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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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新语- 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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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三国夜话七 杨修之死的原由探考(2)

    曹丕于是就这样在他的智囊“四友”的策划下,于夺嫡的争斗中逐渐占了上风。同时他又适时地展开了公关攻势,塑造自己的形象,“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曹操)宫人左右,并为之说”(5),同时拉拢曹操手下的谋士重臣贾诩等人,再加上曹植身上诗人的狂放风格经常发作,“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6),曹植开始逐渐失宠。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曹植在魏国的都城邺城奔驰于弛道中。弛道,是曹操做为魏王的专用道路,曹植这样做,可以说已经以魏王自居了,所以曹操大怒,结果是“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7)。    
    曹丕最后做太子其中起最重要作用便是曹操谋士贾诩的一句话,《三国志》《贾诩》传说:“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操虽然有诗人气质,但首先是个政治家,贾诩让他看到了那个时代在立嗣问题上废长立幼的利弊和前车之鉴,对于他来说,他死后维持政权的安定和长久才是第一位的,其他所有一切都可以让路,包括自己个人的好恶。而郭嘉、荀彧等人对他的长处评价中就有“善断”一说,所以他马上做出了决断,于建安二十二年,立曹丕为魏太子。    
    杨修在曹植失宠后,曾经有意疏远曹植,但是因为曹植毕竟是曹操的儿子,所以不敢过于明显,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来往密度。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他是比较缺乏政治上的应变能力的。    
    然而曹操在处理完了立嗣的问题后,却马上从政治角度出发,考虑到了曹植和曹丕争嗣的后果不能小看,因为两人周围都有一群谋士,而曹操是深知谋士力量的,所以终于在建安二十四年秋,在救曹仁的军中将杨修估计是随便按了个什么罪名就斩首了。《三国志》是这样说的:“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这里,首先说了“终始之变”,再加上杨修“有才策”,又是“袁氏之甥”,所以杀了他。可见杨修除了因为参与了夺嫡的原因被杀以外,还有的原因就是“有才策”和“袁氏之甥”。    
    不过单是“有才策”,是不会被曹操杀头的。曹操手下,谋士能臣犹如过江之鲤不可胜数,奇变横生的贾诩,深通兵法和政治的荀彧、荀攸叔侄,有胆有谋的程昱等等,这些人军事和政治上的能力远过于杨修,却没有一个因为有才而遭曹操忌杀的。单是“袁氏之甥”也不会被杀,象庞德在马超手下就已经具勇名,他的亲哥哥又在刘备手下为官,曹操一样用他和曹仁一起对付关羽(9)可见就算有才又是袁术外甥,也不至于被杀。这第二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杨修和曹操等人的政治观点不同,所以才遭忌。曹操给杨彪的关于杨修之死的信中,更是很明显地暗示了这点:“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    
    杨修的父亲杨彪,是个正统的儒学家,曹操则是个不拘小节的改革派。在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的时候,杨彪是尚书令,也就是相当于丞相的角色,就已经对曹操有所看法。“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又“(建安)四年,复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10)。    
    案《三国志》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二十一年夏五月才进为魏王,而此云“(建安)十一年,……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则可见并不仅仅因为是杨彪因为“见汉祚将终”才这样的。其中原因是就是因为建安元年的时候,曹操觐见天子而“彪色不悦”。所以曹操紧接着就以建安二年袁术僭号天子的事情株连杨彪,理由是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意图除去这个政敌。这个时候,另一个与曹操在政治上始终是对立,又与杨彪交好的大臣孔融听说了,连朝服也来不及穿就来曹操处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曹操辩解道:“此国家之意。”孔融当即说:“假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又继续要挟曹操:“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曹操这个时候在朝中的根基还没有稳,羽翼尚未丰满,还要借助孔融等名士来收买人心,于是不得已“遂理出彪”。但孔融此人,也是一个长于清谈的狂放之士,几次在曹操推行新令的时候和曹操过不去。又冷嘲热讽。当时因为战乱频起,天又灾荒,民不聊生,所以曹操下令禁酒以节粮,孔融就去书讽刺曹操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锺,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御史大夫郗虑知道这个事情后,便“免融官”,那知道他“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还“常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曹操破袁绍后,曹丕娶绍子袁熙的夫人甄氏为妻,他又调侃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因为孔融博学,还以为是书传所记,就问孔融出处,孔融就说:“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11),所以孔融终于被曹操找个借口杀了。和他最相得的弥衡,也因为看不起曹操,被放逐到刘表那里,结果也不讨刘表喜欢,被刘表部将黄祖一刀杀了。弥衡在评论许昌众人的时候,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也就是说只看得起这二人,其他人不足道。而孔融推崇刘备更过于曹操,他们对曹操以及曹魏的重臣如荀彧、陈群、司马懿等是很看不起的(12),因此可以说处处与曹魏政权作对,可惜又没有政治和军事上可以对抗的能力和实力,因此只好在口头上占些便宜,最终被曹操一个个地斩除了。所以杨修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隶属于曹操对立面的政治阵营的一员,并非是仅仅因为有才与是袁术的外甥才死的。    
    说到此处,杨修的死因也基本上说完了,我们再来说说前面说过的有关杨修的两则故事。    
    一个是关于解蔡邕题邯郸淳撰的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事。    
    查此事出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原文有:“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卿解不?’答曰:‘解’”几句,案《后汉书》《曹娥传》:“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旁,为立碑”,考曹娥碑碑文有“上虞县令度尚字博平 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撰”的字样(13),上虞,县名,秦始皇二十五年置,古隶会稽郡。所以这个碑是在会稽,又据清光绪《上虞县志》载:“曹娥庙在十都曹娥江西岸,旧在江东,属上虞,后以风潮啮坏,移置今处,隶会稽”,所以这个碑是在现在的绍兴上虞,曹操一生没有过江南,可以很明确地推断这个事情是纯粹虚构的。或许罗贯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他的《三国演义》里将这个事情演化到是曹操过蓝田的蔡文姬家里,看见了碑文的拓本来掩盖这个明显的纰漏,也算是用心良苦。    
    另外说句题外话,曹娥碑现在尚存,我曾经去看过,不过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上虞县长度尚立的碑早已散失。后来在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王羲之也曾经到庙书曹娥碑,文字由新安吴茂先镌刻。此碑绢本手迹现存辽宁博物馆,上有梁代徐僧权、满骞、怀充等人题名,还有韩愈、宋高宗等人题款。而现存的曹娥碑系在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由王安石女婿蔡卞重书的。此碑高2.3米;宽1米;为行楷体,笔力遒劲,流畅爽利,在我国书法史上较高的地位,由于已历千年,所以可称是弥足珍贵。    
    第二个是关于杨修解曹操的“一合酥”为“一人一口酥”的问题。我因为受一位任职于中学的好友之托作此文,所以发现在现行的初中课文《杨修之死》中有“操自写‘一盒酥’三字于盒上,置于案头”一句。在这里,这个“盒”我认为应该是“合”字。因为按照《汉书·律历志》曰:“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则这里的“一合”,应该是个计量单位,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的“一包”或者“一盒子”的意思;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注:“合”又读gě,容量单位;再查《说文解字》中只收有“合”字,并无“盒”字,而《说文解字》是由许慎(约公元54年一149年)编纂的,因此应该在三国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这个“盒”字;而且,古人写字是竖写的,如果是“盒”字就应该念成“一人一口皿酥”,这样就解释不通了,只有是“合”才可以说得通;所以“盒”字的产生可能是由后人取“皿”字的储物之意与“合”字的其中一个字义结合衍生而来的。或许作为课文的编者只考虑了用字的规范性而没有考虑到古代根本就没有“盒”这个字,因此用了“盒”字。但是,做为一个历史故事,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历史上文字的用法,而且以现在的用法,是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个故事的,所以还是用“合”字,然后在后面加个注解解释一下比较好,不然,难免有误导之嫌。    
    


上篇 三国夜话七 杨修之死的原由探考(3)

    (1)《三国志》《曹植传》裴注:丁仪字正礼,沛郡人也。父冲,宿与太祖亲善,时随乘舆。见国家未定,乃与太祖书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是时张杨適还河内,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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