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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公有如此之将非但生前不能用，于身后又不举以自代，反以杨仪之流的小人从而制之，忠贞谋国者，何忍出此谋！而其人申韩之气又极重，导致蜀汉小朝廷此后满朝鸦雀无声之局面，孔明当负首责。始皇之焚书也，尚知保留《秦纪》。而诸葛公之治蜀，竟乃并史官而省之，然不能禁其史实真相之泄露于外也。孙休时，薛羽为“五官中郎将，遣到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喑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申韩之术，诸葛公讲之精，行之果。驯至可以言语诖误推问人（杨敏是也），可以言语诖误放逐人（廖立是也），可以言语诖误杀人（彭漾是也）。令行禁止，莫敢予违，可谓快意肆志矣（与法孝直相当），而其末流，乃落到智士箝口而不敢言（向郎是也），万民怨毒入于骨髓的地步（野民皆菜色）。一旦外敌猝至，遂土崩瓦解以亡。此虽“势所必至”，又岂其始料所及哉？昔人论管仲，以为器小，诸葛孔明一生亦以比管乐而自诩，然于“器小”一节亦甚为酷肖欤！
（注：此“器小”非指气量大小，乃格局之意耳。）
下篇 文史杂谈一 魏晋风度及药石与春药和性之间的关系（1）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文人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追崇的典范。
在很多人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鲁迅在其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不但谈到了魏晋风度和何晏等人物，同时亦多处提到了由何晏大力倡导服用的药物“五石散”。
实际上，我们在谈论魏晋风度时，必定会说到这个“五石散”，因为两者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服食“五石散”的风气自被何晏倡导并开始流行后，由魏晋至唐，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整整五六百年而未有间断，且颇有发展，仅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了二十家“五石散”的解散方。
这个与魏晋风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五石散”，又叫“寒食散”，一般认为是由东汉的张仲景（150？——219）发明的。因为最早注明“宜冷食”将息的“侯氏黑散”和最早直呼“寒食”的“紫石寒食散”，都是首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中的《伤寒杂病论》一篇，所以隋代的巢元方在他的《诸病源候论》里引晋名医皇甫谧语道：“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张仲景合此药的其主要目的，是用它来治疗伤寒（这个伤寒指的是感冒伤风一类的病，也就是古人说的风邪入侵，而不是指现代的伤寒症——typhoid）。
那么这个“五石散”或者说“寒食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不妨先从名字上说起。
称它“五石散”，是因为它用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合成的一种中药散剂，而之所以又被称为“寒食散”，乃是因为服用此药后，必须以食冷食来散热而得名。不过因为“五石散”的药性非但猛烈而且复杂，所以仅仅靠“寒食”来散发药性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辅以冷浴、散步、穿薄而旧的宽衣等各种举动来散发、适应药性，即所谓的“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只有一样是要例外的，那就是饮酒要“温”。此类举动称之为“散发”和“行散”等。只不过倘若药性散发不出来，又必须再服其他药来引发，药性如显现则称之为“石发”。
组成“五石散”的那些石药，从西汉名医淳于意的《诊籍》来看，最早从扁鹊开始就已经被用来治病了：“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而淳于意引的古《论》中还有“中热不溲，不可服五石”一说；在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屈原《楚辞》里亦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的句子，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服用石药，并一直延续到了汉朝。
记载秦汉医学成就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虽然在唐代初年就已失传，但在后人的辑本中，我们还是可以看见，在秦汉时期是把丹砂、石钟乳、石胆、曾青、禹余粮、白石英、紫石英、五色石脂等18种石药，全都列于能“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药中的，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更有记载云：“冶云母以麦籍为丸如酸枣大”，服后“令人寿不老”等等，可见石药在当时地位是相当高的。
等到了正始名士何晏的手上，他因体弱，乃自合药剂，由于“寒食散”药性猛烈，在汉时服用者尚不多，所以他在改进了前人的方子后方始服用（估计是加了配药或者调节剂量，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后自觉良好，因而大力提倡，终成累世之风（1）。同时由于这个药的材料很贵，所以到后来服用此药竟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有假装“石发”来表示自己富贵身份者，《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魏晋名士们最被人追崇仪态和风度，便是他们宽袍大袖之飘逸风姿和惊世骇俗的跳脱举动，而在我看来，这些实是与服药有着莫大关系。
首先，服食“五石散”之最直接后果，乃是形态举止大异常人，此盖因药力之故也。
凡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五石，皆为燥温之物，服食以后五内如焚，亟需以行走发汗来驱发药性，因而魏晋文献和此后的记载以及文学作品中多有“行散”、“行药”一说。比较著名的就有《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几则，其中一个是王恭的事迹：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而另一则是正好碰上了行散的上司，因此靠一句话救了全家一命的：“谢（重）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太傅已构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外示絷维，而实以乖间之。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时谓谢曰：‘王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敛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后世这类记载和描写也不在少数，如鲍照的诗作《行药至城桥东》，元稹的“行药步墙阴”和常建诗“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等等，均为此类举动的直接写照。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服食“五石散”成为一种类似吃摇头丸一样的时尚后，魏晋名流们便纷纷服用以示身份，并在其后出门行走，只是此等举动大多实是一种不得已之行为，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逍遥，因为他们必须疾步行走到出一身汗方好。因此梁实秋先生曾经小小地幽了他们一默：“六朝人喜欢服五石散，服下去之后五内如焚，浑身发热，必须散步以资宣泄。……这种散步，我想是不舒服的。肚里面有丹砂雄黄白矾之类的东西作怪，必须脚步加快，步出一身大汗，方得畅快。我所谓的散步不这样的紧张，遇到天寒风大，可以缩颈急行，否则亦不妨迈方步，缓缓而行。培根有言：‘散步利胃。’我的胃口已经太好，不可再利，所以我从不跄踉地越路。”
另外还有诸如暴躁而口发狂言，桀骜无礼或赤膊跣奔等等放浪形骸的荒诞举动，也大都有着这个原因。
五石散中含有硫化物等毒性成分在内，食后极易性格暴躁。鲁迅因此说：“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唐代名士、肃宗李亨的布衣之交李泌，也是因 “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
由此可见，魏晋名士们或暴躁或口发狂言的狂傲风范，是与服药有一定关系的，并非全都纯出自然。
由于在服药之后除行散以外，尚要饮以温酒来借酒力发散药性，于是魏晋名士大多好酒，这个事情大家实在太熟悉，举不胜举，所以就不多说了。但喝酒还曾经喝出这样的事情，据《世说新语》载：桓（玄）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忱）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