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哪位愿意跟李参谋长走的，也可以走嘛！”
由于红军大学四方面军的学员大部都已留下，凡是跟来的都是愿跟中央走的，因此没人吱声。
这时，彭德怀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来，在毛泽东面前晃了一晃，说：
“这封信怎么办？”
毛泽东笑着说：
“这个好说，你给他开个收条，说后会有期。”
李特接到收条翻身上马，带着他的一队骑兵返回去了。中央红军和他们的领导人，开始踏上了北进的道路，向着一军团的所在地俄界进发。
彭德怀和毛泽东都走在三军团的后尾。彭德怀仍然面色严峻，双眉不展。路上他问毛泽东：
“如果他们还要追，怎么办？”
“那也不能打。”毛泽东说。
“如果扣留我们，强迫我们南进呢？”
“那也只好跟他们南进了。不过，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彭德怀没再说话。只有嚓嚓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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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
从阿西到俄界是一天多的路程，其中一多半还要经过草原。不过今天阳光灿烂，草原上的花一部分谢了，还有一些仍然十分耀眼。特别是黄金莲，一片一片，简直象黄金似的。就人们的心情说，也许高层干部们留下了分裂的伤痛，而就多数指战员，却象从一个死谷跨向广阔无垠的原野，连呼吸都觉得大为舒畅。因为自六月十二日会师以来，在这个死谷里竟滞留了三个月之久，不论是身体或精神都折磨得欲哭无泪，有苦难诉。那个倾注着热情的北上抗日的口号，只有今天才真正实现有望了。衣服褴褛、枯瘦憔悴的战士们，脸上又出现了笑意，队伍中又飘起了南国各省的山歌声。
毛泽东骑在马上，心情是矛盾的。他既有摆脱沉重包袱的轻快之感，又有一种分裂的伤痛。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是他仍然在内心里探讨着这件事情的含义。正在他沉思默想的时候，忽听前面有人叫他。他抬头望去，前面路边站着两个人：一个人瘦长脸，身躯虽不甚高，却穿了一件很长的军衣，显得腿更加短了，毛泽东认出那是红军的文学家成仿吾；另一个却不认识，那人生得精明干练，身躯瘦而且高，戴着四方面军的大八角帽，两只眼乌黑有神。毛泽东立刻下马，笑着说：
“仿吾，你这位文学家最近可写了诗么？”
成仿吾赶快迎过来，笑着说：
“毛主席，你是戎马倥偬，兴致高雅，我是连命都顾不住了。”
说着，他指了指身后那个瘦高个子，介绍说：
“这是四方面军保卫局的祁德林同志，在红大学习，今天早晨和我们一起来了。他说有事要找您谈谈，不知您可有时间？”
“好好，”毛泽东点头说，“那我们就走着谈吧。”
说着，毛泽东居中，三人一起并肩而行。
“毛主席，”那个瘦高个子说，“我是受人之托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总也没有找到机会。现在已经晚了，人也死了，我真觉着对不起他。”
祁德林勉强抑制着自己的情感，难过地低下头去。
“你说的是谁？”毛泽东问。
“曾中生同志。”
“什么？曾中生？”毛泽东大吃一惊。“他怎么死的？”“是在卓克基秘密处死的。”祁德林说，“本来是弄到树林里用绳子勒死的，过后反说他逃跑投敌了。”
毛泽东震惊异常，夹着纸烟的手指不住地抖动。曾中生也是湖南人，一九二五年入党，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常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泽东讲课，所以两人很熟。此人能文能武，才华出众，北伐军进抵武汉时，还当过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一九二七年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年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党的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他和徐向前、许继慎、旷继勋、蔡申熙等人一起，积极领导武装斗争，迅速打开了局面，红军发展到四个师近两万人，全区人口近二百五十万人。但是，自次年四月张国焘这位钦差大臣去了以后，党的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一职，就由张国焘取而代之。曾中生的职务则每况愈下。其时毛泽东也正受排挤，加上山川阻隔，有些事只能知道个大概。在毛儿盖与张国焘相见时，毛泽东曾问及曾中生，张国焘含糊其词，说他身体不好，正在后方休养。因为关系复杂，毛也未再动问。今天一听这位优秀人物已经被害，怎能不震惊呢！
“为什么要处死他？”毛泽东沉默了一阵之后又问。
祁德林叹了口气，说：
“曾中生早就被关在监狱了，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他觉得到了中央身边，自然非常兴奋。有人看见，他屋子里夜深时还亮着灯，就报告了张国焘，张国焘心虚了，以为曾中生要写材料向中央告他，就先下了手了……”
“监狱？你说的是什么监狱？”
“对了，我忘了说，在川陕苏区，张国焘就说他是‘托陈取消派’、‘右派领袖’把他抓起来了。行军的时候也捆绑着双手。”
“这不稀罕，”成仿吾插进来说，“廖承志同志和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都是捆绑着行军的。因为廖承志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讲到了川陕苏区的真实情况，张国焘就把他送到保卫局关起来了。”
毛泽东惊讶地“唔”了一声，又接着问：
“他们为什么要把曾中生关起来？”
“主要是因为小河口会议。”
“什么小河口会议？”
“小河口是陕南城固县的一个村子。”
祁德林接着解释说，自从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就一直向西漫无目标地流动，部队走得苦极了。张国焘以保密为由，既不在领导干部中商讨，也不在战士中解释，只是一味地向西走呀，走呀，不知道张国焘到底藏着什么鬼心思。从上到下，是一片埋怨声。有的说，我们一天到晚走，走，走，究竟要走到哪里去？有的说，鬼才知道！甚至有人偷偷地说，我看总部那个头是逃跑主义吧！这时候，象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朱光、张琴秋、刘杞、王振华这些领导人，当然更为不满，认为这样盲目流动是极为危险的。他们就在一起商议，准备派人到中央反映情况，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采取措施。后来又觉得远水不解近渴，就决定由曾中生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提出，立即停止无限制的退却，在陕鄂一带建立新根据地。张国焘感到众怒难犯，处境孤立，遂被迫在小河口村举行了一个师以上干部的会议。这就是那个小河口会议。
“曾中生同志在会议上发言了吗？”
“不单发言了，还是头一个。”祁德林带着兴奋和自豪的口吻说，“那天曾中生真是勇敢极了。他面对着张国焘这个谁也不敢惹的党内霸王，列举种种事实，进行了有根有据的批评。”祁德林叙述说，随后，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王振华、朱光、刘杞等同志都发了言。对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他在土改、肃反中的错误；他在第四次围剿中由盲目轻敌到仓皇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特别是他在西进途中无止境的退却，不打算建立根据地的错误；还批评了他一贯的毫无民主的家长制作风。这种批评一下使唯我独尊的张国焘惊呆了，他涨红着脸、眯细着眼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毛泽东听得入了神，眯细着眼问：
“张国焘接受了这些意见吗？”
“张国焘这家伙真有一手。”祁德林撇撇嘴说，“他一看自己处境太孤立了，立刻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声称此后一定要加强集体领导。并且就在这个会议上宣布：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委任张琴秋为总政治部主任。一下子把大家的情绪缓和下来了。大家觉得这个张主席还不错，真是有点虚怀若谷的样子，把大家的意见全接受了。而且立即有了改正。”说到这里，祁德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们的群众真太容易欺骗了，他们都相信了。刚才烧得红红的火焰一下子就扑灭了。……”
“因为他们的心太善良了！”毛泽东慨叹道，“但是归根结底，欺骗群众是不行的。”
祁德林继续叙述道，不用说，曾中生怀着一颗善良之心也相信了。在开辟川陕根据地的过程里，在粉碎敌人三路围攻中，他的伤腿还没有好，就拄着一根拐杖，这里跑到那里，那里跑到这里。可是当根据地刚刚稳定了一点，张国焘觉得屁股坐稳了，脸就变了。实际上他一直对小河口会议怀恨在心，不过他滴水不漏。直到他看时机成熟，才开始动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在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指责曾中生等同志说：“这些同志就在脱离鄂豫皖赤区的艰苦斗争中，惊慌失措起来，结果滚到了右派的怀抱。”他们“在紧急关头，散布‘群众不满领导’，‘领导内部不一致’以及种种瓦解红军的口号，来助长悲观失望的心理。”“曾中生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ＡＢ团、第三党。我们党再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后来，就以“右派首领”的罪名逮捕了曾中生。同一天还逮捕了徐以新。先后杀害了红十师参谋主任吴展、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原红四军第一任军长、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原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余笃三、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川陕独立师师长任玮璋、参谋长张逸民等许多好同志。还有许多下层干部受到迫害。曾中生因为威信很高，影响太大，张国焘没敢立刻动手，可是也活了没有多长时间。……
祁德林的声音里流露出悲哽，停了一阵才又讲下去。
“提起曾中生同志，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不佩服他的。他确实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典型。”
祁德林以热烈的口吻，赞扬曾中生有胆有识，目光远大，工作中很讲民主，待同志亲如兄弟，尤其是骨头很硬。张国焘把他关在监狱里，强令他写“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和鄂豫皖时期的“错误”，他都据理驳斥。令人惊讶的是，在关押期间，他写了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名叫《与“剿赤军”作战要决》。这部书受到许多同志的赞扬。
“他给中央写材料了没有？”毛泽东问。
“写了，确实写了。”祁德林说，“在杂谷脑的时候，我把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的消息告诉了他，这个宁折不弯的汉子，流下了大把的眼泪。他确实晚上点着灯写信揭发张国焘的错误。因为他和我关系很好，他是不瞒我的。他还说：‘我把这封信写好，你替我交给党中央吧！’谁知道信没有写完，他就被绑到树林子里去了……”
祁德林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毛泽东和成仿吾都深深地垂下头去。……
他们默然走了一段，忽听前面一片嘁嘁喳喳的欢跃声，抬头一看，原来是人们最终地走出了草地，进抵白龙江畔的山谷中了。
“说到曾中生同志的事，其实老根子还在以前。”
成仿吾以亲身经历者的口吻说，张国焘奉王明之命到鄂豫皖夺权的时候，鄂豫皖的局面早已打开，根据地已经很不小了。这主要是曾中生等人的功劳。张一下就代替了曾，把曾中生贬为红四军政委，曾对此并没有怨言。可是不久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