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手辣的素质了，也实在太直肚肠了一点，更象个江湖人士，所以才会很不理解地骂刘备“是儿最叵信者”。
另外，还有两事也可以说明吕布的器量，一是《通鉴》云：“备在豫州，举陈郡袁涣为茂才。涣为吕布所留，布欲使涣作书骂辱备，涣不可，再三强之。不许。布大怒，以兵胁涣曰：‘为之则生，不为则死！’涣颜色不变，笑而应之曰：‘涣闻唯德可以辱人，不闻以骂。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将军之言；彼诚小人邪，将复将军之意，则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去此，复骂将军，可乎！’布惭而止”，吕布堂堂的一个封温侯、假节仪比三司的奋威将军，听了一介书生袁涣的一席话，竟然会从因为袁涣拒绝自己的要求而大怒，到不做掩饰地惭愧而止，可以想见他至少是个讲理而颇为直率的人，且颇有器量，非是通常那种一得势就飞横跋扈的小人。二是陈登为吕布使许昌，“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还，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劝吾协同曹操，绝婚公路；今吾所求无获，而卿父子并显重，但为卿所卖耳！’登不为动容，徐对之曰：‘登见曹公言：‘养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养鹰，饥即为用，饥则飏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12），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吕布的胸襟容量，还说明了此人是个直肚肠，动辄大怒，人言有理便意解，而他在这里对曹操的“譬如养鹰，饥即为用，饥则飏去”一番话应该也是颇心许之的。
到这里，又有可以说的问题了，既然说吕布“饥即为用，饥则飏去”，那吕布求“用”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前面，在吕布杀董卓之后，《通鉴》上有一段记载：“……初，吕布劝王允尽杀董卓部曲，允曰：‘此辈无罪，不可。’布欲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允又不从。允素以剑客遇布，……（吕布）渐不相平……”，吕布尽杀董卓部曲和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的提案，应该说不无道理，表示了他想参与朝政的意念，只是王允“素以剑客遇布”，所以才会“又不从”，忽略不计吕布的意见。联系前面有“以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封温侯，共秉朝政”一节，可以想见，吕布的理想不仅仅是做个天下无敌的勇将剑客而已，而是“共秉朝政”，因此他才会“渐不相平”。还有可以证明这个说法的就是他在白门楼已经是个阶下囚的时候，向曹操提出：“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而曹操当时颇心动，书曰“太祖有疑色”（13），其时吕布已是缚于阶下的亡虏，尚且说“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直把自己和曹操置于平起平坐的位置，不经意中说出他欲为重臣做栋梁平定天下的理想，而且此又可见吕布睥睨群雄，不把天下诸侯放在眼里的傲气，而“……太祖有疑色”一说，又说明曹操至少也是有几分赞许他这个说法的。
其实吕布的为人，想来必定是很有他的可取之处，所以还是颇得人心的。他战败后，手下大将高顺等不降，陈宫慨然求死，都说明他的得人心处；战败之际“布与麾下登白门楼。兵围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14），这“左右不忍”一句，也证明了吕布应该是颇得人心才对，不然何来不忍一说。从“布令左右取其首诣操”一句，又可以看见与演义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吕布其实并不怕死，不然就先投降了再说，何必要左右取自己的首级去见曹操，他的“乃下降”，应该是还想有“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的一日才做如此举动的，其实这个也说明吕布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他相信曹操会需要他这样的豪杰来平定天下，所以在言辞间还是自有其豪气在的。但是在演义中直把吕布写成个贪生怕死的人，还特意杜撰安排了张辽骂吕布怕死一节，实在又是小说家们一个大大的曲笔。
再由这个说开去，吕布虽然想“天下不足定也”，可是他最多也只仅仅满足于一个“明公将步，令布将骑”的冲锋陷阵的大将和“共秉朝政”重臣角色，可以说自始至终，并没有割地称王的野心，比之后来动辄称帝称王的那几位要好上许多，而他在徐州时也还是一直在谋求回朝从政的。
先时，“天子在河东，有手笔版书召布来迎”，因为“（吕）布军无畜积，不能自致”，所以吕布“遣使上书，朝廷以布为平东将军，封平陶侯”，那知道“使人于山阳界亡失文字（即封官的诏书和印绶）”，于是这个时候已经是司空的曹操“又手书厚加慰劳布，说起迎天子，当平定天下意，并诏书购捕公孙瓚、袁术、韩暹、杨奉等”，吕布知道后大喜，于是“复遣使上书于天子曰：‘臣本当迎大驾，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许。臣前与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为外将，欲以兵自随，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进退未敢自宁。’答太祖曰：‘布获罪之人，分为诛首，手命慰劳，厚见褒奖。重见购捕袁术等诏书，布当以命为效。’太祖更遣奉车都尉王则为使者，赍诏书，又封平东将军印绶来拜布。太祖又手书与布曰：‘山阳屯送将军所失大封，国家无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国家无紫绶，自取所带紫绶以籍心。将军所使不良。袁术称天子，将军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将军，使复重上，以相明忠诚。’布乃遣登奉章谢恩，并以一好绶答太祖”，这一段时期吕布和曹操的关系相当微妙，其中厉害暂且不说，至少可以说明吕布很想堂堂正正地回朝做个天子脚下的阶下臣的，后来东海萧建为琅邪相，治莒城，“保城自守，不与布通。布与建书曰：天下举兵，本以诛董卓耳。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于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来共争天东南之地。莒与下邳相去不远，宜当共通。君如自遂以为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也！昔乐毅攻齐，呼吸下齐七十馀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单故也。布虽非乐毅，君亦非田单，可取布书与智者详共议之”（15），尤其是后面“君如自遂以为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也！昔乐毅攻齐……布虽非乐毅，君亦非田单”几句，和曹操的《让县明本志书》中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一句几有异曲同工之意；而“天下举兵，本以诛董卓耳。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之说，诚为当时实情，前面的“天子在河东，有手笔版书召布来迎，布军无畜积，不能自致”，和他与曹操的战役中因为没有粮草而退兵两事，又互相印证了吕布的确是曾经想西迎汉帝而力所不能，这些都可以说明他的理想是做个汉朝的臣子，并无不臣之心。也许他对王允对他说：“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的嘱咐还没有忘怀。因此我说他比“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自还相攻，莫肯念国”之流的诸侯们好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吕布至少可算得是个大汉朝的“忠臣”。
从这些来看吕布，可以说吕布此人能文，且行文豪气不除，文字也可一观，他给袁术和萧建书（吕布另几封书信文多不载，附录于后）中看，喜笑言谈间自有其豪气在，而且对大局和人物亦有自己比较有见地的看法，这样的人，不为谓之无知；覆荫刘备和对袁涣事自可说明其有容人之量；他亦有其得人心处，是以高顺、陈宫慨然为之赴死，左右临危而不忍取其首诣曹操；临阵身先士卒，勇猛过人，勇名闻于天下，因此时人才有语曰：人中有吕布。
只可惜他有两大致命的性格上的弱点，一个是他手下大将高顺说的：“将军举动，不肯详思”，举动随意性太强；二就是没有主见且不善断。
郭嘉说袁绍好谋寡断，而吕布既不好谋又不善断，他虽然知道高顺的忠言而不能用，陈宫有善谋而尚自犹豫当从不当从，作为一个诸侯没有这样的政治素质，反而更象个江湖豪士，不败亡就是天数了。因而诚如高顺所言：“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又陈宫被俘后对曹操说：“但坐此人不从宫言，以至于此。若其见从，亦未必为禽也”，这二人的确说出了导致吕布败亡的致命伤。
惜乎，纵观吕布，当是能文善武，颇得人心，亦有容人之雅量及见地，又无割地称王的野心之人，而他最后的覆灭的悲剧，实在是源自于他自身弱点的一个性格悲剧，颇可为之一叹。又其一生行无大恶，譬如屠城坑卒，亲信小人，屈杀贤良，目无君上等等常见于历史奸邪人物的罪名一个没有，甚至可以说连大过都没有，真要指责也许只可以指责他和董卓婢女私通这个事，其他诸如攻城略地之所为，是战争时期的必然产物，没有屠城坑卒，也不能指责为恶行。
最主要的一点，《三国演义》上借张飞之口说他是反复小人，“三姓家奴”，只不过真要是说起反复小人，恐怕他绝无资格与大耳公刘备先生比肩的。
大耳公刘备先生先是在公孙瓒手下，因为陶谦给了他四千兵他就弃公孙投陶谦，然后占了徐州，后来又投靠了吕布，再接着是反攻吕布转投曹操，而后又反攻曹操转投袁绍，再去投刘表，最后一次是他刚刚对孙权说完你如果攻刘璋我就披发入山，一转身就用刘璋给他的兵马围攻成都，搞得刘璋最后要在孙权的保护下才能安度余生。要这么算下来，刘备至少是“七姓家奴”，吕布连他的一半都及不上。因此如果比起刘备来，吕布的所做所为简直是小儿科，根本就连和刘备评比谁更“反复”的资格都没有，可是现在却因为一部《三国演义》，平白背上了一个“三姓家奴”的千古骂名，成为反复小人的代名词，小说家的刀笔不可谓不利。
（1）（13）见《三国志》《吕布传》
（2）见《三国志》《吕布传》、《董卓传》
（3）见《三国志》《董卓传》
（4）（5）见《后汉书》《蔡邕传》
（6）（7）（8）（9）（10）（15）见《三国志》《吕布传》及裴注
（11）见《三国志》《先主传》
（12）（14）见《资治通鉴》
附录
《与韩暹、杨奉书》：二将军拔大驾来东，有元功於国，当书勋竹帛，万世不朽。今袁术造逆，当共诛讨，奈何与贼臣还共伐布？布有杀董卓之功，与二将军俱为功臣，可因今共击破术，建功於天下，此时不可失也。
《与袁术书》：足下恃军强盛，常言猛将武士，欲相吞灭，每抑止之耳！布虽无勇，虎步淮南，一时之间，足下鼠窜寿春，无出头者。猛将武士，为悉何在？足下喜为大言以诬天下，天下之人安可尽诬？古者兵交，使在其间，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远，可复相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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