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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陆军部长愉快地把这个电报送给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
他们刚刚从柏林回到波茨坦。
贝尔纳斯从史汀生令人鼓舞的消息中看到了更为广泛的缓解。这使他连夜给赫尔复了电。他告诉赫尔，对日本人发出警告的声明应该推迟，而且在发表时不应该包含对天皇的这一承诺。
现在，贝尔纳斯有充分的理由来推迟发出警告了：要等待第一批实战原子弹准备就绪。
这些武器将满足赫尔的第一条反对理由，如果日本人不理睬警告，那么，美国可以有一次十分可怕的惩罚性反应。
就是说，美国的武器库里增加了这样的武器之后就不需要再为无条件投降做出妥协了。而且美国在太平洋不再需要苏联的援助了。现在的问题将不再是设法把苏联拖进来，而是力图把他们排除在外。
贝尔纳斯断言：“当总统和我本人知道了这次成功的试验后，谁也不急于要俄国人参战了。”
但就当时而言，除总统和贝尔纳斯之外，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却认为，如果只有裕仁可以说服那些尚未被击败、手上还有可供一年使用的军火，但战线漫长的日本军队放下他们的武器的话，那么，保留天皇可能是一项明智的政策。在此情况之下，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需要一份适宜的宣言，既不会惊扰他们的下属，让美国人民安心，又可以给日本人一明白无误的信息。
星期六中午，格罗夫斯关于“三一计划”试验的目击报告，由哈里森以密电送达。史汀生找到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他高声朗读了报告。格罗夫斯估计“释放出来的能量超过15000吨梯恩梯，而达到了20000吨”。报告援引他的副手法雷尔对当时场面的描述：“史无前例的、辉煌的、美丽的、惊人的和令人毛骨悚然的。”
他们的用语与科学家大有不同，我们还记得班布里奇的描述：“肮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
报告还收入了法雷尔对事件的评价：“至于目前的战争，这里有一种感觉，即不管还将要发生什么事，我们现在握有的手段足以保证它迅速结束，这将使数以千计的美国人生命免于涂炭。”
这无疑是总统和国务卿喜欢听的。
史汀生注意到杜鲁门为这个报告“大为振奋”，说这个报告“给了他一种全新的信念”。
实际上史汀生也很兴奋。不错，史汀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布什和科南特的接近玻尔思想的建议，同时，对日本，他主张可以放宽条件，甚至允许保留天皇制。但是，他并不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特别是真的如果借此可以结束战争、减少美国军人的死伤的话。
第八部分：发威艾森豪威尔的见解
接到格罗夫斯的报告之前，史汀生正在接受艾森豪威尔的款待。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我们在德国的总部里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饭菜可口，一切都很好。席间，史汀生收到了一份电报，其中说原子弹已经加以完善，并且可以投掷了。”
哈里森的这份电报是他就原子弹问题向陆军部长发的第二份电报。这正是“三一计划”试验的第二天，当时格罗夫斯回到了华盛顿，电报说：医生刚刚回来，他兴高采烈，相信小男孩同他的大哥哥一样健壮。他眼睛发出的亮光从这里到海霍尔德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从这里到我的农场，我都可以听到他的尖叫声。海霍尔德是史汀生在长岛的住宅，离华盛顿有250英里。哈里森的农场在首都郊外50英里处。这种暗语自然是形容霍尔纳多实验场原子弹的闪光和声响的。当时，艾森豪威尔读到它时，觉得这种比喻并不令人感到有意思，而且认为它蕴含着邪恶，他写道：电报用的是暗语，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讲的，“小羊羔生了”，或者其他讨厌的类似的话。然后史汀生告诉我，他们准备把它投掷在日本人身上。好么，我只是洗耳恭听，我没有主动提出什么意见，因为说到底，我在欧洲的事已经干完，日本那边的事由不得我。但是只要我一想到这件事我就越来越感到抑郁。然后他询问我的意见，于是我告诉他，我反对这样做，理由是两点：第一，日本人已经准备投降了，没有必要用这个可怕的东西去打击他们。第二，我憎恨看到我国首先使用这类武器。好啊……这位老先生听后大为恼火。我能了解他何以如此。说到底，他承担了重任，他有权这样做。但是，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艾森豪威尔还找到杜鲁门，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但总统有他自己的判断。当他听到“三一计划”成功的消息时，他立即在日记中记了这样的话：“我相信日本人在俄国人进来以前就会垮台。我肯定，当‘曼哈顿’出现在他们本土时，他们就会垮。”
什么时候发布波茨坦宣言，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时候第一批原子弹能准备就绪加以投掷的问题。史汀生询问了哈里森，哈里森回答说：从8月1 日开始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手术，但还要看病人准备情况和大气情况。单从病人角度来看，从8月1日至3日有机会，从8月4日至5日，好机会，排除未及始料的旧病复发，8月10日以前几乎肯定是可以的。这时是7月23日，史汀生要了一份目标城市名单，哈里森回电说：按照顺序是广岛、小仓、新睸。史汀生放了心：京都已肯定被排除。
这份电报意味着，在7月最后一周，长崎还没有被补充在名单上。但几天之后长崎就加上去了。官方的空军史学家们推测是李梅的部下建议的，目测轰炸的需要或许就是加上的原因。长崎被补上肯定还因为它当时是日本少数没有被完全烧毁的城市之一。
作为实战用的第一颗原子弹即“胖子”，应该大约在8月6日在太平洋基地准备就绪，第二颗大约在8月24日就绪。更多的数量将加速准备好，九月份或许完成3颗，到12月份希望完成7颗或者更多。每月三颗以上的增加率需要设计的改进，格罗夫斯认为这种改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史汀生在7月24日星期二上午把哈里森的几项估计向杜鲁门做了汇报。总统甚为高兴，并说他将按照这些估计来确定发布波茨坦宣言的时间。
陆军部长利用这个时刻吁请杜鲁门考虑是否在私下向日本人保证，他们可以保留他们的天皇，如果他们坚持要这一让步作为投降条件的话。总统没有表示什么，他说他将记住这一点并将加以关注。
第八部分：发威杜鲁门如何向斯大林进行通报
史汀生离开后，贝尔纳斯同杜鲁门一起共进午餐。他们已经决定将原子弹的事告诉给斯大林，现在在讨论如何把话讲得尽可能少些。让斯大林知道他的战时盟国背着他已经发展了一种划时代的新式武器，但又不能透露更多的内容，这需要一种高超的策略。而贝尔纳斯比杜鲁门想到了更为复杂的问题，在1958年他告诉一位历史学家说：根据我在会议第一个星期同俄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已得出结论，如果俄国人参与太平洋战争的话，那会是令人遗憾的。而且……我担心如果斯大林充分得悉新武器的威力的话，他可能命令苏联军队立刻火速前进。经过反复斟酌，向斯大林通报的难题得到了解决。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商定后的次日，他们安排在塞西林宫与斯大林会谈。会谈结束后，杜鲁门按照精心做出的安排，又同斯大林进行了一次“随便的”接触。
塞西林宫已经被撤去了饰物，看起来十分寒酸。淡色的德国蚊虫从没有纱窗的窗户飞进来，放肆地向几个征服者发起进攻。杜鲁门跟在他的翻译背后，绕着用呢子铺的会议圆桌，侧身走向他的苏联对手。他实际上心情十分紧张，但假装着镇静。等杜鲁门表现得漫不经心走到斯大林跟前时，他又“漫不经心”告诉斯大林，美国有了一种破坏力非同一般的新武器。
当杜鲁门说这番话的时候，贝尔纳斯在远处使劲地盯住斯大林的脸。他期望能从斯大林的脸上看到一种惧怕之情，至少他希望能看到斯大林听后会做出某种反应，以根据面部表情的变化判断出斯大林的某种心理活动。
贝尔纳斯没有从斯大林的脸上看到任何异常的东西。斯大林照旧叼着他那精制的烟斗，神情安详而又自若。他平静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把吸入的烟雾缓缓吐出，淡青色的烟缕从烟斗里冒出来，袅袅上升，与斯大林吐出的淡青色的烟雾混合后，渐渐消失在大厅里。这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都以为斯大林压根就没有弄明白他们向他透露的内容的分量。
等了大约半分钟，斯大林说话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感到很高兴，希望我们好好利用它，例如利用它来对付日本人。”
后来，奥本海默知道这个故事之后，深深叹了一口气，他说：“这是把漫不经心做过了头的典型事例。” 奥本海默懂得，从此时此刻开始，全世界将失去什么，失去多少。
如果斯大林对原子弹的潜力还没有深刻印象的话，杜鲁门却在他的私人日记里形成圣经启示录式的幻觉，他写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世界史上最可怕的炸弹。这或许就是幼发拉底河时代所预言的诺亚和他的传说中的方舟之后的烈火毁灭。
不管怎么样，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分裂原子。用温和的口气说，在新墨西哥的沙漠地带的试验是惊人的……
这一武器将在现在到8月10日之间对日本使用。我已经告诉陆军部长史汀生先生说，在使用时要以军事目标、步兵和水兵为目标，而不是妇女和儿童。即使日本人是野蛮人、嗜杀成性、冷酷无情、疯狂暴虐的，我们作为世界的领袖，为了共同的利益不能够把这个可怕的炸弹投掷在老京城或新首都上。
他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目标将纯粹是军事性的，而且我们将发布一项警告声明，敦促日本人投降，使生命免遭涂炭。我确信他们不会接受，但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希特勒一伙和斯大林的人没有发现原子弹，这对世界来说肯定是一件幸事。这似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可怕的东西，但是可以用来做最好用途。除了表达垄断原子弹的秘密、以此进行核讹诈的决心之外，我们似乎还看到了这个人的一片善心。“以军事目标、步兵和水兵为目标”，“不是妇女和儿童”。
如要光看这节日记，好像原子弹落在广岛和长崎“妇女和儿童”的头上的暴行违背了总统的意志，不但法理难容，而且是对“圣心”的亵渎。可与事实一对照，我们却正好看到了一个口是心非的人的可耻嘴脸！
我们同时看到，杜鲁门也发现了原子弹的革命性，说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可怕的东西，但是可以用来做最好用途”。可他的那种革命性，与玻尔的革命性之间，又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星期二当杜鲁门向斯大林提到新武器时，美国的三军参谋长正和他们的苏联对手会见。红军参谋长阿列克谢·E·安东诺夫宣布苏军已经在满洲边境集结�