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偶像，30多年前，我们那时候的偶像之一是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
至今，不用翻书，我还能背出其中的一些名言（大意），比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的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会因为自己虚度年华而懊恼，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当他临死时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1982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到煤炭部规划设计院上班。上班的第一天，处里的老大姐李淑兰笑模笑样，打量着这个新来的小伙儿，问：你带瓶子了吗？今天院里分油。那时候我还疯狂画画儿，曾偷偷撺掇她去看画展，其中有人体画。
这些小事，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有什么关系？或者别这么严肃，这些小事说明了什么？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比如单位分油，那时候单位发奖金，一是要上税，二是没多少钱，工资才50来块，几块钱的奖金还不够大家打架的呐。于是许多单位就把钱投到农村，按月分点油、鸡蛋、大米之类，聊以提高凝聚力。现如今，这种低级的物质奖励已经变为高级的货币奖励了，几万、几十万地给。甚至不是现金，而是股票、期权。就是给物质，也早已不是嘴边上的那点玩艺了，而是房子、车子、出国度假。就是最没出息的单位，发油也是成桶的色拉油、花生油、维Ａ油了，何用再问带瓶否？
再说人体画。如今这还是事吗？还用偷偷的吗？倒是延安一对夫妇偷看黄碟，警察闯进去干涉，被舆论一通骚扰，结果警方认输。就此事的意义来说，除去公众法律意识的成熟外，中国25年的发展，给老百姓看黄碟提供了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对过去深恶痛绝而今宽容理解的社会心理变化起到了什么铺垫作用？如何促进了司法管理体制和制度的改革？——比如以孙志刚命案引发的废止《收容管理条例》、户籍制度、婚姻制度，等。
许多事在当时看没什么关联，事后发现都成因果。
几十年过去了，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念、规矩、状态、潮流都不可类比。但为什么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这里面有说道，有悟道。
眼下，大家各自都在忙自己的事，做企业，做学问，做策划，食利吃父母，或者就是一个打工仔，我们都在主观客观地为自己为社会做着贡献。我们是否虚度年华？是否碌碌无为？评价标准不同，结论也各异。比如，有的人就喜好做饭，看着别人吃得香自己就高兴——而不管别人是否看得起厨师。
但是，我们确实经常要问问自己：我这些年干了什么？干得对吗？值得吗？往后怎么干？我们总不能到临死的时候再问这个问题吧？
然而，谁来评判？于是，我们经常要把自己放回到过去的坐标里去审视，把我们的足迹同中国社会的变革历程对照起来看，我们借了多少势？又错过了多少机会？如果我们能早一点悟透我们的生存环境，成功的概率肯定要大一些，后面的发展思路会更明确一些。不论一个人还是一个企业，都是在一个社会环境中生存的，都离不开这个环境的推升或阻碍。所谓“人定胜天”，战略上说说可以，鼓舞士气可以，但要是认真了，就幼稚了。
在请联想集团老板柳传志写序时，柳附便条道：很多年说的、写的都是充满铜臭的话，很少写这种类型的文字，不很流畅，还望海涵。
柳先生是自谦了。我们可以把“充满铜臭的”事理解为企业业务，但可以肯定，柳先生经常或偶尔抛开“铜臭”，而把自己放回到过去的坐标里去审视，去感悟自己的生存环境——至少在写这种类型的序的时候。
抽空翻翻《25年》，不累。
作 者
2003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