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如果被接受，那就像玻尔的建议被接受一样，将对战后政治格局产生无法估量的积极影响。
可是，史汀生接到他们的建议时，已经是海德公园备忘录出笼以后的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史汀生晓得如何处理这类文件。一直到战后，这份文件还牢牢地被锁在史汀生的保险柜里。 第三十章成功的前夕都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还记得，橡树岭克林顿工程工厂的建设遇到了巨大困难。但人们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将这些困难一个个克服了，工程有了巨大进展。
成功就在不远的前方。成功不但伴随着辛劳，而且伴随着苦痛。
进展1944年初，橡树岭克林顿工厂的两项分离技术的难题都被攻破，试运转正常后正式投入生产。到1945年1月，864台“跑道”的分离箱中，约有85％每天生产258克浓度为10％的产品。同时，36个“贝塔”分离器每天可以把204克的“跑道”的产品变为浓度为80％的铀235。这个浓度足可以制造原子弹了。
汉福德工厂的反应堆已经安装完毕。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子反应堆。1944年9月26日，星期二傍晚，一切准备都已就绪，预计星期五它达到了临界状态。
为了亲眼看一看这一连锁反应，许多人赶到了现场。杜邦公司的那些大亨们也赶到了。操作人员全部各就各位。他们都经过了很好的训练，更何况，他们的面前都有“启动手册”，操作上不会出现什么闪失。观察者中许多人进行了“庆祝预演”，喝了上好的威士忌酒。他们呼出的酒味散发到了巨大的车间中。
奥本海默、费米、劳伦斯、特勒、贝蒂、赛格雷、西博格等在车间里转来转去，检查仪表读数。格罗夫斯紧跟在奥本海默身后，如影随形。
反应堆在周五午夜后几分钟达到临界状态，连锁反应获得了成功，巨大厂房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这之后，含有以克计的钚的硝酸钚开始一批批运往洛斯阿拉莫斯。运到以后，这个人造元素立即被使用于广泛的实验，以便研究它的尚且不为人们所知的各种品质。到秋季之前，这种实验已经进行了2000次之多。
1944年12月，钚的大量生产正式开始。
格罗夫斯非常高兴，向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报告，他在1945年下半年可以积累造十几颗每颗5公斤钚的原子弹。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新的险情
入冬后，方山上空烟雾缭绕。军队派到各公寓烧锅炉的人员把锅炉烧得太热，墙壁都发烫了。洛斯阿拉莫斯地势高，又干燥，四面都是松树林，大家都担心发生火灾。
1945年初的一个晚上，技术区的主要机械车间就着火了。杰特·埃里克，化学和冶金处金属还原组组长，同奥本海默及方山指挥官一起，站在行政楼的太平门口，忧心忡忡地指挥着消防队员救火。
人群中，杰特·埃里克的妻子埃莉诺·杰特喊了一声：“上帝啊，谢天谢地那不是D楼——那儿可不能再热！”
D楼是什么地方呢？那是她丈夫工作的地方。埃莉诺·杰特并不知道丈夫搞的是钚，但知道“热”的意思是有放射性。她问丈夫时，丈夫回答道，“亲爱的，你别担心，我们小心就是——其实已经小心得难以令人相信了……”
如果那里发生火灾，那可要酿成大灾难了。
机械车间失火后，在奥本海默的建议下，格罗夫斯命令建造一个防火的钚车间，墙壁是钢制的，屋顶也是钢的，空气进出都要经过过滤系统。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奥本海默的内心苦痛
奥本海默以明显的能力和外表的镇静监督着一切，几乎人人都依靠他。
特勒一再说：“奥本海默也许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实验室主任，因为他头脑出奇地灵活，因为他成功地了解了实验室里几乎每一件重要的发明，也因为他对别人的心理有很不寻常的洞察，这点在物理学家中是很少见的。”
贝蒂同意这种见解，他说：“他知道而且理解实验室里进行着的一切，不管是化学的、物理的、理论物理的，或者机械车间方面的。他能够把这些事情统统装在脑子里，并进行协调。在洛斯阿拉莫斯，他也显然在智力上超过我们任何人。”
这位理论处处长后来回忆说；
“他听到任何事后马上就能明白，而且会把这件事纳入整体之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实验室里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像他。他不仅知识丰富，而且对人热情温暖。人人都肯定感到，奥本海默关心每一个人的工作。他和人谈话时，总要使对方明白，你的工作对整个工程的成功来说是重要的。我不记得在洛斯阿拉莫斯时他对谁不好，相反，他总是让人感到轻松。战前和战后，他却不是这样，而是常常同别人闹别扭。可在洛斯阿拉莫斯，从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但是，奥本海默自己却并不感到轻松。
许多年后，他自己坦白说，他始终对自己一生中的行动“感到非常后悔和负疚”。在洛斯阿拉莫斯，他似乎第一次对这种自我厌恶找到了某种缓解。他也许是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基于互补性的自我剖析方法，这在后来给他带来了各方面的好处。他说：“在争取解脱出来做一个有理智的人的尝试中，我不得不认识到，我对自己行动的担忧是正确的和重要的，但这还不是全部，必然还有对它们的另外一种看法，因为别人并不像我一样看待它们。”
显然，他已经找到了比较传统的缓解办法，那就是把自己完全投身在工作之中。
那些年代中，不管奥本海默在精神上和工作上有什么样的负担，他的私人生活中实际上充满了痛苦。
他始终受到监视：他的行动受监视，他的房间和电话被窃听，连他的私生活也有陌生的人在注意。
他的家庭生活不算是幸福的。他的妻子基蒂因为受不了洛斯阿拉莫斯与世隔绝的生活的压力而沉溺于饮酒。后来，只好由帕森斯海军上校的女儿马莎接手主持方山上的交际工作。军队的安全官员们对美国最重要的秘密战争计划的中央实验室的这位主任进行无情的追踪。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皮尔·德·席尔瓦——深信奥本海默是一个苏联间谍。奥本海默经常被盘问。那些人要他讲出他所知道是共产党员或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的姓名。
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度过第一个夏天时， 接到琼·塔特洛克的来信。在奥本海默和他的妻子认识之前， 他曾爱过这个不幸的女人。尽管她曾经是而且可能仍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也知道自己受到监视， 但他还是忠诚地去看望了她。
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上冷酷地记载了安全人员偷窥这次会见的情况：1943年6月14日：奥本海默在1943年6月14日晚从伯克利坐火车到达旧金山。琼·塔特洛克去接他并吻了他。他们在旧金山百老汇路787号的佐奇密尔丘餐馆吃晚饭，然后于晚上10点50分去蒙哥马利街1405号，走进最上层的一个房间。随后，灯就灭了。第二天早晨8点30分才看到奥本海默和琼·塔特洛克一起离开那幢房子。1944年1月，琼·塔特洛克自杀了。她留下遗书：我想活，做出贡献，但不知为何瘫痪了。
这里的瘫痪，指的是精神上的瘫痪。奥本海默自己要抵制的也正是这种瘫痪。
1944年3月，开始计划搞内爆武器的全面试验。3月至10月之间某个时候，奥本海默为这次试验提出了一个代号。这第一次人造核爆炸将成为历史事件，因此它的命名将是铭记于史册的。奥本海默为试验和试验场提出的代号是“三位一体”。
当时，没有人知道奥本海默这个代号的来源，也没有人问他。若干年后，即1962年，格罗夫斯写信问了这一问题，并且自作聪明地猜想奥本海默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美国西部用这个名字命名的河流和山峰很多，因此用它不会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
奥本海默复信说：“代号不是那个理由……我的朋友约翰·多恩——你肯定还记得他——临死前写过一首诗，我很喜欢，其中有几句是：既然西方和东方
在一切平展的地图上都合为一体，
而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因此，死亡的确紧靠着复活。”多恩的诗中包含一种互补性，与原子弹的互补性相类似。
关于原子弹的互补性，玻尔曾与奥本海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奥本海默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思想。垂死引向死亡，但也可能引向复活。诗中揭示这一理念，对玻尔和奥本海默来说正如原子弹，它是死亡的武器，但也可能导致结束战争、拯救人类。
奥本海默在写给格罗夫斯的信中继续说：“显然，这仍然不能构成‘三位一体’，但多恩在一首更为人所知的虔诚的诗中，一开头便写道，‘ 啊，三位一体的上帝，请您打击我的心灵……’”
多少年的谜底揭开了。大家也因此看到，这个代号中包含了生和死，包括了生者和死者，包括了生者对死者的怀念。
至于对奥本海默的跟踪和监视，格罗夫斯当时就知道的。他本人监视过齐拉特，也曾怀疑这个性情乖戾的匈牙利人是苏联的一个间谍。但对于对奥本海默的监视，他深恶痛绝。他认为监视奥本海默就等于监视他。他发过脾气，并想过辞职，但他是一个军人，他控制住了。
这方面的事，他从没有向奥本海默讲过什么，连个暗示都没有。他很少有苦痛，如果有，这是其中之一。
第三十一章政治家们走上了原子弹大戏的前台
现在，该政治家表演了——他们粉墨登场。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新总统被告知原子弹的事
继任的是副总统杜鲁门。内阁不太了解这位新总统。这位新总统也不太了解内阁。很多事情得从头讲起。
老总统逝世之后的24小时之内，两个人把原子弹的事告诉了这位新总统。
第一个人是史汀生，那位身材笔直、白发苍苍、气度不凡的陆军部长。罗斯福逝世后那天晚上杜鲁门宣誓就职以后，召开了一次简短的内阁会议。散会后，史汀生就向总统讲了有关原子弹的事。
史汀生告诉杜鲁门，有一项重大计划正在进行之中。这项计划预期将制造出一种新的、具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力的爆炸物。
这就是当时史汀生向新总统讲的全部内容。
语言如此简短、概括，让新总统不得要领。
杜鲁门自从战时在参议院工作、担任“调查国防计划委员会”主席以来就知道有一个“曼哈顿计划”。当时，他曾经试图向陆军部长查询这项代价昂贵的秘密计划，但遭到了拒绝。史汀生只讲了一句话：“无可奉告。”
当时，就这么一句话，就使这位负有监视责任而又顽固倔强的参议员放弃了对一项未加说明、花了数以亿计美元的国防工厂建筑进行的查询，单这一点就足以衡量出陆军部长声望的高低了。
杜鲁门就任总统时，史汀生已经77岁。
另一个告诉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