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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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 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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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女士是花费了近1万元的医药费用后才转到血防站住院治疗的。那个来自农村的小男孩也花去了几千元才走向正确正规的治疗。经济上、肉体上、精神上的损失我暂不进行讨论。我想说的是,这种曾经严重危害中国老农民的血吸虫病怎么会让医务工作者忘记了呢?而且是几所大医院、几位老专家,而且这些医院、这些专家离疫区也只不过50多华里,是他们业务水平不高?是设备技术落后?非也!是对血及虫病的警惕失落了。诊断不难,有疫水接触史,发热,腹泻,肝脾肿大,末梢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进一步查大便,做环卵沉淀试验,就可以确诊了。血吸虫病的治疗已进入规范化。    
    这两例典型的误诊已由江西省新建县血防站站长胡位陈主任医师撰写论文,发表在2004年《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上,可以说,这样的误诊在当前疫区极具有代表性。至少说明2点:一是血吸虫病的复燃和蔓延;二是一些医生对这种病忘却了、陌生了。    
    就在这年夏天,我在南昌豆花餐馆遇见一个从余江县来打工的小姑娘。“非典”刚过,被困的心像飞出笼的小鸟,停在哪儿都会唧喳地叫几声。自然聊起抗击“非典”后的喜悦,谈到瘟疫,自然背起毛泽东同志著名诗句:“借向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我问她,你能背吗?她笑得很美,轻轻地说:“不会。”“送什么瘟神,你知道吗?”我又问,她摇摇头。别人摇摇头可以,她摇摇头,我诧异了,遗憾了,不悦了。这首诗就是写余江的呀!    
    我不信,余江县年轻人会不知道这首诗,这件事。岁末我到了余江县,在城街头,我询问了几个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惊讶地反问我,还知道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干什么?什么灭血吸虫?毛泽东同志写了什么诗?那是纪念馆讲解员的事,她们的职业要求她们顺背倒背。一个家住邓埠的青年农民爽直地对我说,我长大后见到的是大人都在忙于赚钱,忙于到外地打工,哪还有空去回忆那些不愉快的事。一个年轻的干警工作在春涛乡,他也坦诚地与我交谈:其实纪念馆离我们家很近,从小到大,就没去参观过。我们年轻人感兴趣的是未来是明天。他们反问我,你看过余江的余雕吗?鹰潭市没有,全国都没有,世界也没有。    
    余雕已成了余江人的骄傲,余雕已成了全国木雕行业的龙头,饮誉五洲四海。他的领头人叫张果喜,德国、日本都有他的公司,他以出色的成绩被天文界将国际编号3208的小行星命名为“张果喜星”。他的名字,他的企业,和他的产品一样享誉世界。余江人当然喜欢谈自豪的事、骄傲的事,谁还愿把“瘟疫”再抖动起来呢?张果喜生于1952年7月6日,属龙的。那正是血吸虫肆虐的年代。他赶上了消灭血吸虫的好时代,尽管那时没脱贫,没钱去读书,没念完小学他就当了学徒,他健壮的体魄、他聪敏的头脑,使他获得生存的本领。他又赶上了好时代,在第三个龙年他当上了木雕厂的厂长了。健康、智慧、机遇成就了他。我可以这样问一句:如果没有消灭血吸虫,如果血吸虫病还在传播,他的事业与他本人会不会受到血吸虫的伤害呢?    
    2003年的初夏,余江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河西学校二年级学生,8岁的洪嗣之在爸爸洪军华陪同下骑车从南昌出发经历了57天,到达拉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他父子俩在3000米高原上,登车以每日127公里的速度行驶,对于8岁的小孩子是一个奇迹。    
    50年前,余江邓家埠是血吸虫的重灾区,1958年前该场有螺总面积占全县有螺面积的16。94%。1957年为灭螺,将10。5亩水田改为旱田,43亩藕塘刨土改造。血吸虫消灭了,血吸虫病治好了,百姓们安居乐业了。今天洪军华、洪嗣之父子的名字不停地在报上转载,读者都在为他们父子的精神、体魄惊叹之时?有没有人去想一想他们父辈生活在疫区的那段日子?是他们的父辈改变了那段日子,才有了今天,才有了今天欢乐的余江。我徜徉在余江县城街头,听到春风一样的笑声,看到花一样的笑容,我不能不去想,想过去,想今天,想农村,想农民,想血吸虫,想血吸虫病和与血吸虫战斗过的人们。    
    2毛泽东与余江    
    余江县位于江西东北部,浙赣线上,古称安仁县。民国三年(1914年)改名余江,县志载:“余江今县名。民国以江西安仁县改置,县在余水之滨,有余江,故名,属江西豫章道。”改革开放前90%人口从事农业,无论从经济实力、交通位置、人文地理、名胜古迹,世人都很难认识和了解赣东北的这个贫困小县。    
    2000年春天,我为完成“贫困致不良习惯与疾病关系”课题,来到这里。县城不大,出汽车站,半里路有座宏伟的纪念馆,高大的立柱、宽敞的台阶显示了这座建筑物的气势。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来到纪念馆大门前,驻足耸立,仰望着,这座纪念馆是为了纪念一个人,纪念一首诗,纪念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件伟大的胜利而修建的。它的名字叫:送瘟神纪念馆。    
    《送瘟神》是毛泽东同志于1958年7月1日晨写的一首七律。被称之为瘟神的是一种命名为血吸虫的寄生虫所致的疾病,叫血吸虫病。正是因为这种病,这首诗,及这种病在余江县的消灭,使余江县举世闻名。国内外学者到这儿来取经学习,游人到这儿来参观访问,墨客骚人为之写诗作画,讴歌赞美。于是有了电影《枯木逢春》,有了话剧《换了人间》,有了文集《春满余江》,有了一篇篇关于“血防”经验的论文,有了许许多多的身影和接踵而至的脚步。    
    我拾级而上,走进了送瘟神纪念馆。    
    那是22年前,为纪念毛泽东同志《送瘟神二首》诗篇发表20周年,国家卫生部和江西省卫生厅拨款55万元在余江县兴建了这座宏伟的建筑。馆内陈列着历年的史料,展现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容颜和送瘟神的战斗历程。人疫之战的一根红线在我眼前飘动着。    
    在一张照片前,我停步凝望。    
    那是一张极普通的照片:画面无人,只有1张书桌、1把藤椅,书桌上是台灯、笔筒、砚台、纸张;书桌前方是一扇透明的落地大窗。窗外依稀可见几株小树含苞吐绿。照片的题目是:毛主席在这间房里写作《送瘟神二首》。    
    1958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那天,毛泽东同志正在杭州,他老人家素来重视报纸,素来要读当天的报纸,尤其是钟情于《人民日报》,几乎每个版面都要细看。这篇文章不在头版头条,翻开二、三版,有评论员文章:《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往下的文章是《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高速发展》,再往下才是《第一面红旗》,副标题的字不大,却吸引住了他老人家的目光,读罢,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声说:“好,好,全国都这样该多好啊……”    
    那夜的月光一定如流水般静静地泻在那含苞吐绿的树叶上,穿过枝丫闪闪烁烁地洒满一地。日理万机的他,处理了许许多多国事后,那篇关于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又浮出他的脑海,他一定夹着一枝烟在窗前踱步,窗外静寂,心潮难平,浮想联翩,遥望南天,他老人家会想些什么呢?仅仅是为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而高兴吗?仅仅是想到“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吗?    
    惯于在深夜工作的他,会不会在那盏台灯下,摊开地图找到余江县,找到离余江县城最近,受害最重的蓝田畈呢?    
    也许他从没听过蓝田畈的民谣:“蓝田畈的禾,亩田割一箩”;从没见过蓝田畈的农民的病态是:“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他深知道血吸虫病的危害。    
    余江县荐头村原是500多户,2200多人的大村,后来由于患了血吸虫病,家破人亡,到20世纪50年代初,只剩七八户人家,共24人,由村变成了组。马岗乌钦底村12户人家,10余年见不到尿布,听不到婴儿的哭声。县志有这样的记载:“上黄府,下黄县,乌钦底金銮殿。”可见当年乌钦底的威望和繁华。余江县受害的疫区被血吸虫病夺去生命的有2。9万人,毁灭村庄42个。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1节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恶战(2)

    建国初期,被血吸虫危害的县乡村又何止一个余江县。当时,血吸虫病已危及我国长江中下游流域12个县,381个县市。尤以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周边县市严重。根据史料记载,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严家村是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村庄,百年前有700余户人家,约2500人,解放初期剩下24户86人;进贤县二塘乡官溪村、梅庄镇新塘村、三里乡金坑、健武等村在清咸丰八年(1857年)号称千烟大村,建国前夕,也只剩下几十户人家。解放前30年,血吸虫在南昌市曾经毁灭村庄150个,灭绝户数9291户,死亡人数44632人。    
    远离长江流域的福建省也深受血吸虫病肆虐之苦。福建省沿海14个县市均遭血吸虫危害过。以福清市为最严重,当时有“见沟有螺,无水不疫,十年九旱,十人九病”的形容。20世纪50年代调查资料显示,全省有242个乡镇流行血吸虫病,钉螺面积近3000平方米,病人近7万人。疫区因该病的严重流行而毁灭的村庄达286个,死绝2714户。    
    安徽省曾有363个村庄因血吸虫病暴发流行而毁灭。当时受到血吸虫病威胁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4,即1亿人,其中98%是农民。余江县只是一个缩影而已,穿过历史的烟云,他老人家一定看到了“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景。    
    毛泽东,这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无时无刻地想到农民、农村、农业。他为农民的健康心痛,为农民生活的艰苦心焦,为农民的富裕和中国农业的发展心急。农民没有走富裕之路,“绿水青山”也“枉自多”。    
    为了能使广大中国农民走上致富之路,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花了比处理其他任何经济问题都多的心血。为了中国农民的健康和医疗问题,他同样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从号召“消灭血吸虫”到制定“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从“合作医疗”到“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在农村去”的指示,无不倾注了他对农民特有的深厚的质朴感情。    
    1955年,也就是解放后的第6个年头,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正兴起,百业待兴,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血吸虫疫区视察。疫区的患病农民哼着这样的顺口溜:“锄头两斤铁,拿在手里就想歇,下田扶根棍,不到田头就想悃。”种上的庄稼“好就两人扛,不好一人驮”。“有就收,就丢。”    
    白云下的金色稻田荒芜了,草洲上的牛羊沉寂了,看不到夕阳下牧童横骑牛背回家的景象,听不到晚风里鸭鹅引颈戏水的欢歌。“疫区农民苦,肚子大如鼓”在疫区农家乐已是荡然无存。血吸虫病的流行摧残了农民的身体,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扫荡了农村的繁荣。他老人家发出了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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