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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鲁迅的文本从文学上作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的归纳，应当说是一种极其草率，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天才是无法归类的。事实上，这些文本也确乎包含了许许多多其他的成分。在这里，把两种主义看成为同一个符号，仅仅为了表明： 鲁迅通过主客观的双向循环，以保存和发展生命为前提对艺术的支配这样一种精神态度而已。
对于鲁迅这个新的灵魂时代的开路人，夏济安说过一段相当漂亮的话：“鲁迅面临的问题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复杂得多，剧烈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正是他那一时代的论争、冲突、渴望的最真实的代表，认为他与某个运动完全一致，把他指派为一个角色或使他从属于一个方面，都是夸大历史上的抽象观念而牺牲了个人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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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危险的意义
１向权力挑战
杜威说，任何思想家只消开始思维时，都多多少少把稳定的世界推入危险之中。
鲁迅的反抗哲学，就显面而言，首先是对抗权力的；较之一般的异端思想，显然具有更为危险的颠覆性质。所以，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代，他理所当然地沦为流亡者。而文字，相应地，也就不能不成为御用文人狺狺而吠的对象。
鲁迅的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从根本的意义上，讨论了文艺与政治的矛盾对立关系。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所谓革命，在他看来即是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如何促使社会分裂和进步，也就是说，如何避免在“统一”的名义下剥夺个体，实行“不撄人心之治”，是余下的全部问题。
２向知识者挑战
鲁迅曾经慨叹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种民族性格的养成，除了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覆盖下的各种迫害之外，与数千年思想文化传统的教化浸淫也大有关系，尤其是知识阶级。
儒家和道家本来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的两家，后来宗教化了。它们分别代表社会和人体内部的动静两面，涵盖面很广。佛教施入华土以后，很快就被同化了过去。作为官方的宗教，儒教具有浓厚的重人意识，所谓“惟人万物之灵”，“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国以人为本”等等，把人的地位抬得很高，所以创始人孔子的学说被称为“仁学”。但是，这里的“人”并非单个的人，具有个人权利与尊严的人；而是系统中，秩序中的人，在巨大的关系网络中失去主体性的人，它讲求“天人合一”，以及各种的“和”，使原来仅有的一点进步性，都在合乎中庸的阐释中互相抵消和自我抵消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都因此缺乏一种必要的对抗的张力。儒家的整个时间观念是属于过去的，乐天的，复古的，守成的，其实是倒退的。在儒家思想体系内部，有一条天然的暗道通往老庄。道教与道家虽非同一个概念，但是，都同为老庄思想的放大，在骨子里头有着很一致的东西。老庄思想的要害是崇天忘人，无爱，无忧，无为。在黑暗政治面前，反求诸己，采取苟活主义的态度：“不谴是非”，“不辩生死”，向往无所住心的逍遥。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又叫“儒生”，是儒教的信徒。所谓“学而优则仕”，他们是依附庞大的官僚机构而生存的，通过科举道路，成为权力者的新的补充。由于官僚机器本身的倾轧与排挤，毕竟有大量的儒生汰留在官场之外，于是有了隐士。汤恩培称中国为“隐士王国”。其实，隐士并非完全地皈依老庄，而是儒道合流。鲁迅说：“中国的隐士和官僚是最接近的。”出仕或归隐，完全视穷达如何而定，可以说是古典的机会主义者。所以说，中国文人“无特操”，没有独立的信仰和人格，不是依附，就是逃避。但无论是官僚，奴才和隐士，都是一例地憎恶反抗的。
辛亥革命有两大成功，一是推翻了帝制，二是引进了西方近代的自由民主观念，导致以革命形态出现的另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其说五四运动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无如说是一个时代的回光返照的极为辉煌悲壮的结束。运动中的科学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口号，很快就被党派性群众性斗争的浪潮淹没了；而起着主导和主体作用的知识分子，也都纷纷放弃了一度为之奋斗的思想—社会解放的原则，诚如鲁迅所说，“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知识分子的这种蜕变，可以从封建儒生和古代隐士中找到原型，是固有的荏弱和骑墙性格的表现。
当五四精神日渐沉沦之际，鲁迅成了最后一名堂·吉诃德，几乎以单个人的力量挑起“思想革命”这面千疮百孔的旗帜，主动地且更大限度地孤离了自己，把批判的长矛转而对准自己所属的阶级——知识者阶级了。但因此，也就招致了同时代的知识者及其精神继承人的旷日持久的抵制与攻击。
对于鲁迅的反抗哲学，一者是把它完全纳入集体斗争的范围里去，使反抗的对象与所谓的“时代要求”相一致，完全抽掉作为“惟一者”的个体性内容。另一种是从根本上否定反抗的必要性。鲁迅的最露锋芒的部分，使生活在经院与书斋里的知识者感到烦嚣；他们因为曾经备受人为的“运动”之苦而谢绝了所有必要的斗争，鸵鸟般地把头脑深深埋入由自己营就的沙堆中。知识本来具有抽象的、超验的、一般的性质，因此以知识的积累和运作作为一生职业的知识者，对现实社会有一种先天性的逃避倾向和虚构本能。如果对此缺乏深刻而痛苦的自省意识，无论如何自诩为“社会精英”，也终将不能担负所应担负的沉重的使命！
３向社会挑战
在中国，卷帙浩繁的各种辞书是没有“自由”一词的。当它最初从西方介绍进来时，根本没有对应的词汇可以翻译。严复译穆勒的《自由论》，便将自由译成“自繇”。自古以来，只有集体的“造反”，个人的反抗也是没有的。因此，鲁迅的反抗哲学，不易为具有“群化人格”与“喜剧精神”的国民所接受。改造是艰难的。事实上，繁难的汉字已经杜绝了底层民众与鲁迅著作直接接触的可能性。为此，他曾多次慨叹过，并热心于世界语和罗马拼音方案——一个文字乌托邦的建立。他比谁都清楚： 民魂的发扬是未来的遥远的事情。
４思想本体的不朽
要理解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开拓新路的人是极其困难的。就整个时代而言，他走得太前了，就整个知识阶级而言，他的精神居所留在下层而个体反抗的思想又使他腾越其上，总之太不合群了。他注定是一个孤身的战士。
然而，无论整个社会历史的态度和趋向如何，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鲁迅完全可以蔑视我们而岿然存在。作为一个先觉的战士，他已经以全部的生命，头脑和热情，艰难而又疾厉地反抗过了——
鲁迅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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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危险的意义
一个反抗者的精神文本（1）
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 是鲁迅。……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和未来。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郁达夫
的确，如果把五四运动仅仅理解为怀有明确目的去除旧布新的群众运动的话，鲁迅就不能说是五四运动的真正代表。他体现着新与旧的冲突；同时也体现着另一些超越历史的更深刻的冲突。他从不曾得到他的同时代人胡适和周作人所曾享有的那种宁静的心境，但他却是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都更其伟大的天才。
——〔美〕 夏济安
西方文化忽略了鲁迅的作品实为一种耻辱，任何无知的借口都无法弥补这个疏忽。
——〔美〕 詹姆逊
小说： 人·鬼·灰色影子群
对于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实在不亚于文艺复兴运动之于欧洲。然而，它的发动，并不如我们今天悬想般的轰轰烈烈，无宁说是静悄悄地进行。《新青年》编辑导演的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就是著名的例子，目的是要弄出响声来，让全社会知道。这是寂寞的。至少，当时处于边缘地带的鲁迅是这么感觉的。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前驱者，或者也因他未能忘怀于往日筹办流产的《新生》杂志的寂寞的悲哀，他终于在黑暗的铁屋子里呐喊起来，但从此，中国便有了首批新型的白话小说。
鲁迅自己说过，他的文字有两类，一类是为别人乃至为敌人的，一类是为自己的。依照这种说法，小说当介于两者之间，既有明确表达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的方面，也有抒写个人情愫的方面。说到小说创作，他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是要改良这人生。”正是人生，把别人和自己统一到他的小说里来了。
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1923年出版）。
因为志在启蒙，作为小说家，鲁迅一开始就教他的读者把世界当作问题来理解，也就是说他必须把一个充满疑问的现实世界揭示出来。这是一个吃人的世界： 吃与被吃，各种各样的吃。鲁迅把世界截然分为上下两大层面，在小说中，虽然也着意暴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却更多地倾注了内心的悲悯，描述底层的不幸，那许许多多人们的被吃的情形。有学者统计说，《呐喊》、《彷徨》计２５个短篇中，便有１３篇描写了２４个人的“狂”与“死”。死亡家庭成员有四种人： 革命者或先觉者，知识分子，普通人，还有儿童。统括起来，都是社会的无权者和弱势者。夏济安对鲁迅小说里的黑暗面有特别深的认识，他指出：“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不仅散文诗，小说也如此。他的小说中很多生动的形象都有着那样一种苍白的色调，呆滞的目光，缓慢而静悄悄的动作，以致在死亡完全抓攫他们以前，他们就已经有点像死尸了。丧仪、坟墓、死刑，特别是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的创造性的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多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了他的著作。”一个恐怖的、悲惨的、荒谬的世界何以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