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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事时常会颠倒，低头讨债抬头欠债。欠债的人像皇帝一样理直气壮，讨债的人像做贼一样难为情。他任意践踏你的合法权益，还可以大言不惭；你表达自己的不满，还得委婉曲折，低声下气。高兴的时候，他给点小钱打发你了，不高兴，正眼都不瞧你一下，让你半点脾气都没有。
又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姓耿的女记者遇到我，问我事情怎么样了。我说我交涉了两次，人家都不理，我不好意思再要了。听了这话，女记者颇多感慨，提笔写了一篇评论《举起手中的利剑》刊登在《广东法制画报》上。她以我的这件事为例，说自命清高死要面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传病。为钱去争，很伤自尊心，很“掉价”。提醒大家要“勇敢地举起（《著作权法》）这把‘尚方宝剑’”，勇敢捍卫自己的著作权。
官司恩怨篇三年告倒“新时代”
不忿甜歌被侵权，三年告倒“新时代”
吴颂今自述：
我和新时代影音公司打的一场官司，就是一次被逼上梁山的经历。
在那次“批斗会”上，陈某往我身上泼了许多脏水，他指责我的主要有两点。其一，吴颂今是一个贪财的人，早已经拿到了自己该得的一份，花完之后，又跑来倒打一耙。其二，吴颂今是无理取闹，无论是新时代还是杨钰莹，早已经和他算清了经济账，丝毫不欠他的了。所以，他用一句话对我的人品作定义“批评唯利是图，是应该的”。
新时代到底欠不欠我的，陈某所说的话到底是否事实，这是一切的关键。陈某是“批斗会”的组织者之一，随后许多音乐人的发言，都是因为他这番对“唯利是图”慷慨激昂的“批斗”，全都是根据他提供的这些“事实”引发的。如果我能够证实陈某在“批斗会”提供的“事实”完全不是事实，而是满口谎言，则“批斗会”上所有一切言词，不攻自破。
我当然没有考虑通过媒体来说，因为此时我已经发现，通过媒体来说这些事情，只可能越说越乱。像陈某根本没有给过我解约费之类的钱，他却可以言之凿凿地说转交给我3000元，还说手中握有我打的收条。媒体竟然在不加任何核实的情况下，也一样照登出来。有了这样说话的人以及给这类话提供发布场所的媒体，能够说得清楚这类事情吗？
因此，除了打官司，我别无选择。
我聘请了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的赵以敏与谭日兴两位律师，由他们出面代理，将我的诉状递到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
我希望通过这场官司，跟新时代或者说跟陈某算一个总账，一次算清楚。
官司进入正式程序之后，我开始意识到，这个想法未免过于天真。这个账根本没法算，也难算清楚。立案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这个难题，我不得不改变主意，只和新时代算清部分账，以点带面，只要最终证明他们是欠我的，这就足够了。
从《灞桥柳》开始，新时代对我的侵权，涉及到我写的词曲38。5首之多，其中由杨钰莹演唱的有20多首，另外还有如《俏妹引得情郎来》里面的12首词2首曲和其他作品。我当时所掌握的侵权载体，亦有近40个。
我的律师去法院立案，法官建议说，要么，一首歌立一个案，要么一个载体立一个案。因此，我从中先选了杨钰莹第二个专辑中的10首歌，决定以歌立案，主要是《风含情水含笑》里的10首歌，立了10个案。外人只是通过媒体得知我和新时代打了一场官司，却不知道我和新时代实际是打了10场官司，还有近30场官司未打。
实际上，新时代的侵权行为发生已久，从我和律师搜集到的证据来看，新时代的所作所为决不是小打小闹，简直到了明火执仗、肆无忌惮的程度。
开庭时，我们拿出了30多个侵权产品的物证。除了少数几个之外，他们一概不承认，要么说这不是他们出版的，要么说那是别人盗他们的版。新时代的律师大言不惭地声称：被告“已经以每首500元为代价一次性向吴颂今买断了十首词两首曲的独家使用权”。事实上，其所谓的“每首500元”只是该公司在杨钰莹专辑《风含情水含笑》音带与CD初次出版时向本人支付的（自1991年12月12日至1992年12月11日）一年合约期使用费。
市中院在庭审时查明双方的合约注明“使用期限为一年”，可见新时代并非是“一次性买断”，一年之后的复制使用确属侵权。
第一次开庭只审了《风含情水含笑》这首歌的4号案。第二天再次开庭，又审理了另外九首歌的九个案子。和第一天开庭的情况类似，他们还是不承认我们出具的物证，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是被别人盗版了。
休庭后，我和我的律师都觉得，既然他们否认我们所出具的证据，要让他们在法庭上承认侵权事实，我们只有再去深入调查取证。
首先是寻找新时代出具的加工委托书。可是只有很少单位予以配合，大部分单位怕麻烦都婉拒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取得了好几份加工委托书。
第二个证据是出版月报表。
我们去了广东省音像管理处。但只查到了最近三年的记录。即使如此，我们也拿到了新时代侵权的大量书证，其中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发现的新载体。
同时，我们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国版权保护协会咨询，他们告之说，北京有一家国家版本图书馆。国家规定，所有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在出版后规定时间内，必须将样本呈送国家图书馆收藏，同时必须附上清单。经过对方查证，我们拿到了第三部分证据。
第四部分证据来自一些音像加工或销售公司。有一些载体并不是新时代再版也不是重新编辑出版，而是将版权卖给了其他的音像公司，然后由买版的音像公司加工发行。我们在法庭上出示这些载体物证时，大都被新时代否认。我的律师因此和这部分公司接洽，拿到了新时代和他们签署的版权转让或者是委托销售合约。
此外，我和我的律师还去音像市场搜集证据。结果，陆续发现了64种侵权载体，这还不是全部。因为新时代将版权或销售权卖给了全国几十家音像单位，有许多单位仅仅只是在当地发行，我们无法获得所有证据。
2002年8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我胜诉了。
2003年7月2日，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判决被告新时代承担二审诉讼受理费25190元。
终审判决后，新时代以公司濒临破产，拒绝执行判决。我不得已向法庭申请强制执行。然而，当我和法庭一起前往新时代强制执行时，才发现这间公司空空如也，房产、汽车等固定资产，全都抵押出去了，一点值钱的东西没有。公司的账上没有一分钱，只有大笔的债务。
局外人只知道我赢了这场官司，并且讨到了16万元赔偿的说法，却不知道，此事过去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至今我却连一分钱都还没有拿到。
官司恩怨篇新时代跟杨钰莹的关系
吴颂今状告新时代跟杨钰莹有何关系？
策划人旁白：
有的记者采访时问吴颂今，此案与杨钰莹是否有关？她对此案态度如何？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杨钰莹既不是被告，也不是原告，此案与她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事实上，涉案的十首歌又全是吴颂今为她专门度身订做的，也是由她演唱的，新时代出的这些侵权碟，全部都是她的个人演唱专辑或合辑。而且，这场纠纷因她本人对师长的不尊而起，又因她的老东家新时代的违法而升级。所以，无论如何，杨钰莹也很难在这场官司中淡出媒体与公众视野。
因为这些年吴颂今同杨钰莹已没有什么联系，她对本案的态度吴颂今自然不得而知。但是有趣的是，在打官司之余，吴颂今曾对他的律师说：新时代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编、出版、发行杨钰莹演唱的这些甜歌，不知道是否依法经过了她本人的授权？是否付给了她应得的演唱酬劳？
律师觉得此人真是不可理喻。这对师徒已经闹得如此不可开交，路人皆知，吴颂今怎么还在为杨钰莹这个学生着想呢？吴颂今正色答道：毕竟曾经师生一场嘛。
对吴颂今创作的那些甜歌，他早已向新时代发出书面申明：“未经授权，不得使用”。但是，对杨钰莹，他却至今未发出同样的禁令。据我所知，同样是跟自己制作人闹翻的歌手，比如高某某，其成名曲《牵挂你的人是我》作者老师说从今以后不准再唱，他就不能再唱了。可是吴颂今心太软，硬是下不了决心开不了口，禁止四处走穴四处商演的美女学生唱他的歌赚钱。曾经有记者给他出主意，让他设立一个举报电话，向传媒公布：观众在哪里发现杨钰莹唱了他写的甜歌，欢迎举报。这位音乐人一笑了之，当他们开玩笑。反而说，想唱就唱吧，只要按法律规定打声招呼，别忘了付费就行。要是杨钰莹不打招呼又不付费怎么办？其实他也无可奈何。
这就是一介书生吴颂今。
官司恩怨篇为梦写句号
为梦写句号——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吴颂今自述：
这本书终于完稿了，它是我写作计划中自身经历纪实文本中的第一册。
当我为这本书写下最后一个句号，也就是为我曾经的一个梦写下了句号。
这个句号写得异常艰难。因为这个梦做了长达20年时间，而为了写这个句号，我又酝酿了五个年头。五年前的那次“炮打”吴颂今事件发生之后，我就开始着手做两件事：一是和“新时代”打官司，向某些信口雌黄、恶意歪曲我的人讨个说法；其次就是写这本书，澄清事实，昭示世上，我和杨钰莹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也希望借此唤起杨钰莹的某些记忆。
写这本书的过程，是一个与酸甜苦辣的回忆纠缠的过程。我不得不重新翻捡起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灵魂仿佛又经历了一次洗礼。那些日子整天食不知味，卧不安枕，心力交瘁。在键盘上敲定最后一个字，如同一个长跑运动员冲向了最后的红线，长久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终于卸下。
五年怀一孕，一朝瓜熟蒂落，那种心情，谁人能解？
有人问：以如此代价来写这本书，值得吗？杨钰莹对于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说句心里话，我做这一切，只缘于一个简单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