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他不禁站起身来，说：
“我认为，李德同志是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予军事指挥。……”
王稼祥的发言，象水潭里投入了一块巨石，使会议震动。朱德布满皱纹的善良的脸上笑开了花，看着众人笑得很甜。显然，这个发言使毛泽东冲开的突破口扩大了，使刚刚开始的优势稳定下来。但是这个发言火辣辣的刺激性，却在另一些人心中激起了不安。何凯丰狠狠地瞅了王稼祥一眼，在王稼祥还没有坐定的时候，就开腔了：
“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对报告的指责是相当偏激的。”凯丰向会场轮了一眼，“众所周知，自从四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路线是异常正确和英明的。党中央对于国际的路线指示，是无限忠实的并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党的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五次反‘围剿’以来出现的问题，我们主观上虽有缺点，但基本上还是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同时，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是局部的和战术性的，并不涉及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对同志的批评应当实事求是，决不允许肆意夸大。”说到这里，他横了王稼祥一眼，并提高声音说，“就以军事问题而论，李德同志是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毛泽东同志不过多看了几遍孙子兵法而已，难道他说的那一套就都是马列主义？……我看我们还是团结起来，不要互相指摘……”
凯丰的话音没落，会场上就响起了几个声音：
“这怎么是指摘呢！难道过去的问题不讨论了？”
“凯丰同志，你看哪些问题夸大了？”
“真是……”
这时，毛泽东欠欠身子，笑着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我看还是让同志们把话说完的好。”
这时，李德早已忍耐不住，他用胳膊肘碰了碰他的翻译，霍地挺身而起，用俄语连珠炮般地嘟噜起来。会场上多数人不懂俄文，只看着他那脸部的肌肉抽动着，黄眼珠里射出愤怒的光。伍修权好容易等他告一段落，才翻译道：
“我今天无意多发表意见，但我要提请各位注意两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第一，在我参与中国红军工作的这一年中，也就是五次反‘围剿’的这一年中，兵力薄弱、装备很差的中央红军，不仅在拥有五十万人和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而且使敌人遭到了惨败；第二，红军是井井有条地进行了整编，胜利地冲过了四道封锁线，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和战斗力。我请问这是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些战术性的、枝节性的缺点，加以夸大，把它说成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而归罪于一个毫无权力的顾问呢？”
他说过坐了下来，仍然余怒未熄地喷出一口一口的浓烟。
一军团的政治委员聂荣臻，是个细高个子。他天性温和，对人宽厚，不是原则问题，很少同人争论，而牵涉到原则却又寸步不让。他的脚在过九峰山时磨破了，过了湘江又化了脓，只好坐担架，这就常常同王稼祥在一起。两个人时常议论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开这个会是他多少天以来的渴望了。今天他本来准备等政治局委员们发言过后再来说话，现在看到凯丰和李德这个样子，也就忍耐不住。
“李德同志要我们尊重事实，但是他却忘了一个最大的事实，就是把中央苏区丢了，我们不得不千里跋涉，来到这个地方。他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战术性的、枝节性的，好轻松呵！
这真是彭德怀同志说的‘崽卖爷田心不疼呵！’”
聂荣臻望望博古和李德，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
“这里我就说说你们‘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得到了什么结果。就以丁毛山战斗为例，敌人修了堡垒线，我们也修了堡垒线与之对抗，结果打了一个多星期，完全得不偿失。我到阵地上亲眼看到，三团一共九个连就伤亡了十三名连级干部。气得一个排长说，不知捣啥鬼哩，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群众的这些意见，我们都向上反映了，我们自己也向上面写过信，提过建议，可是你们听吗？
你们硬是充耳不闻，因为你们心目中就没有群众！”
聂荣臻说到这里，又凝视着李德，带有嘲讽意味地笑了一笑：
“李德同志，我还要说一说你的得意创作短促突击。为了贯彻你的这个指示，你还亲自到我们军团上过课。你的意思是，等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去突击他一下再收回来，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我们的兵力就暴露在敌人的堡垒之下。古龙岗战斗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一次我们本来想伏击薛岳四个师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执行的是短促突击，敌人很快就缩回去了，结果歼敌不多，我们自己却遭到不小伤亡。如果是诱敌深入，我敢肯定说，这部分敌人是回不去的。”
聂荣臻非常惋惜地叹了口气，好象还为未能歼灭这股敌人感到遗憾。接着，他又讲，对福建事变，没有积极地从军事上配合，也是五次“围剿”未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福建事变发生在五次反“围剿”之初，如果善于处理，不但可以胜利地粉碎敌人的“围剿”，还可以使南京政府受到巨大的打击。当时中央倒是从政治上把握住了这一关键，可惜的是没有从军事上配合。讲到这里，聂荣臻叹口气说：“当时还说什么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第三势力可以迷惑一部分人，比蒋介石更危险，用不着给小军阀当挡箭牌。你说可笑不可笑！当时蒋介石把‘围剿’我们的部队调往闽西，我们在敌人的侧面，看得清清楚楚，一路一路，真好打呀！大家都说，再不打机会就没有了。可是上面硬是不让打，说是帮助了小军阀。你看这种思想‘左’到了什么程度！……”
由于聂荣臻平时很少发表激烈的意见，他今天的发言自然具有更大的分量。
“我也从这里说起吧。”彭德怀瞅了李德一眼，两道浓眉微微地皱了一下。“福建事变以前，蒋光鼐和蔡廷锴就派人来谈判了，说他们要反蒋抗日。我还请这个代表吃了饭，用大脸盆的猪肉招待他。中央回电说我不够重视，招待不周。可是不久，这个代表到瑞金谈判，中央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你们一时说我不够重视，一时又说他们比国民党还坏，我就弄不懂反蒋抗日有什么不好，你们的歪道理就是多哟！”
他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听说，古今中外的战术家都讲究集中兵力，而李德同志却要我们分散兵力。”彭德怀接着说，“过去毛主席指挥，一直把一、三军团摆在一起，李德同志却把一、三军团分得一东一西，搞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团村战斗，敌人三个师十五个团一共四万多人，我们三军团四个师一万多人，我们的部队冲进敌人阵地，敌人立刻乱了营，我在指挥所一看，只见敌军人马翻天，就是看不见我们的人在哪里，虽是猛虎扑进羊群，可是羊太多也难捉住。真可惜呀！当时如果有一军团在，敌人的十五个团可以全部歼灭，也就不会转到这里来了！”“确实是这样！”聂荣臻也点头叹息道，“我们那里也有几次好机会，都因为三军团不在没有成功，太可惜了！”
彭德怀继续说：
“说实在话，我开始很纳闷，不知道李德同志究竟是怎样指挥的。后来我才听说，他是坐在屋里，看看图，用比例尺在图上划一划，连迫击炮放在什么曲线上他都规定得死死的，一点不许变动。他不知道我们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他的命令一下，就叫你赶到，根本不考虑部队还要吃饭，还要睡觉，走不走得到。洵口战斗那次，我确实很生气：敌人有一个营眼看快消灭了，他非让我撤下来，去打硝石，连半天时间都不给；而那个硝石，是个死地，它在敌人堡垒群的中间，周围驻着敌人八九个师；我去电坚决反对才没有去，否则三军团就会被敌人全部歼灭。进攻南丰城，幸亏我留了一个新兵团在手上，坚决守住一个山口，不然一军团也有被歼灭的危险。”说到这里，彭德怀两眼直视李德，说：“李德同志，你刚才说红军到今天保存了有生力量，好象是你指挥的成绩，叫我看，要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对你的抵制，红军早叫你断送完了！”
“这些都不谈了，”彭德怀挥挥手说，“我还是谈谈广昌战斗吧。敌人集中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进攻广昌。我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硬是不相信，要我们修永久性的工事。博古同志还亲任临时司令部的政委，李德同志实际是总司令。结果打了一天，从早上到晚上，敌人的飞机每次来六七架轮番轰炸，所谓的永久性工事就轰平了，在里面守备的一个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没有出来。部队突击了几次也没有成功，伤亡将近千人。晚上，博古、李德同志约我和杨尚昆同志谈话。一见面，李德还是那一套，什么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啰，组织火力啰，我说，组织什么火力呀，根本没有子弹！那天，真把我气坏了，我也豁出去了，我说，李德同志，自从你来了以后，你没有打过一个好仗！敌人是五十万人，我们是五万人；敌人有全国政权，我们是二百五十万人一个苏区；敌人有飞机大炮，我们连子弹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同敌人拼消耗呀！今天的实际你可看到了吧！你完全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苏区开创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也六年了，你要把这一切都断送掉！‘崽卖爷田心不痛’，就是我那次讲的。讲了以后，我看李德并不生气，就知道伍修权同志没有全翻过去，我又让杨尚昆同志重翻了，果然李德就咆哮起来，直骂我：‘封建！封建！’还说因为免了我的军委副主席我不满意才说这些话的。我说，呸！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确实的，那次我把一套旧军衣放在包里，我是准备随他到瑞金去，随他开除党籍，开大会公审，杀头！……”
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发言，使刚才凯丰和李德的发言掀起的波澜平息下去，就象是大海里涌起的两朵浪花勇猛相击后归于平静一样。朱德早就准备着发言，一次一次都被别人抢到头里去了。在他那忠厚纯朴的多皱纹的脸上，简直象风雨表一样，随着发言的内容，时而笑得很甜，时而皱起眉头。刚才凯丰和李德的讲话，竟使他的脸拉得老长，坚实的颚骨绷得紧紧的。现在听着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发言，脸上的线条又自然而然地展开了。接着，他在大家的笑声中开始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内容尖锐语调却极平和。他说，我们红军的人就是要以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运用战术。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毛主席就是从实际出发创造了我们的战术，所以前几次“围剿”都打赢了。很可惜，第五次反“围剿”，把这些流血的经验抛弃得干干净净，所以才受到这样大的惩罚。今天要挽救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