样的目光审视我们家，父母将有什么样的脸面在这儿生活下去。妈说，这一切都是她惹的祸，由她来了结吧！
在一个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妈选择跳崖，自杀了。崖很深，很深，很陡，很陡，我们根本无法下去寻找她。我想我妈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活着她不愿麻烦子女，死后也不麻烦我们。我赶回家中，朝崖下拜了几拜，朝崖下放了几串鞭炮，我只能用这个词：欲哭无泪。我跪在崖前，面对高山与悬崖，仰望盘旋的苍鹰和停留的白云，我捶着自己的胸脯，我哭什么？我该说什么？我只有大声地喊叫。这时，姐来了，我听见了身后的抽泣，姐跪在我身边，不停地像祥林嫂样复述着一句话：“妈，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那又是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我和姐坐在屋外的树下，我望着姐秀丽的脸庞，泪水在月光下闪闪烁烁，那目光像今夜月光一样朦朦胧胧。“姐是清白的。”姐说，“我为了让妈能住院、能治病，餐厅下班后，我又到歌舞厅，我没有陪睡，没有！没有！！姐是清白的，姐赚的钱也是干净的！姐的心就像月光一样洁白！”
“从今后我再不会用你的钱！”我说。我走了，第二天我就乘车返校了。我刚踏进校门，就接到一封加急电报：“速回，姐去世。”姐留给我的是一张白纸上写的两行字：弟，我是清白的，我赚的钱也是清白的。债务我全部还清了，还有一张美元在我包里，你留着做个纪念吧！我到妈妈那儿去了！
我也只能用这个词：欲哭无泪。
患“绝症”后自杀的悲剧还在发生，求医买单演绎的悲情还在继续。
也许，我们不应该这样去思考：我们的一顿饭局、一次卡拉OK合农民一年多少收入？我们下笔开一张处方要农民支付出几头肥壮的猪？
也许，我们不应该这样去追问：居住在青山绿水，富有诗意的乡村的农民为什么总要承受那么重、那么多的疾病的冲击？
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要求自己：我们能给农村的父老乡亲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但有一条我们该明白，患病对农民意味着什么？求医埋单，那是一条风雨兼程的漫漫之路。他希望能快步走到尽头。他们希望有柄绿色的伞在他们头上撑起。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13节 农民欠费：关爱遭遇尴尬（1）
看病是要付钱的，农民知道这个理，知道这个理就不来看病。遇到意外“扛”和“拖”就没用了。昂贵的住院支付不起，惟一的办法就是一走了之。
农民欠医药费：这不是哪个县、哪座城市、哪家医院的问题，这已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河北马河镇农民工老王高热，诊断是出血热，住进了北京地坛医院，住院治疗39天后痊愈，老王悄悄地跑了，留下了是5650元的欠费。
还是地坛医院，
进京打工的陕西农民工黄道福突患急性传染病，在地坛医院抢救了9天9夜。重新获得生命之后，他带着随身物品失去了踪影，留下8000元欠费。这都是2004年发生的事。
前几年在海淀医院医务科，我看到一堆留作抵押的证件，有身份证、驾驶证、工作证、学生证。从籍贯看，河南、山东、新疆。
医务科同志告诉我一件家属弃病人而逃的恼人的事。1999年深秋，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们出了一次特殊的差。他们驱车几百里去河北定兴县，把一个两个月大的孩子送回他父母身边，因为孩子的父母为了不交治疗费，扔下孩子自己跑了。孩子患的是脑病，经过医院的治疗，孩子已经恢复正常，就在医院向家长第二次发出交费通知之后，孩子的父母自己跑了，把孩子留在医院。病房的医生护士在完成日常治疗工作但同时，不得不承担起养育的责任，生怕孩子出现问题。为了保证孩子安全回家，医院专门派了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护送，其中的辛苦和花销可想而知，儿童医院已经为此背了几十万元的欠款。有的遗弃的孩子已经三四岁了，懂事了，每天哭着喊妈妈，医护人员实在不忍心听下去。
北京这些医院的情况，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缩影。综观全国医院，此事知多少！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哈尔滨，可以说，只要有医院的地方就有这类事发生。
面对危重病人，你能不救？你敢不救？过去是道德约束，现在是法律约束。1999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生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理。
江医一附院急诊科有30多张观察床，急诊科主任黄亮教授告诉，欠费的大都是农民、农民工。农民以中毒、外伤、自杀类病种为多，农民工则大多数是意外伤害，偶有急腹症。有次郊区农村农药中毒，一下送来十几个人，时间就是生命，你这时还能问钱的事吗？如果是集体中毒，由单位付款，许多人就会赖着不走。如果是自己花钱，病情好转一点，人影子都不见了。外伤的农民工更可怜，无家属、无亲戚。如果老板在医院有几个熟人，还转弯抹角来叮嘱我们少用点药，少收点治疗费，只要不死，让他们赶快出院。我们尽心尽力了，病人获救了，治愈了，欠费了，按医院土政策，欠费的负担都落在医务人员身上。可以这么说，我们十二分地同情农民，当扣我们奖金时，我们又十二分地尴尬和无奈。
黄亮问：“抢救后医药费由谁‘埋单’？”《医师法》中没有规定。各医院却有这样的规定，所欠的费用一律由科室自行消化。这个四川来的老乡抢救花费了1万多元，按20％扣除该科奖金，也就是罚经管医生那组医务人员2000元。最后，这个川兄回家的路费还是全科赞助的。
一名护士说：“我们献出了爱心，医院并没有减少对我们的罚款，谁爱我们呢？我们也要活命。”病人的欠款是无底深渊，稍不留神，这个医生这个科一年的劳动就白搭了。
这也就是医院、医生为什么怕接诊农民患者的缘由吧！
该院医务科李建林副科长讲述了几件事。
四川省达县亭止镇江阳乡两角村4组一个姓刘的农民来南昌打工，突然肚子痛。老板托人送到医院就诊。当夜确诊为急性阑尾炎，老板代他预交了1千元，进手术室开刀。拆线时，经管医生说，还欠几百元，请你交款，准备出院。当夜病人就不见了，这次欠费不多。
有时不仅是欠费，连病人都不要。南昌市昌东镇一个妇女因交通事故受伤，送到医院昏迷不醒。家属不问，肇事者本身就贫穷也无力过问，医院花去了费用4万元。当病情稳定后，把病人送回家，家属竟又送回了医院，理由是：官司没打完。
欠得最多的一次是陕西省安康市一名叫陈卫发的农民。他来江西武宁县打工。由于工地事故，跳楼逃命，被电烧灼伤，多处骨折住院抢救。老板丢下了2万元走了。而花掉的费用是7万多元。找谁要？要病人出院，病人还不肯出院，医院只好打电话找到安康市政府办公室，那边回答是，你们可以转告他儿子。又打通了他儿子的电话，又和其所在乡政府通电话。乡政府回答，他们家很穷，很穷。52岁的人还离乡背井打工，不穷吗？总得要把老陈送回家吧，老呆在医院也不是个事。他会走吗？最后找到救助站，护送这名农民返家。所欠费用只好成一笔呆账，挂在那儿。
农民病人大都是意外伤害。如是救不活，家属或老板会弃人而走，如果能救活，痊愈，病人自己会席卷铺盖而走，欠费已超过了他们心理承受力。过多的欠费，即使一些农民倾家荡产也难还清。
2000年元宵节，一附院脑外科接诊了一个颅内出血的民工，开颅止血是惟一的抢救方法，两个人陪同而来。拿着住院证说，先抢救吧，我们交费去。CT、剃头，推进手术室。手术有序地进行着，凌晨术毕。当值班医生找家属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