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严复译的《天演论》引进中国以后，在知识界影响深远，构成为鲁迅的科学、民主和进步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发生在某个夏夜里的这样两个先觉者的对话，其实可以看作新旧时代之交的关于个人与群体，理想与存在，责任与承当的对话；它构成为启蒙思想者的全部诱惑，怀疑和痛苦。
启蒙思想者生活在夜的深处，是黑暗的一部分，却自外于黑暗。他们是守夜者。
守夜者往往把意识到的责任加以放大，使肩头感觉沉重；因而又往往把自身的力量加以夸大，藉以平衡重负，使内心获得慰安。对于他们，启明星是常见的幻象；而其实，它距明天最远。
他尝拟预言，都是关于夜的，却从来未曾摹画过明天如何的灿烂光明。小说题名《明天》，通篇几与明天无涉，是很有意味的。
他是猫头鹰，专作恶声的夜鸟。青年时，信仰进化论，后来便在事实中发现它作为发展观的缺陷与危机了。历史能停滞，且能退化。他把绝望和反抗当作自己的宗教哲学，所凝视的，惟是包围自己的无边的黑暗与死亡。
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先知，他不会预约了未来的黄金世界给人类。他拒绝天国。
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1809～1852），俄国作家，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当过小公务员，后辞职专事写作。1836年6月出国，最后定居罗马。著有长篇小说《死魂灵》、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及多种中短篇小说集，果戈理是鲁迅留日时最爱读的几个作家之一，在《摩罗诗力说》中作过介绍。从创作第一个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与果戈理小说同名）到逝世前翻译《死魂灵》，都可以看出果戈理作为一个专制国家中的伟大的讽刺家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
在一个畸形、病态的社会里，倘要求思想一定要变得明朗、豁达、平和、公正、全面，也即所谓正常或健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思想是压迫的产物，因此必定是反常态的，常有难以平复的棱角和皱襞。
可以说，思想原来是属于守夜者的。守夜者的思维是黑夜思维，即使内心有着理想的光，思维的聚合点仍是黑暗。黑夜思维是深沉的，
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М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俄国作家，出身贵族，后来转而坚持宗法制农民立场。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他的作品一方面暴露沙皇专制制度及新兴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方面宣传“勿以恶抗恶”，美化“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以人道主义者著称。鲁迅虽然不认同托尔斯泰的“勿抗恶”的主张，但高度评价并多次辩护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孙伏园曾以“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八字赠鲁迅，其中托即托尔斯泰，尼是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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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2）
警觉的，强韧的，反叛的，击刺的，破坏的，与白天思维正相反对，恰如尼采之所谓主人意识与奴隶意识一样。可怕的是，白天思维并非得自社会存在而是文化遗传，是瞒和骗的种子；于是，人在夜里竟可以无视黑暗，掩藏黑暗，做“超时代”的英雄。
守夜者受到梦游者的嘲笑与咒诅是常有的事，因为思维有如此不同。
光明一旦到来，思想和思想者便当随即偕逝。而这，正是他所甘愿的。
２乡土
知识者的所谓“精神家园”是乌有之乡，是置身边缘地带而产生的关于中心的幻象，是浪子耽于远游却又倦于风尘的凄苦的自恋。
他的家园，惟是现实中一块实实在在的苦难的乡土。
他常以野人自居。
自古以来，朝野是对立的。尝有官僚学者诬他以“学匪”，殊不知匪气正为他所喜，所以，才将自己的居所称作“绿林书屋”。《铸剑》写助人复仇的黑色人，其实就是野人，同《野草》中的过客一样。他们都一样的来路不明，而这正是野之所以为野。《华盖集》作题记道： 他自己不愿意进入艺术之宫，宁可站在沙漠上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头破血流，也并不惧惮，不遮盖，抚摩身上的凝血，而深爱灵魂的粗糙与荒凉……
他的全部生命，都来自乡土的给予： 博大、深厚、仁爱、诚实、质朴、坚韧、冷峻、激烈……作为知识者，他的知识，也都因为乡土的存在而富有生长的活力，不至散发出学者的霉味。
他多次感叹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
对于他，俄国知识分子所以具有魅力，正在于与乡土的血肉般的关联，像他一样怀有乡土感。
惟其有了乡土感，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们才能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出巨大的道德力量，他们才会圣徒般地担负民族的苦难，同情、悲悯、勇于牺牲。那是完全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传统的人文主义，一种具有显著的斯拉夫民族特点的知识分子气质和思想；为了自由和解放，他们几乎群体地远离了国家和政府，而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的“漂泊者”。
莉·金兹堡这样表达她，以及她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兄弟的乡土感：
“俄罗斯的农村从来就不曾是一种景观，更不是一种赏心悦目的景观。农村至今仍包含着这样一种极为重要的前提，它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的审美思维、我们对家园和自然的感情。更准确地说，决定了我们对土地的感情、对土地的生理性的渴望，这是一种当你望着车窗外平坦如砥的俄罗斯原野时就会油然而生的感情。
“古老的农村在我们的文化意识中是一种残存的，但尚未消失的存在形式，它是作为知识分子传统的经常存在于我们的文化意识中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严格地审视自己的做法，因为在社会问题上充当唯美主义者是不道德的。”
中国是乡土中国。
作为中国作家，倘不能热爱并且了解乡土，那么在现代语码的迷阵中，将有可能误入歧途。
小说《故乡》，整个抒情诗一般地表达了一种沉重的失落感，这就是乡土感。自从在那个难忘的冬日里作别故乡，而永居都市，完全断绝了同乡土生活的联系，他便仅仅依凭了这乡土感，获致永无穷竭的精神资源。
中国有许多被称作乡土作家者，都是描写乡村风景或是编造戏剧故事的好手……惟他是不同的。他深入农村的根部，倾全力叙说者，往往不在各种压迫的过程，而是作为结果出现的精神的创伤。
精神痛苦是最大的痛苦。可是，在他的笔下，农民的苦痛并非常见的锥心之痛。它不是敞开的，而是闭合的，是不流血的伤口，内部的溃疡；不是垂直的，深入下行的，而是平面的、弥漫的； 不是分裂的、粉碎的，而是团块状的、混沌的；不是锋锐的，而是麻木的，正所谓钝痛；不是涌动的，冲击的，而是无形且无声地渗透着的。这种痛苦的特殊形态，或可称之为“寂寞”。
单四嫂子是寂寞的，她祈愿梦见死去的宝儿而不能。七斤因断辫惹下大祸，不只在公众中，即使在家庭中也是无诉的。祥林嫂重复述说阿毛，最后连一个听众也没有。闰土称少时的朋友为“老爷”，一生保守沉默，希望的寄托惟是香炉和烛台。阿Ｑ向吴妈求爱，纯出于性苦闷；他认真地画押，却无人欣赏画得圆与不圆；当他在众多眼睛的包围中了结惨淡的一生时，除了狼嗥般的喝彩，有谁为他悲悯过？甚至连死后作为谈资，也都因为枪毙而非杀头，未能给看客以赏玩的满足……寂寞是因为缺少爱，没有关怀，没有同情，没有交流，没有理解，自然也没有慰安。贫困与寂寞相表里，结果一样是： 无。
作为第一个为中国写心的作家，他从来未曾写过有闲阶级的寂寞。在他眼中的阔人雅人，是根本不知寂寞为何物的，正如农人在其他作家的眼中一样。
乡土感也有深浅和强弱的不同。由于感性与理性在生理上的自然联系，表现在作品上，同样会显示出思想的深度和力度的差别。
苦难与拯救是人类的基本主题。
宗教产生于人类苦难。上流社会以优越的生存条件，遮蔽了人类作为存在的苦难质性。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以物质生活的匮乏，灵魂所受的侵害，“自生长”过程的艰厄，袒呈了人类生命的原质。而这一切又不但是现象学的，也即文学的外部结构——由文字生成的场景、形象、情节与细节等等——所呈示的，而且带有生命自身的神秘性、启示性，也即宗教性，形而上学性，潜在着深隐的精神意义。
然而，一般的乡土作家，却在生命—宗教哲学的门槛外面站定了。
倘以所谓专业的眼光打量，他还不算典型的乡土作家。他本人固然不是农民出身，除了不具备与农民长期生活劳作的人生经验之外，他的写作的终极目的，也不仅仅在于乡土经验的陈说。作为一个作家，他最终是服从于“精神界的战士”的要求的。他追求的不是一般的人生的意义，写作的意义，而是战斗的意义；而这意义，集中表现在“国民性”的暴露上面。因此，他不可能像一般作家那样停留在由“国民”组合而成的画面上，而是超越画面，通向更为深远的所在；国民性非同国民，正如病根非同病苦。他终究要显示意义。他写作在别处。
他兼具作家和启蒙战士的双重身份，在小说创作中，既得以敞开悲悯的情怀，把自己烧在那里面；但同时，因为审视与批判的需要，又必须把乡土推向一定的距离，从而保持一种“主体间性”。所以，他的小说，不但亲切、逼真、生动，且因“陌生化”的处置而给人以开阔和渊深之感。
他以思想凸显意义，复以艺术消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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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3）
哈代有威塞克斯；
福克纳有约克纳帕塔法，有杰弗生；
他属于中国，有鲁镇和未庄。
托尔斯泰：“写你的村庄，你就写了世界。”
“高丘寂寞竦中夜”。
寂天寞地几千年，都因为中国是一个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只有群集没有个人的“家天下”的缘故。被孤离的个体，同样不成其为个体。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指出，辽阔的平原孕育了俄罗斯的博大的民族精神，这个精神结构中有两种对立的因素，有自由而富于灵感的部分。如果精神地理与自然地理果然相对应的话，那么幅员广阔的中国，何以便缺乏这种精神？莫非是群陵阻隔的缘故？
中国以农立国，刀耕火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加以历代诸侯割据，分而治之，隔膜于是深远。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哲学的殿军哈贝马斯，在战后的荒漠地带建立著名的交往理论。交往是对隔膜的否定。但是，交往必须是灵魂的交往，倘不能进入灵魂，则隔膜始终如故。从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